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清晨六点。

窗外的运河上飘着薄雾，自行车铃声清脆地穿过石板路。这是芬娜最熟悉的早晨，是她生活了二十六年的世界。

可此刻，她坐在窗前，盯着手机里那一千多张照片，眼眶又红了。

妈妈端着咖啡走进来，看到女儿这副模样，叹了口气：“芬娜，你已经回来三天了，怎么还在哭？”

芬娜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不是难过。我是……我是生气。”

“生气什么？”

“生气我被骗了那么多年。”芬娜的声音颤抖着，“我们都被骗了。”

她把手机递给妈妈，屏幕上是一张照片，凌晨两点的上海外滩，灯火璀璨，人流如织，东方明珠塔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这是凌晨两点，妈妈。我一个人，走在街上，没有任何人伤害我。那里的女孩可以半夜穿着漂亮的裙子出门，可以放心地把包背在身后，可以在路边摊吃到凌晨三点然后自己打车回家。”

妈妈看着照片，沉默了很久。

“可是新闻里说……”

“新闻是骗人的。”芬娜打断她，“或者，至少是过时的。妈妈，我在中国待了7天，看到的和过去26年听到的，完全是两个世界。”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阿姆斯特丹安静的街道。

“他们说中国很落后，可我看到了比欧洲任何城市都先进的地铁和高铁。他们说中国人不友好，可我在街头问路，有人陪我走了二十分钟。他们说中国很危险，可我在凌晨的街头闲逛，比在阿姆斯特丹的白天还安心。”

她转过身，看着妈妈，一字一句地说：

“妈妈，我真的被骗得好惨。”

“但还好，我去了。还好，我亲眼看到了。”

时间倒回2026年1月。

芬娜·范戴克，26岁，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硕士刚毕业。她学的是跨文化研究，研究过十几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却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

从小到大，她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几乎没有一条是正面的。

小时候看电视，新闻里说中国污染严重，天空永远是灰色的，人们出门必须戴口罩。

上学后读报纸，报道里说中国人权状况堪忧，言论不自由，到处都是摄像头，每个人都被监控。

大学时看纪录片，镜头扫过中国的农村，破旧的土房、泥泞的道路、衣衫褴褛的孩子。

毕业前查旅行攻略，政府官网明确写着：“前往中国需高度警惕，当地存在扒窃、诈骗等犯罪风险，外国游客常被强迫支付高价服务费。”

就连她的教授，一个研究东亚文化多年的学者，也在课上说过：“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很低，陌生人之间基本不交流。你们如果去中国做田野调查，一定要小心。”

芬娜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信息。

它们是新闻、是报纸、是纪录片、是政府网站、是教授的话，它们怎么可能错？

所以，当她在毕业旅行计划表上写下“中国”两个字时，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你疯了？”她的男朋友马克瞪大眼睛，“去中国？干什么？吃地沟油吗？”

“我想亲眼看看。”芬娜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别的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那个被讨论了无数次的地方。我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马克耸耸肩：“随便你，但别指望我一起去。我可不想到时候被关进监狱，就因为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妈妈的反应更激烈：“芬娜，你一个女孩子，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万一出了事，我和你爸爸怎么办？你看看新闻，那里对外国人多不友好！”

芬娜没有争辩。

她只是在2026年1月20日，拖着行李箱，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起飞前，她给妈妈发了一条信息：“妈妈，我每天都会给你报平安。如果真的有危险，我马上回来。”

妈妈秒回：“一定要注意安全！晚上千万别出门！别和陌生人说话！包要抱紧！”

芬娜看着那条消息，苦笑了一下。

她不知道，这7天将彻底颠覆她过去26年建立的所有认知。

飞机降落时，是下午三点。

芬娜透过舷窗往下看，黄浦江蜿蜒流过，两岸高楼林立，阳光下玻璃幕墙闪闪发光。她想起纪录片里那些灰蒙蒙的画面，皱起了眉头。

也许只是天气好？她想。

走出廊桥，进入航站楼的那一刻，她愣住了。

宽敞、明亮、干净。巨大的落地窗外，飞机起起落落。指示牌上中英文标注清晰，工作人员穿着整洁的制服，微笑着为旅客指路。免税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有人在试香水，有人在挑化妆品，和欧洲任何一个机场没什么两样。

不，比欧洲的机场更新、更大、更现代化。

她顺着指示牌走向地铁站，一路上看到的是自动步道、直梯扶梯、智能查询屏。她拿出手机，按照攻略下载了支付宝，试着绑定信用卡，两分钟搞定。

地铁站里，她看着线路图发懵。十几条线路交错成网，密密麻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坐。

一个年轻女孩走过来，用英语问：“Need help?”

芬娜指了指要去的地方，女孩点点头，带她走到自助售票机前，帮她买了票，然后指着屏幕说：“坐2号线，到人民广场换1号线，三站就到了。”

芬娜连声道谢，女孩笑着摆摆手，消失在人群中。

坐在地铁上，芬娜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景观，脑子里乱成一团。

这就是被描述成“落后、危险、不友好”的中国？

列车平稳安静地行驶着，报站声清晰准时，车厢里干净整洁，每个人都低头看手机，偶尔有人抬头看一眼到站的提示。没有人盯着她这个外国人看，没有人试图靠近她，也没有任何让她不安的事情发生。

到站后，她拖着行李箱走出地铁口，迎面而来的是傍晚的上海。

高楼大厦在夕阳下泛着金光，街道两旁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路边的店铺亮起了灯，奶茶店门口排着队，煎饼摊前站着几个等餐的年轻人。

她站在路口，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没有想象中的煤烟味，只有淡淡的食物香气。

她拿出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妈妈，我到了。一切顺利。这里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妈妈秒回：“那就好。晚上千万别出门！”

芬娜看着那条消息，第一次觉得，妈妈的叮嘱，可能有点多余。

第一晚，芬娜没有听妈妈的话。

不是因为叛逆，是因为她饿。

到酒店安顿好后已经晚上九点。她本想叫个外卖，但发现外卖软件全是中文，根本看不懂。酒店餐厅也关了门。

她犹豫了一下，拿起手机和房卡，走出了酒店。

门口的街道灯火通明，比她想象的热闹得多。行人来来往往，有牵着手的情侣，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有遛狗的老人。

她沿着街道往前走，看到一家面馆还开着，里面坐满了人。透过玻璃窗，能看到热气腾腾的面条从锅里捞出来，浇上红油，撒上葱花，香气仿佛能穿透玻璃飘出来。

她推门进去，老板娘迎上来，看到她是个外国人，愣了一下，然后用手机翻译软件打出一行字：“吃什么？”

芬娜指了指别人碗里的面，又竖起一根手指。

老板娘点点头，比了个“坐”的手势。

两分钟后，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端到她面前。红油浮在表面，牛肉块大而软烂，葱花翠绿，香气扑鼻。

芬娜拿起筷子，她专门练过笨拙地挑起一筷子面，吹了吹，送进嘴里。

那一瞬间，她差点哭出来。

不是因为辣，虽然确实有点辣是因为太好吃了。

那种味道，她在欧洲任何一家中餐馆都没有尝到过。汤底浓郁醇厚，面条筋道有嚼劲，牛肉软烂入味，各种香料的味道层层叠叠地炸开，最后汇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感。

她埋头苦吃，一碗面很快见了底。老板娘走过来，笑着用翻译软件问：“好吃吗？”

芬娜拼命点头。

老板娘又打出一行字：“要不要加汤？免费的。”

芬娜愣住了。免费的？在欧洲，加汤？想都别想。

她点点头，老板娘端来一碗热汤，还顺手放了两片青菜。

吃完结账，28块人民币，折合欧元不到4欧。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碗让她终生难忘的面，不到4欧。

走出面馆，她站在路边，摸着微微鼓起的肚子，突然理解了网上那个段子：来中国最大的危险，是吃太饱。

那一晚，她在街上逛到凌晨一点。

去了便利店，店员微笑着帮她加热饭团；去了夜市，被热情的摊主塞了一串免费的羊肉串尝鲜；去了外滩，趴在栏杆上看对岸陆家嘴的灯火。

凌晨一点的上海，灯火通明，人来人往。

她一个人走着，没有感到任何恐惧。

回到酒店，她给妈妈发了一条消息：“妈妈，我刚在外面逛到一点。很安全，人很多，你放心。”

妈妈没回，荷兰那边是下午六点，妈妈可能在忙。

但芬娜知道，即使妈妈看到这条消息，她也不会相信。

因为在这之前，芬娜自己也不会相信。

接下来的七天，芬娜像一块海绵，拼命吸收着这个陌生国度的每一面。

第二天，她去逛了南京路。

人来人往的商业街，店铺鳞次栉比，从奢侈品牌到平价小店应有尽有。她走进一家老字号点心店，买了几个鲜肉月饼，咬一口，酥皮簌簌往下掉，肉馅鲜嫩多汁。

她想起出发前，马克说中国有“地沟油”。可如果这是地沟油，她宁愿天天吃。

第三天，她坐高铁去杭州。

进站时，她被震撼到了。巨大的候车厅里，成千上万人井然有序，广播声清晰，检票口前队伍整齐。她坐的是二等座，车厢干净，座位宽敞，小桌板可以放下电脑。列车启动，她看了一眼速度显示屏，346km/h。

她想起英国的火车，晚点是常态，速度慢得像老爷车，票价还贵得离谱。而这里，从上海到杭州，150公里，只要不到一小时，票价才70多块人民币。

邻座的大叔看她是个外国人，主动用翻译软件和她聊天，给她推荐杭州的美食和景点，还教她怎么用手机叫车。

第四天，她在杭州迷路了。

晚上逛完西湖，她想去河坊街，结果导航出了错，走到一条小巷里。她正发愁，一个遛狗的大爷走过来，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迷路了吗？”

她点点头，说出目的地。大爷想了想，比划着告诉她怎么走。看她还是一脸茫然，大爷干脆说：“跟我走。”

她跟着大爷走了十几分钟，穿过几条巷子，终于到了河坊街。大爷指了指前面的牌坊，笑着说：“到了。”然后转身就走。

芬娜愣在原地，连谢谢都忘了说。

她想起教授说过的话：“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很低，陌生人之间基本不交流。”

可这个陌生的老大爷，陪她走了二十分钟，然后默默离开。

第五天，她回到上海，去了外滩看夜景。

站在黄浦江边，看着对岸陆家嘴的灯火——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层层叠叠，璀璨夺目。江上游船缓缓驶过，船上霓虹闪烁。身后的万国建筑群灯火通明，仿佛穿越回上个世纪的上海滩。

她拿着手机拍照，一个中国姑娘走过来，用英语问她：“需要帮你拍照吗？”

芬娜把手机递给她。姑娘认真地帮她找角度，拍了好几张，还教她摆姿势：“这样，对，好看！”

拍完照，姑娘问她从哪里来。

“荷兰。”

“哇，风车之国！”姑娘眼睛亮了，“我特别想去荷兰看郁金香！”

两个人聊了十几分钟，姑娘给她推荐了第二天可以去的几个地方，然后挥手告别。

芬娜站在外滩，看着那个消失在人群中的背影，突然想起在阿姆斯特丹的夜晚。如果她在市中心遇到一个陌生外国游客，她会主动上去帮忙拍照吗？会热情地聊半天吗？

她不确定。

第六天，她做了一个实验。

她把手机放在咖啡馆的桌子上，然后去上了个厕所。回来时，手机还在原位。旁边的阿姨对她笑了笑，指了指手机，意思是“我看着呢”。

她又试了一次，这次把包也留下。十五分钟后回来，一切如故。

她想起荷兰政府的旅行警告：“在中国可能会遇到扒手，当地人会强迫游客支付高昂的服务费。”

可这七天，她没有遇到一个扒手，没有一次被强迫消费。相反，她遇到的都是主动帮忙的路人、真诚微笑的店员、热情推荐的陌生人。

第七天，临走前的夜晚。

她又去了外滩。

凌晨一点，她一个人站在黄浦江边，看着对岸的灯火，回想这七天的经历。

那些从小被灌输的印象——污染、落后、危险、不友好，一个一个被击碎。

天空不是灰色的，是蓝的。街道不是脏乱的，是干净的。人们不是冷漠的，是热情的。夜晚不是可怕的，是温柔的。

她想起那个陪她走了二十分钟的大爷，想起帮她拍照的姑娘，想起咖啡馆里替她看包的阿姨，想起面馆里送她免费加汤的老板娘，想起高铁上和她聊天的邻座大叔。

这些人，和她在欧洲遇到的任何陌生人一样善良，甚至更善良。

可为什么，她从小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故事，全是负面的？

她拿出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妈妈，明天我就回家了。这七天，我去了上海和杭州，看了很多地方，遇到了很多人。我没有任何危险，没有遇到任何坏人，没有一次被骗或被坑。”

“这里的高铁比欧洲快，这里的街道比欧洲干净，这里的夜晚比欧洲安全。这里的人，比我遇到的任何地方的人都友善。”

“妈妈，我们被骗了。被新闻，被报纸，被那些从来没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指手画脚的人。”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来过中国的外国人，都说这里和想象的不一样。”

“因为想象是别人的，而眼睛是自己的。”

回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天，芬娜经历了一场文化冲击的反向版本。

她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习惯性地拿出手机准备扫码。然后愣住了，这里没有移动支付，只能用卡或现金。

她去坐地铁，看着那慢悠悠的老旧列车，想起中国高铁的346km/h，突然觉得这票价好亏。

她晚上和朋友约饭，结束后一个人走回家。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她下意识地抱紧了包，加快了脚步。

不是因为害怕，至少不是因为今晚害怕，是因为习惯。从小被教育的习惯。

她突然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

在中国，她不需要这个习惯。在上海的凌晨街头，她可以放松地走，可以把包背在身后，可以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不用担心被抢。

而在自己的国家，她必须保持警惕。

哪个才是“危险”的国家？

第三天，她约了几个朋友喝咖啡，聊起这次旅行。

“中国？”马克一脸不屑，“你在那里没被坑？没被关起来？”

芬娜看着他，平静地说：“没有。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我凌晨一点在外面逛街，什么事都没有。”

马克笑了：“你运气好。”

“不是运气好。”芬娜说，“是那里本来就安全。”

“不可能。”马克摇头，“新闻上说的……”

“新闻是错的。”芬娜打断他，“或者，至少是过时的。马克，你去过中国吗？”

马克愣住了：“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中国是什么样？”

马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芬娜看着他的表情，突然想起几个月前的自己。那时候，如果有人跟她说中国很安全、很先进、很友好，她也会像马克一样，摆出那副“你不懂”的表情。

可现在她懂了。

懂了自己被骗了多久，被谁骗了，为什么被骗。

那天晚上，她发了一条社交媒体：

“荷兰姑娘在中国待了7天，回国后直言：我被骗得好惨！”

她在文章里写道：

“从我记事起，我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几乎没有一条是正面的。污染、落后、危险、不友好、没人权、没自由……这些词像标签一样贴在那个遥远的国度上。”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标签。它们是新闻，是报纸，是纪录片，是政府网站，是教授的话，它们怎么可能错？”

“直到我亲眼去看。”

“在上海的凌晨街头，我一个人走着，没有人伤害我。在杭州的小巷里，一个陌生的老大爷陪我走了二十分钟，只为了帮我找到路。在咖啡馆里，我的手机放在桌上无人碰。在面馆里，老板娘免费给我加汤，只因为她觉得我可能没吃饱。”

“这就是他们说的‘危险’？这就是他们说的‘冷漠’？这就是他们说的‘落后’？”

“我承认，中国不完美。任何国家都不完美。但我必须说，我看到的中国，和我听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不知道那些新闻为什么那样报道中国。我不知道那些‘旅行警告’的依据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地方是什么样，最好的办法，是亲自去看。”

“不要相信别人的嘴，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眼睛不会骗你。骗你的，永远是那些从来没去过，却假装什么都懂的人。”

文章发出后，芬娜的私信炸了。

有中国人留言：“欢迎再来！中国还有很多好吃的！”

有荷兰网友留言：“真的假的？我一直以为中国很危险。”

有准备去中国的人留言：“看完你的文章，我放心多了。”

也有质疑的声音：“你是不是被收买了？替中国做宣传？”

芬娜回复那个质疑的人：

“没收钱。没被收买。我只是说真话。”

“如果真话在你眼里是宣传，那只能说明你听到的假话太多了。”

一个月后，芬娜的冰箱里多了一样东西，她从中国城买来的老干妈和方便面。

不是多爱吃，是想念那个味道。

想念那碗在上海深夜街头吃到的牛肉面，想念那个笑容温暖的老板娘，想念那个陌生的国度带给她的震撼与温暖。

她知道，总有一天，她会再回去。

不是为了验证什么，不是为了反驳什么。

只是因为，那里有一碗面，让她吃出了家的味道。

只是因为，那里有无数陌生人，让她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

只是因为，那里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世界很大，偏见很小。眼睛很远，谣言很近。

唯有亲自去看，才能真正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