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近代史的旅顺口,为何没撑起国家级经开区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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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旅顺白玉山的观景台,两种时空在辽东湾的海风里剧烈碰撞。一侧是百年前留存的炮台与军港,铁灰色的舰身静静泊在港湾,海风里裹着半部中国近代史的沉重与警醒;另一侧是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连片厂房,旅顺新港的集装箱龙门吊在阳光下起落,国家级经开区的牌子在渤海湾的风里,却总显得有些分量不足。

这片土地太特殊了。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坐标,“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的定论,刻进了每一寸海岸;它是京津海上门户,扼守渤海海峡咽喉,烟大铁路轮渡在这里打通了东北与华东的陆海通道;它2013年就跻身国家级经开区序列,手握深水良港、高校集群、产业龙头,背靠大连这座东北龙头港口城市,却始终在全国国家级经开区榜单里居于下游,甚至在辽宁省内,也远不及金普新区的锋芒。

它的困局,从来不是没有资源与机遇,而是始终困在军港与工厂的拉扯里,困在历史厚重与发展突围的夹缝中,困在多重身份的摇摆与体制权限的束缚里。它的沉浮,不仅是一个国家级经开区的成长命题,更是东北振兴语境下,特殊区位、特殊历史背景的区域,如何打破枷锁、找到定位的深刻样本。

向海而生:军港之侧的工业突围

没有人能否认旅顺经开区三十余年的跋涉与成绩。在这片被历史烙印深刻的土地上,它走出了一条军港之侧的工业化之路,为旅顺口这个以历史与军港为标签的城区,注入了工业与开放的基因。

故事的起点,是1992年的辽东湾。这一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旅顺经济开发区获批成立省级开发区,选址在旅顺口区西部的羊头洼港——也就是后来的旅顺新港。彼时的这里,还是散落着渔村与盐田的荒滩,没有成熟的工业基础,没有完善的港口设施,唯一的底气,是扼守渤海海峡的区位,是可建万吨级泊位的深水岸线,是背靠大连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底蕴。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注定要走一条和其他经开区不一样的路。国内绝大多数经开区,都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没有历史包袱,没有空间限制,而旅顺经开区,从一开始就要在军港管控、文物保护的框架内寻找发展空间,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平衡中,寻找工业化的可能。

三十余年过去,这片荒滩早已换了模样。如今的旅顺经开区,管辖面积26.56平方公里,形成了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船舶配套、临港物流四大主导产业,集聚了近2000家企业,是旅顺口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大连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它最硬核的底气,是轨道交通产业的全链条布局。中车大连机车旅顺基地在这里落地生根,建成了国内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具备年产1000辆城轨车辆、500台内燃机车及检修能力,大连地铁、沈阳地铁、哈尔滨地铁的多批次车辆,都从这里下线驶向东北各地。围绕这个龙头,一批轨道交通配套企业相继落地,初步形成了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零部件配套的产业集群,打破了旅顺口“只有军港没有现代工业”的刻板印象。

它的先天优势,是独一无二的港口与区位。旅顺新港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是渤海海峡最南端的深水不冻港,更是烟大铁路轮渡的北端起点——这条我国首条跨海铁路轮渡,把东北与山东半岛的铁路运输距离缩短了1600多公里,让旅顺从辽东半岛的“交通末梢”,变成了环渤海陆海联运的咽喉枢纽。依托港口优势,中远海运等龙头物流企业相继入驻,临港物流、滚装运输、保税仓储产业快速发展,2024年旅顺新港货物吞吐量突破2000万吨,成为辽南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节点。

更难得的是,它拥有东北县域里少有的科教资源。大连交通大学旅顺校区紧邻经开区,其轨道交通、机械工程等优势学科,与本地主导产业高度契合;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医科大学的旅顺校区,为区域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储备;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相关研发平台也在此布局,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在东北普遍面临人才流失的背景下,这份科教家底,是很多经开区求之不得的宝贵资源。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它也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做出了探索。在大连率先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简化审批流程,实现了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打造了专业化的招商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全周期代办服务,在东北营商环境普遍被诟病的语境下,它用实打实的举措,吸引了一批优质项目落地,为旅顺口区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这些成绩,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这片背负着历史沉重的土地,向海而生、向新而行的突围。它证明了,即便是在军港之城,即便是有严格的空间管控,也能走出一条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也能在东北振兴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夹缝里的困局:被多重身份捆住手脚的经开区

高光之下,难掩深层的困局。旅顺经开区的发展,始终没能跳出“先天有优势,后天难发力”的尴尬,它的每一步前行,都被多重身份、多重约束捆住了手脚,最终在摇摆与内耗中,错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风口。

最核心的枷锁,是军地协同的壁垒与空间管控的天花板。旅顺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军港之一,国防安全是这片土地不可触碰的底线,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军港建设与地方发展的协调机制不畅,确实成了旅顺经开区发展最难以突破的天花板。

整个旅顺口区,有大量区域被划入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可用于工业开发的土地本就极其有限,而旅顺经开区26.56平方公里的管辖面积,更是早已开发殆尽,几乎没有可用于承接大项目的连片工业用地。更关键的是,经开区紧邻军港核心区,海岸线的使用、项目的建设、甚至部分道路的规划,都需要经过军事部门的审批,流程长、限制多、不确定性大。很多临港产业大项目,尤其是需要使用深水岸线的项目,往往因为军事管控的原因,要么无法落地,要么一拖就是数年,最终不了了之。

这种先天的空间约束,是国内绝大多数国家级经开区都不曾面对的。别的经开区可以靠扩区、靠规划调整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而旅顺经开区,从升级国家级的那天起,就几乎触碰到了空间的天花板,连基本的项目落地需求都难以满足,更别说打造规模化的产业集群了。

比空间约束更致命的,是定位的长期摇摆与模糊。旅顺经开区从诞生起,就同时背负着三重身份:它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使命是发展工业、拉动经济、对外开放;它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组成部分,坐拥大量近代文物遗址,要承担文物保护、文旅发展的责任;它是军港之城的重要板块,要服务国防建设、保障军港运行。

这三重身份,每一个都政治正确、意义重大,但三者的发展逻辑却有着天然的冲突。国家级经开区要搞工业开发、要上项目、要建厂房;历史文化保护要严控开发强度、要保护遗址风貌;军港建设要严控区域开放、要保障军事安全。三者的目标不一致,导致旅顺经开区的发展战略,始终在摇摆不定。

一会儿要集中精力抓工业、搞招商,一会儿又要把重心放在文旅发展、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上;一会儿要全力服务军港建设,一会儿又要突破限制搞对外开放。这种摇摆,直接导致了发展的持续性不足:招商政策换一任领导就变,产业规划改一次定位就换,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产业优势,往往因为定位的调整而被搁置。最终的结果,是三个身份都没能做到顶尖:工业发展不及预期,在全国国家级经开区里默默无闻;文旅产业守着全国独一份的近代史资源,却只做了“一日游”的生意,留不住游客、带不动消费;军港服务更多停留在保障层面,没能把先天优势转化为军民融合的产业动能。

定位摇摆的背后,是产业发展的“有龙头无集群,有基础无升级”。旅顺经开区有中车大连机车这个行业龙头,有轨道交通产业的基础,却始终没能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龙头企业的整车制造虽然放在这里,但核心零部件的配套,大多来自大连主城、沈阳乃至长三角地区,本地配套率不足30%,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几乎只体现在了就业和税收上,没有形成“龙头引领、全链协同”的产业集群,相当于“把车间放在了这里,产业链却留在了别处”。

船舶配套产业更是如此。旅顺背靠大连这个全国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紧邻军港,本应在船舶配套、海工装备领域大有作为,却因为岸线限制、空间不足,始终没能做大做强,本地企业大多是小而散的配套服务商,没有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在大连船舶产业的版图里,始终处于边缘位置。

更令人惋惜的是,它守着独一份的军民融合优势,却始终没能把优势转化为产业成果。作为军港之城,旅顺有着先天的军民融合基础,本地企业在船舶配套、机械加工、电子信息领域,有着对接军工需求的天然条件。但因为军地协同机制不畅,“民参军”的门槛高、信息不对称、资质办理难,本地企业很难进入军工供应链,军民融合大多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上,没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项目,这份独有的优势,最终被白白浪费了。

而新兴产业的布局,更是一步慢、步步慢。当国内其他经开区纷纷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新兴赛道的时候,旅顺经开区的产业结构,始终停留在轨道交通、船舶配套等传统装备制造领域,没有培育出一个拿得出手的新兴产业集群。它守着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化物所的科教资源,却没能搭建起有效的产学研转化平台,高校的科研成果,大多在大连高新区、金普新区转化落地,近在咫尺的旅顺经开区,反而成了“灯下黑”。

比产业困局更根本的,是体制机制的僵化与权限的缺失。国内绝大多数国家级经开区,都实行“区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拥有独立的财权、事权、规划权和土地审批权,能够自主决策、高效运行。而旅顺经开区,从始至终都只是旅顺口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独立的行政区架构,戴着国家级经开区的帽子,却只有县级功能区的权限。

土地审批、规划调整、财政收支、招商政策制定,所有核心权限都掌握在旅顺口区政府手里,经开区管委会没有自主决策权,很多招商项目,谈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到了落地的时候,却因为权限不足,协调不了土地、兑现不了政策,最终只能不了了之。更尴尬的是,在大连的发展格局里,金普新区是国家级新区,是全市发展的重中之重,政策、资源、项目都优先向金普新区倾斜,旅顺经开区不仅拿不到优先支持,还要和金普新区在招商上同质化竞争,在政策、权限、空间都全面落后的情况下,根本没有竞争优势,最终只能捡一些金普新区筛剩下的项目,很难引进高质量的龙头项目。

权限不足、体制僵化,最终导致了营商环境的短板。虽然它也推出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但在行政化的体制惯性里,“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的问题依然存在,审批流程繁琐、部门推诿扯皮、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很难引进外来企业,就连本地培育的优质企业,也有不少选择搬到了政策更优惠、服务更高效的金普新区。

多重枷锁之下,是人才的持续流失。它守着三座高校的大学城,每年有上万名毕业生走出校门,但真正留在旅顺经开区的,少之又少。年轻人要么去了大连主城的高新区、金普新区,要么离开了东北,本地能提供的,大多是流水线工人、基础操作工的岗位,高端研发、管理、设计类岗位极度稀缺,就算给出补贴,也很难留住高端人才。一边是大学城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一边是产业发展的人才缺口,这种“守着粮仓饿肚子”的尴尬,正是旅顺经开区困局的最直观体现。

破局重生:别让历史的厚重,变成发展的枷锁

困局摆在眼前,却并非无解。旅顺经开区的根本问题,从来不是没有优势,而是没有把独有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能;从来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在身份的摇摆中错过了机会。它的破局之路,从来不是推倒重来,更不是照搬其他经开区的模式,而是要厘清定位、打破壁垒、激活体制,把历史的厚重变成前行的底气,把独有的优势变成差异化的竞争力,真正找回国家级经开区的初心与使命。

破局的第一步,是打通军地协同的堵点,在守牢底线的前提下,释放发展空间。国防安全是不可触碰的红线,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军港与地方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完全可以实现共生共荣、双向赋能。

当务之急,是建立市级层面的军地常态化协调机制,由大连市政府牵头,联合驻军单位、旅顺口区政府、旅顺经开区管委会,搭建军地协同发展的沟通平台,统筹军港建设规划与地方发展规划,在不影响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合理释放可用于产业发展的岸线资源和土地资源,破解空间不足的核心难题。同时,要建立军地项目联合审批机制,简化审批流程,明确审批时限,减少项目落地的不确定性,让企业不再因为审批壁垒望而却步。

更重要的,是把军港的优势,转化为军民融合的产业优势。要依托旅顺的军港底蕴,搭建东北首个军地协同的军民融合产业服务平台,建立军工需求发布、企业资质办理、技术成果转化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降低“民参军”的门槛,帮助本地企业对接军工供应链。要规划建设专业化的军民融合产业园,重点发展船舶配套、海工装备、电子信息、特种材料等军民两用产业,把先天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打造全国领先的军民融合产业高地——这是其他经开区抢不走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旅顺经开区最该走的差异化赛道。

破局的第二步,是彻底厘清定位,告别摇摆不定,锚定核心赛道。旅顺经开区不能再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做不好,必须明确:国家级经开区是它的核心身份,发展产业、拉动经济、扩大开放是它的第一要务,历史文旅、军港服务是它的特色优势,要服务于核心定位,而不是互相冲突、彼此内耗。

锚定了核心定位,就要告别产业的同质化竞争,找到属于自己的差异化赛道。大连金普新区的核心是石化、汽车、高端装备,高新区的核心是软件、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旅顺经开区就要避开正面竞争,聚焦自己的优势赛道,集中所有资源打造长板。要把轨道交通产业做深做透,围绕中车大连机车这个龙头,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吸引上下游核心配套企业落地,把本地配套率从30%提升到70%以上,打造东北亚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全产业链基地,真正把龙头优势转化为集群优势。要盘活旅顺新港的区位优势,围绕烟大铁路轮渡,打造环渤海陆海联运枢纽,发展临港保税物流、大宗商品交易、冷链物流,把港口的流量,真正转化为产业的红利,而不是“酒肉穿肠过,红利留不下”。

对于文旅产业,要放弃“用旅游替代工业”的幻想,走“文旅+工业”的融合发展之路。依托旅顺的近代史资源,打造红色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同时开放中车轨道交通基地、旅顺新港的工业旅游线路,把历史文旅与工业文旅结合起来,把“一日游”变成“多日游”,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收入,让文旅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加分项,而不是工业发展的绊脚石。

破局的第三步,是激活体制机制,把国家级经开区的政策红利,真正释放出来。“国家级的牌子,县级的权限”,是旅顺经开区发展的核心堵点之一,不打破体制机制的枷锁,所有的发展规划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当务之急,是推动旅顺经开区的体制机制改革,赋予它与国家级经开区相匹配的管理权限。要借鉴全国先进经开区的经验,推动“区政合一”改革,赋予经开区独立的财权、事权、规划权和土地审批权,实现“区内事区内办”,让管委会从繁琐的行政协调中解脱出来,专心做好招商引资、产业培育、企业服务的本职工作。如果短期内无法实现“区政合一”,也要推动市级层面出台专项政策,赋予经开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市级直报、绿色通道”的审批机制,破解权限不足的难题。

同时,要推行“管委会+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剥离管委会的市场化运营职能,组建专业化的园区运营平台公司,负责园区开发、招商引资、产业培育、资本运作,用市场化的机制,打破行政化的僵化体制。要组建专业化的招商团队,按业绩定薪酬、凭能力定岗位,打破“铁饭碗”,激发招商活力,真正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更重要的,是把优化营商环境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要打造诚信政府,不折不扣兑现招商时承诺的优惠政策,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给企业稳定的预期。要全面复制推广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的制度创新成果,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真正实现“无事不扰、有事必应”。要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国企、龙头企业完全平等的待遇,支持本土中小企业发展,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有梯队、有韧性的产业生态。

破局的第四步,是深化产学研融合,打破“灯下黑”,把科教资源转化为创新动能。旅顺经开区守着大学城,却留不住人才、用不好成果,核心问题在于产学研融合没有落到实处,高校的科研方向与本地的产业需求脱节,没有形成“研发-转化-产业化”的闭环。

要主动对接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化物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建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成果转化中心,围绕本地主导产业的技术需求,开展定向研发,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本地企业的产品和产能。要深化产教融合,和高校共建产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根据产业需求定制化培养人才,让高校的毕业生,能够直接对接本地企业的岗位需求,真正实现“本地培养、本地就业”。

要出台更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不仅要给高端人才住房补贴、创业扶持,也要给普通的大学生、技术工人相应的补贴,解决他们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的后顾之忧。要打造年轻人友好的创业环境,建设创新创业孵化园,支持大学生、青年人才在本地创业,把大学城的人才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创新动能,告别“守着粮仓饿肚子”的尴尬。

破局的最后一步,是打破区位壁垒,真正融入大连主城的发展大局。旅顺经开区距离大连主城只有40多公里,地铁12号线早已通车,本该是大连主城产业外溢的核心承载地,却因为交通不畅、协同不足,成了“近而不融”的边缘区域。

首先要解决的,是通勤的痛点。要推动地铁12号线优化运营,增加班次、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开通直达大连主城的快速公交,打造大连主城与旅顺经开区的半小时通勤圈,真正实现与主城的同城化。只有通勤通了,人才、资金、资源才能顺畅地流动起来,旅顺经开区才能真正融入大连主城的发展格局。

更重要的,是与大连主城实现错位发展、协同互补,而不是同质化竞争。要主动对接大连主城的产业规划,承接大连主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临港物流等产业的外溢,与金普新区、高新区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而不是互相抢项目、打价格战。要主动融入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与山东半岛的烟台、威海等城市深化合作,依托烟大铁路轮渡,打造环渤海产业协同的节点城市,把扼守渤海海峡的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开放发展的动能。

尾声:历史的底气,该是前行的动力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这片土地,曾见证过近代中国的屈辱与抗争,也承载着中国人向海图强的初心与梦想。历史的厚重,从来不是发展的枷锁,而是前行的底气——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更懂得开放的重要性,更明白发展的意义。

旅顺经开区的困局,从来不是东北振兴大环境的问题,而是自身定位、体制机制、发展路径的问题。它手握深水良港、产业龙头、科教资源、军民融合四大独有的优势,背靠大连这座东北龙头城市,只要能厘清定位、打破壁垒、激活体制,把独有的优势转化为差异化的竞争力,就一定能走出夹缝里的困局,重新撑起国家级经开区的荣光。

渤海湾的潮水,年复一年拍打着旅顺口的海岸,它见证过历史的风云变幻,也必将见证这片土地的新生。当旅顺经开区能真正放下身份的摇摆,打破体制的枷锁,把历史的厚重变成前行的动力,这片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土地,一定能在东北振兴的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突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