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庐富春山钟灵毓秀，富春江清流长碧，自东汉严子陵归隐耕钓以来，此地便成为高士隐逸、忠贤寄迹的人文渊薮，“严陵三高士”也随之成为富春山水最动人的文化标识。如今广为流传的严陵三高士，以严子陵钓台为精神核心，由严光、方干、谢翱三位先贤组成，他们以高隐、清节、忠烈的品格，撑起了严陵文化的精神脊梁。严光字子陵，身为东汉隐士，与光武帝刘秀同窗游学，刘秀登基之后，他不恋权位、不慕荣华，毅然归隐富春山，垂钓于严陵濑，坚守不事王侯的初心，其高风亮节为后世景仰，也为严陵人文定下了高洁的基调。晚唐诗人方干，终身不仕、栖身桐江，以清诗逸韵闻名乡里，品行端方、节操自守，北宋范仲淹守睦州时修建严先生祠堂，特意将方干配享于严子陵之侧，让这位本土隐士与千古高士同受尊崇，也让严陵高士的序列得以延续。南宋遗民谢翱，追随文天祥抗元，国破之后漂泊江湖，登临严陵钓台西台，哭祭故国忠臣，一篇《登西台恸哭记》泣血成文，将孤忠大义注入富春山水，东台严子陵、西台谢翱，一隐一忠，与方干的清逸相守，共同铸就了如今通行的严陵三高士形象，这一组合紧紧依托严子陵钓台这一地标，承载着不慕荣利、坚守节操、心怀家国的精神内涵，历经元明清至今，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桐庐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
在宋代文献记载中，严陵三高士另有一番古意盎然的组合，南宋楼钥在《桐庐县桐君祠记》里，将上古隐于桐江、采药济世的桐君，与严子陵、方干并列为严陵三高。桐君身隐而姓氏不传，不求声名、不逐浮世，被楼钥赞为隐逸的至高境界，彼时“严陵”所指涵盖桐庐全域，故而将这位地方人文始祖纳入高士之列，彰显的是桐庐地域文化的悠远源流。只是随着岁月流转，严陵的文化意象逐渐聚焦于严子陵钓台，桐君虽仍是桐庐的文化根脉，却不再归于三高士的序列，转而以医药先贤的身份，守护着这片土地的人文初心。
从宋代的古早记载，到如今的通行版本，严陵三高士的组合变迁，映照着富春山水人文符号的凝练与传承。不变的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的景致，不改的是高士先贤、清节忠魂的风骨，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各有侧重，共同沉淀为桐庐富春山厚重的历史底蕴，让严陵之风穿越千年，依旧激荡在富春江的碧波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