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时间2月20日早上10:30，圣家堂中央主塔十字架最后一段上臂被安装到位，这意味着，这座自1882年动工的建筑正式完成封顶，并以172.5米的高度，成为世界最高教堂。

在所有塔楼中，这座刚刚封顶的耶稣基督塔占据整座建筑的制高点。但这个高度并非为了炫耀，而是一种刻意的限制：在高迪看来，任何人造建筑，都不应高于上帝的创造。因此，耶稣基督塔被控制在172.5米，略低于城市附近的蒙特惠奇山。

圣家堂基金会（La Sagrada Familia Foundation）曾表示，这项跨越144年的工程，将于2026年6月迎来里程碑时刻——主体结构的阶段性竣工。

这个节点，恰好与建筑师安东尼·高迪去世一百周年重合。

按照高迪的设想，教堂由18座钟楼和塔楼组成。其中位于中央的六座塔楼以耶稣基督主塔为核心，北侧是高约140米的圣母玛利亚塔楼，另外四座塔楼象征四位福音书作者。围绕中央结构分布的，是三大立面上的12座钟楼——诞生立面、受难立面和荣耀立面各四座，对应12位门徒。这些塔楼形成教堂最外层的轮廓，也是最早完成并进入视野的部分。

随着主塔的完成，这项跨越三个世纪的史诗工程，第一次显露出接近完整的轮廓。然而，要理解圣家堂的真正意义，仍需回到它最初提出的年代——十九世纪末的巴塞罗那。

一座教堂的诞生

如同大多数欧洲城市，19世纪末的巴塞罗那正经历工业化带来的急剧变化。城市迅速扩张的同时，传统宗教秩序与社会结构开始松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圣家堂的修建被提出。

这一设想的发起者并非政治人物或建筑师，而是一位宗教书商——何塞普·玛利亚·波卡贝利亚。他在参观梵蒂冈后提出，应修建一座专门献给“圣家族”的大型教堂，用以回应工业化社会中日益加深的信仰危机。

从一开始，这座教堂就被定义为一座“赎罪教堂”。与由国家或教会主导的传统教堂不同，赎罪教堂完全依靠民间捐赠建造，其意义不在于纪念某个事件或彰显权力，而在于通过持续的建造行为，作为一种集体的忏悔与信仰表达。

圣家堂于1882年正式动工，最初的建筑师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德尔·比利亚尔（Francisco de Paula del Villar)。他按照当时常见的新哥特风格完成了最初的总体方案，并主持了地下室的设计与施工，为这座教堂奠定了最早的结构基础。

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德尔·比利亚尔根据当时流行的风格，融合新哥特元素设计的圣家堂

“我的客户并不着急”

由于理念分歧，比利亚尔在工程启动不久后便退出项目。次年，年仅31岁的新人建筑师安东尼·高迪接手了这项尚未显露规模的工程。彼时的高迪，尚未成为后来那个与巴塞罗那这座城市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的名字，他没有显赫的代表作，也尚未在建筑界享有声誉。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乃至三个世纪，将全部生命投注在这座尚不起眼的教堂上。

安东尼·高迪

修建圣家堂的44年间，高迪的其他项目也同步进行，他并未急于按照最初的新哥特式方案推进，而是将圣家堂视为一项长期试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堂的整体形态并不明确，平面、结构与装饰，都是在不断推翻与重建中逐渐成形。

为了寻找新的结构方式，高迪放弃了传统哥特教堂常见的扶壁和飞扶壁。他相信，建筑应该像自然一样自我支撑。为此，他采用了一种近乎直觉的方法：通过倒悬的绳索、链条与配重，搭建起模型，让重力自行勾勒出最稳定的曲线。这些由自然力生成的拱线，最终被转化为石材结构，构成圣家堂内部如树林般分叉、生长的立柱体系。

在高迪看来，一座教堂应当是繁复而雄伟的，是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存在。他将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传统，与新艺术风格的自然形态相结合，以《圣经》作为叙事框架，以大自然作为形式来源，刻意回避直线与平面。

在他的构想中，建筑的每一面都由成组的塔楼与孔洞构成，结构被不断分解又重新组合。从远处望去，整座教堂更像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形体，仿佛巨大的巢穴或岩体，而非由人手精确堆砌而成的建筑。

在这一过程中，圣家堂逐渐成为高迪所有建筑思想的汇聚之地。此前作品中出现的自然主义结构、材料的自由组合、装饰与功能的融合，都在这座教堂中被推向极致。这里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建筑，而是一座不断生长的系统。

面对外界对工期与进度的质疑，高迪曾回应：“我的客户并不着急”，在他看来，这座教堂的委托者并非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而是时间本身。随着工程的推进，圣家堂的建造逐渐渗入高迪的生活。建筑、工地与日常的边界不断模糊。

在圣家堂工作现场的高迪

1908年，他甚至在教堂工地一侧，为参与修建的工人子女亲自设计并建造了一所学校。到了生命后期，高迪几乎将生活安置在尚未完成的建筑之中，衣着与起居愈发简朴，逐渐远离外界的评价与争论。

位于圣家堂地块拐角处的圣家堂学校，原本是一座为参与教堂建造的工人们的子女而建的临时学校。原本计划是完成教堂后将其拆除，但由于教堂工期漫长，这座临时学校成为了圣家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这座建筑曾两次被烧毁，后分别由高迪的助手苏格拉斯和建筑师弗朗西斯·德·保拉·金塔纳于1936年和1939年修复重建。如今，这里是圣家堂及其周边高迪作品和模型的办公及展览场所，并因其特别的结构造型被公认为高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1926年6月7日，73岁的安东尼·高迪在巴塞罗那街头遭遇电车事故，重伤昏迷。由于衣着简朴、身上未携带证件，他最初被误认为是一名乞丐，直到圣家堂教区的牧师认出他。数日后，高迪去世。彼时，圣家堂仅完成了不到四分之一。除地下室与诞生立面的部分结构外，其余空间仍停留在模型、草图与未被实现的设想之中。按照他的遗愿，高迪被安葬在这座尚未完成的教堂内，而未完成，最终成为这座建筑此后无法摆脱的状态。

1925年11月30日，高迪见证了他设计的十八座钟楼中的第一座竣工，这座为纪念使徒巴拿巴而建的钟楼也成为高迪在世期间唯一一座完工的钟楼。

被战争按下暂停键

高迪去世后，圣家堂失去了唯一明确的主导意志。工程并未立即停止，但节奏明显放缓。随之而来的，不再只是建筑问题，而是时代本身的震荡。

20世纪上半叶，欧洲接连陷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金来源骤减，圣家族教堂的建造几乎停滞，但真正的断裂，发生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

在这场伴随强烈反天主教情绪的内战中，圣家堂不仅作为建筑遭到破坏，也有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共有12名曾参与高迪建筑工作的工人遇难。高迪生前最亲密的助手多梅内克·苏格拉内斯，这位在1926年后接手圣家堂继续主持建造的首席建筑师同样未能幸免。

与此同时，高迪生前留下的大量模型、手稿与设计资料被焚毁或损坏，部分工坊被洗劫，施工现场一度荒废。对于一座高度依赖模型推演与经验传承的建筑而言，这些损失意味着一次几乎无法弥补的“断档”。当战争结束，圣家堂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时，面对的不仅是修复问题，而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在失去原作者以及原始资料的情况下，这座建筑是否还能继续被建造？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两天后，一群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闯入高迪的工作室，砸碎了他的模型，并烧毁了建筑图纸。最终，在加泰罗尼亚政府文化遗产部门的阻止下，试图炸毁教堂的炸药未能引爆，教堂免遭彻底摧毁。

1939年3月，西班牙内战结束。曾担任高迪与苏格拉内斯助手的建筑师弗朗西斯·德·保拉·金塔纳（Francesc de Paula Quintana），被任命为新的总建筑师。在随后的十年中，金塔纳的工作重点并非推进新建，而是修复。内战期间受损的结构需要加固和重建，高迪留下的模型、手稿与资料也需要被重新整理、比对和归档。当时可供参考的原始材料极为有限，许多设计只能依据残存模型、碎片化草图以及参与者的口述加以推断。

被数字时代唤醒的老建筑

至今，圣家堂地下室仍保留着建筑工作室。这里收藏的模型、手稿与雕塑残件，持续为后来的建筑师提供参考，成为理解高迪设计逻辑的重要线索。自1926年高迪去世以来，圣家堂先后由7位建筑师接力主持，从高迪身边的助手，到当代依靠数字建模与工程技术协作的团队，建造过程也在断裂、修复与延续间不断调整。

圣家堂的建筑模型工作室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接力并未显著加快工程进度。直到20世纪末，圣家堂的建造才突然开始“加速”。推动这一变化的，并非理念更新，而是工具的更替。自1990年代起，计算机辅助设计、三维建模与数控石材切割技术被引入工地，那些长期停留在模型与设想中的结构，第一次具备了被精确计算和反复实现的条件。

教堂内部树状立柱的柱头“节疤”结构

钟塔内的蜗牛壳式螺旋楼梯

教堂主殿的树状立柱与穹顶衔接处

高迪通过倒悬链线，让重力直接参与设计，他在设计中大量采用双曲面和螺旋结构，这些源自自然受力的几何形式，在手工工具主导的年代显得过于复杂，难以依靠传统制图和经验施工完成，但在数字时代，它们反而变得清晰、可计算、可实现。

米拉之家阁楼里高迪设计的倒悬链线系统

随着建造节奏加快，这座长期悬置于历史和信仰之间的建筑，也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城市制度的制约。资金、许可与管理问题，成为新的难题。

老教堂和新城市的共处之道

由于圣家堂的建造始终由独立的宗教基金会负责，长期游离于常规城市行政体系之外，其法律地位在很长时间内并未被正式厘清。2016年，巴塞罗那市政府确认，这座已建造超过130年的地标建筑，从未获得过正式的建筑许可证。教堂方面回应称，高迪曾于1885年向当时的圣马蒂·德·普罗旺斯市议会递交过建造申请，但始终未收到书面答复；而该市随后并入巴塞罗那，相关行政档案亦未能留存。

这一被视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状态，最终在2019年得到制度层面的解决。圣家堂向市政府支付460万欧元，用于周边基础设施与公共交通改善，作为换取特许建筑许可的条件。自1882年动工以来，经过137年的持续建造，这座尚未完工却早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筑，终于在法律意义上获得了完整的身份。

资金结构同样构成了这座建筑的现实边界。作为一座“赎罪教堂”，圣家堂自始不接受国家拨款，长期依赖个人捐赠。直到1979年，游客门票收入才被允许用于工程建设。进入21世纪后，旅游业成为推动工程加速的关键条件。2018年和2019年，教堂的门票收入分别约为8000万欧元和1亿欧元，其中约1.1亿欧元被直接投入建造，其余资金作为预备金，以应对游客数量的波动。

这一风险在2020年迅速成为现实。疫情期间，教堂一度关闭，2021年恢复接待后，游客数量仅为往年的四分之一。基金会不得不动用预备金，维持人员工资与施工现场安全，并暂停多座塔楼的建造。原计划在2026年完成主体工程的时间表因此被迫调整。

2021年，正值疫情席卷全球的特殊时期，当全世界被迫按下暂停键，从时间中走出来的圣家堂以一束划破黑夜的柔和光芒，向每一位旅行者传递着终将重新踏足新世界的希望。12月8日晚间，沉寂无声的城市上空，一颗「伯利恒之星」被点亮。这簇闪耀于圣家大教堂顶端120米处的星光，意味着圣家堂第二高塔圣母塔的竣工，这是自教堂开工建设的139年，长达3个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图片来源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之一）。

而当圣家堂的建造进入21世纪，它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再只来自工地内部。作为一座仍在生长中的历史建筑，它开始不可避免地与一座高度密集、功能复杂的现代城市发生正面接触。工程的推进，不再只是如何建造的问题，也逐渐演变为如何与当下的巴塞罗那共存。

这一分歧在教堂正门的台阶规划上显得尤为明显。按照现有方案，通往正立面的台阶涉及周边约1000户居民和商铺的搬迁。居民、市政府和基金会之间就这一点长期未能达成一致，不少反对者认为，这个阶梯的设计并非高迪的原始设计，因此拒绝接受这种后人添加的构想。

类似的冲突，并不仅限于教堂本身。

2000年代，巴塞罗那推进高速铁路网络建设，规划中的高速铁路隧道将从圣家堂地下附近穿过。这一方案随即引发争议。反对者担心，施工振动可能影响教堂地基安全，尤其是对仍在建造中的结构构成潜在风险；支持者则认为，整个城市的基础规划无法因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而无限期让步。这项争论持续多年。最终，高铁隧道仍按既定方案推进，并采取加固与监测措施，尽量降低对教堂结构的影响。这场风波并未直接改变圣家堂的建造进程。

今天的圣家堂，既不是单纯的历史遗产，也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工程。它仍在被建造、被修订、被讨论，也被重新理解。当中央主塔即将封顶，这座持续建造了一百四十余年的建筑，距离完成从未如此接近，也从未如此复杂。

正如它一直以来的状态，圣家堂从来不只属于某个时代，而是在时代之中被不断建造、不断重新定义，并在持续变化的城市中为自己寻找位置。2026年，高迪逝世一百周年，这座建筑仍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它未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