有一种过年叫莆田：千年古邑的年俗盛宴与文化坚守

福建莆田，这座位于东南沿海的千年古邑，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之称。然而，在中国广袤的年节文化版图中，莆田人过年的独特方式，却以一种近乎“另类”的姿态，悄然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年俗传奇——这里的人们不过除夕，而是在正月初四“做大岁”；这里的年味从腊月十六持续到二月初二，长达40余天；这里的每一场祭祀、每一出莆仙戏、每一盏红灯笼，都承载着对祖先的敬仰、对传统的坚守和对未来的祈愿。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有一种过年叫莆田”，不仅是一句乡愁的回响，更是一场活态传承的文化实践。

莆田过年的起点，并非全国通行的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而是腊月十六的“尾牙”。这一天，商家设宴酬谢员工，家家户户开始采办年货，街头巷尾弥漫着海蛎煎、红团、豆腐丸的香气。但真正拉开“莆田年”序幕的，是腊月廿三至廿五的“扫巡”——即大扫除。不同于其他地方象征性的清洁，莆田人的“扫巡”极为彻底：拆洗被褥、粉刷墙壁、清理神龛，连屋檐下的燕子窝都要小心保留，寓意“留福”。这一习俗源于明代倭寇侵扰的历史记忆。据《兴化府志》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攻陷兴化府城，百姓死伤惨重。次年收复失地后，幸存者于二月初二补过春节，后因时间过晚，遂将“做大岁”提前至正月初四，而年前的大扫除，则成为清除战乱污秽、迎接新生的重要仪式。

正月初一至初三，莆田人家闭门不出，不拜年、不串门，仅在家中祭祖、吃素。这种“静默期”在全国极为罕见，其背后是对逝者的深切缅怀。直至正月初四“做大岁”，年节高潮才正式开启。这一天，家家户户贴上白额春联——上联顶端留一段白纸不写，以示对倭难中遇难先人的哀悼。清晨，主妇们蒸制“红团”，用糯米粉包裹绿豆或糯米馅，印上吉祥花纹，染成鲜红，既是供品，也是馈赠亲友的年礼。中午，全家族齐聚祠堂，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三牲五果、香烛纸钱，族长诵读祭文，子孙叩首行礼，血脉亲情在肃穆中得以凝聚。

如果说“做大岁”是家庭的仪式，那么元宵节则是莆田全民狂欢的舞台。自正月初六起，各村社陆续举行“闹元宵”，一直持续到二月初二“头牙”。这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村庄轮值“做头”，举办巡游、跳火堆、爬刀梯、摆棕轿等民俗活动。其中尤以湄洲岛妈祖祖庙的“妈祖巡安”最为盛大。数万信众簇拥着妈祖銮驾，沿街巡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而在黄石镇华东村，一场名为“打铁球”的仪式震撼人心：壮汉赤膊上阵，手持缀满尖锐铁刺的球链，在背部反复抽打，皮开肉绽却面不改色，以此表达对神明的虔诚与赎罪之心。这些看似惊险的民俗，并非猎奇表演，而是代代相传的信仰实践，是人与神、人与历史对话的独特方式。

支撑这场漫长年节的，是莆田深厚的宗族文化与民间信仰体系。全市现存大小宫庙近3000座，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5座。妈祖、陈靖姑、杨公太师、田公元帅等地方神祇，与祖先崇拜交织成一张细密的精神网络。春节期间，各村社的“社头”（民间组织负责人）早早筹备资金、排练节目、协调人力。年轻人虽多外出务工，但春节返乡参与“抬轿”“扮神将”被视为责任与荣耀。这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力，使得莆田年俗在缺乏官方主导的情况下，依然生机勃勃。

然而，在城市化与人口流动加速的背景下，莆田年俗也面临挑战。部分繁琐仪式简化，年轻一代对传统内涵理解渐浅，一些村落因人口外流而难以维持大型活动。对此，莆田市近年来积极推动非遗保护与文旅融合。2021年，“莆田春节”成功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组织民俗展演、开发文创产品等方式，让古老年俗焕发新活力。例如，在荔城区西天尾镇后黄村，修缮后的侨乡古民居成为年俗体验基地，游客可亲手制作红团、学唱莆仙戏片段；在涵江区梧塘镇，数字化技术被用于记录“皂隶舞”等濒危仪式，建立动态数据库。

更令人欣慰的是，莆田人对传统的珍视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减。许多在外创业的莆商，每年春节必携家眷返乡，不仅为祭祖，更为让孩子“认根”。一位在深圳从事IT行业的90后莆田青年坦言：“小时候觉得跳火堆很土，现在才明白，那是我们身份的密码。”这种文化自觉，正是莆田年俗得以延续的深层动力。

从腊月十六到二月初二，40余天的年节周期，数十项非遗项目交织上演，莆田人用一场跨越时空的仪式，守护着族群的记忆与精神家园。“有一种过年叫莆田”，它不只是时间的延长，更是文化的厚度；不只是形式的繁复，更是情感的深沉。在全球同质化节日消费盛行的今天，莆田年俗以其独特的历史叙事、强烈的社区参与和鲜活的信仰表达，为中国年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样本。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年味，不在商场的促销声中，而在祠堂的香火里，在祖母手作的红团上，在那句代代相传的乡音中——“初四做大岁，莫忘祖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