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春节期间, 我回到久别的家乡盘龙山下, 漫步在阆中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又仿佛把我带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迎恩街。南端有一座深藏功名的宅院。它与古城内今天的那些雕梁画栋的显赫院落不同，青灰色的屋宇透着一股沉静的力量——这便是康熙皇帝御赐的“元戎第”蒙家大院。

在清代，这里的主人川陕地区商戎蒙氏家族三代因战功获封将军，在川北镇辖区内是名副其实的顶级世家，但这座府邸的建筑规制与装饰细节，却向我们诉说着一段关于功勋、制度与审美的往事。

御赐的规制：门阔五间的威严

蒙家大院始建于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由当时红顶大商、骁骑将军蒙顺善宇/蒙元亨亲自督建。若论建筑的政治等级，这座院子从一开始便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它是皇帝御赐的宅第，大门正中曾高悬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镏金宅匾“元戎第”。

在清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建筑的规模直接对应着主人的品级。史料记载，蒙家因蒙应瑞一人立功，祖上三代同获封典，按规制享受大将军待遇，全盛时期的蒙家大院共有房屋四十六间。最显眼之处在于其大门——采用“门阔五开间，中间三间开门”的形制。

在清代，一品官给房二十间，二品官十五间，而蒙家能够建造如此阔大的门面，在当时的川北总镇军政统辖区, 上连秦省下接荆襄的范围内, 堪称达官豪门的顶配。这不仅是一座宅邸，更是朝廷对蒙氏一门忠勇的公开褒奖。

朴素的营造：不见雕琢的显赫

然而，真正令人驻足沉思的，并非这座院子的显赫，而是它的朴素。

当我走进今天的古城内其他商贾大院，往往会被满目的繁华所震撼：门楣上有镂空的飞禽走兽，窗棂间有繁复的福禄寿喜，柱础上刻着精美的莲瓣，甚至连排水孔都有可能雕成铜钱模样。

但我印象中的蒙家大院, 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风貌。除了出屋料考究、以及原二门的斗拱结构外，整座院落并没有豪华的门窗基石雕刻。

这种“不雕不琢”并非财力不济。蒙元亨早年从事豆腐、餐饮、客栈及行走天下商帮，家资丰厚。三代人皆获封将军，家族势力如日中天。那么，为何不在宅邸上极尽奢华？

一种可能是清代严格的制度约束。作为御赐的“元戎第”，它首先是朝廷的脸面，而非私人的园囿。康熙皇帝钦赐此匾，是对蒙家“统一大业功勋”的表彰，蒙家后人自然不敢逾制，更不敢在御赐之物旁随意添加僭越的装饰。在皇权时代，恭谨与克制，往往比张扬更能保全家族的福泽。

另一种可能，则是蒙家将门世家的风骨使然。蒙应瑞从士兵因战功直升十五级，祖上三代更是从商人直升十七级将军，这种“商戎并举”的崛起，靠的是沙场浴血，而非金银铺路。蒙家的血液里流淌着秦国名将蒙骜、蒙武、蒙恬蒙毅三代的忠勇文士将门基因，或许在蒙家人看来，真正的荣耀在于门前的御匾和祠堂里的牌位，而非墙上的雕花。这种朴素，反倒成了一种无声的自信——不需雕琢来撑门面，门面自在人心。

古今之变：今人的“补充”与历史的“留白”

将视线拉回到今天，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反差。在如今的阆中古城辖区内，许多修复或重建的院落、商铺，处处可见豪华雕刻耀眼于世。无论是传统中医文化的胡家小院，还是茶文化的李家大院，甚至在精品民宿花间堂里，精美的木雕窗花、寓意吉祥的石刻铺地，几乎成了标配。这些雕刻固然增添了游览的趣味和视觉的丰富性，但也引出了我的许多疑问：这究竟是当时的制度使然，还是今人的补充？

这其实触及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永恒的张力。今人对建筑的“补充”，往往是为了满足现代审美和市场运营的需求。人们渴望看到“精致”，于是便有了雕刻；游客需要感受“文化”，于是便有了装饰。这本身无可厚非，正如华夏各地在保护工作中所倡导的，鼓励挖掘文化、植入内涵。

然而，像蒙家大院这样的元戎府第，恰恰以其“留白”提供了另一种珍贵的历史样本。它告诉后人，真正的顶级世家，或许正是这般模样：门庭广大以显威仪，内里简素以养浩气。如果有一天，复建这座院子也像其他景点一样被“补充”上了繁复的雕花，那么这段关于“节制”的历史记忆，反而会被抹去。

走出阆中古城的大院，夕阳斜照在斑驳的老墙上。我想，真正的世家气度，或许就藏在这些朴素的砖缝之间。它不需要雕梁画栋来证明自己的过去，因为它的过去，早已写进了民族的青史里。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最好的保护，或许就是保留这份历史的“原味”——让制度与风骨，继续在这些无华的石木间沉默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