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榆 皖江第一时间

我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从小到大一直在这里生活。长辈们不止一次跟我讲，这里是最适宜生活的地方。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便会下很大的雪。有一年除夕夜，雪花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第二天清晨，积雪已没过了我的膝盖。2008 年雪灾那年，积雪更是超过了我的胸部，那时我甚至心想，要是我会游泳，说不定能在雪里畅游一番。小时候，我一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清晨 5 点钟就会起床。和当地的其他小朋友不同，我晚上睡得很早，直到初中，我都没超过 9 点睡过觉。我不喜欢待在室内，所以早上起来后，我就会出去走走，打打篮球。楼下小卖部的小伙伴常常在早上 5 点半就被我叫醒一起出去玩。现在回想起来，有我这样的朋友，对他来说或许是种“折磨”。不过他妈妈倒是很满意，觉得有个朋友早上喊他出去运动，能起到减肥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场景大多发生在夏天，因为冬天大家都起不来，我自然也找不到人一起玩。我们这儿的夏天酷热难耐，热到傍晚运动完后，喝红色尖叫都不觉得难喝。小时候，一般是爸爸买一瓶蓝瓶的，我们两人分着喝。

这便是我小时候对无为季节的全部印象。而春秋时节，就不得不提及无为的教育。毫不夸张地说，教育是无为的命脉。在无为，无论走到哪里，三句话都离不开教育和成绩，而我认为，成绩才是大家更为关注的。“这次排名下降了，我都要急疯了”“哎呦，不行哦，说起小孩子的成绩我就头疼”“你家小孩真厉害”“一天到晚打游戏，这可不行”“没有自制力”。这样的对话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买菜时、散步时、吃饭时、进小卖部时，总之，探讨成绩的人能出现在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场景。在这个地方，小孩的成绩就是一切，是家长的脸面。这里对教育，或者说对成绩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的春秋时光，基本是在学校里度过的。日复一日的广播体操、写不完的作业，再加上良好的作息，竟让我考入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无为中学。所有无为的学生从小就被告知：只要考上无中，那半只脚就迈入了大学。这句话其实还蕴含着另一层含义：不仅能上大学，还能给父母长脸。这并非夸大其词，无为中学的校服在无为就像一张金色名片。菜市场卖菜的老头老太太要是穿着“退休”下来的无中校服，当天肯定会有家长说：“你家小孩是无中的啊？毕业了呀，真厉害。”毫不夸张地说，在无为，没几个人认识清华北大的文创衣，可人人都认识那件迭代了好几次的蓝色红标冲锋衣。前几天和一位正在中科大读力学研究生的高中同学聊天，他女朋友是合肥八中的老师，他了解了省会城市的教育后，竟认为无为中学是安徽最好的学校，甚至觉得只有太和的两所高中能与之抗衡，这挺有意思的。我对无为中学有着深厚的感情。2017 年，我进入无中，恰逢这一年无为中学校长换届，原来的刘萍校长调到县里做领导，徐晓兵校长接过了无中这张无为金名片的“烫手山芋”。后来，从无中之前的学生和老师那里了解到，刘校长是一位好校长。听说无中的一项传统就是刘校长推动形成的，即试卷成绩必须在考后一天给到学生，若人手不够，刘校长作为语文老师，甚至会亲自判理综试卷的选择题。虽然现在都是答题卡智能阅卷了，但能得到师生如此高的评价，我觉得她至少是一位负责的好老师。在刘校长在位的最后一年，也就是 2016 年，无为中学出了一位安徽省高考状元。全县为此欢呼雀跃，这份成绩对于县中来说，着实来之不易。而徐校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接过接力棒，压力可想而知。

徐校长一上任，便对无为中学的多项制度进行了改革。虽不能说全面向衡水模式学习，但至少是将全校的各项任务向教学倾斜，对可能影响学生学习的项目能砍则砍。对于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当时更多的是不理解但照做，至于赞不赞成，我心里一直打问号，或许那时的想法为我后来从理科转法学埋下了伏笔。首先，上学必须穿校服、戴校牌，且校服要穿全套，里里外外都不能少，校牌也必须佩戴，但凡有一项没做到，就别想进学校，只能回家。其次，无中原本有个大课间，学生可以去校食堂买吃的，一般烤肠加 AD 钙是标配，后来大课间变成了整齐划一的衡水式跑操，食堂大门也被锁上了。再者，整顿改革学生会。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无中学生会是干什么的，听学长学姐说，这似乎是个没什么用的组织，没什么事做，甚至还不如为数不多的社团。最后，体现在细节上，原来晚自习有眼保健操和结束音乐，结束音乐还是八音盒版《鸟之诗》的开头一小部分，也被砍掉了，这让我非常生气。后续还推出了各项制度，如建立学生会各种部门、年级学生会、静学专思九标准、入校即静入座即学等，我猜测，这些大概都是为了提升学生成绩而设置的。我之所以对这些细节制度记得这么清楚，并非因为我每天写日记，而是因为这些制度的后续执行我基本都参与过。在学生会改组重建前，每个班要出一个人加入学生会，我们班没人愿意参加，当时我作为班长，再三确认没什么事情后“自愿”加入了。然而，紧接着就是学生会的改组重建，重新选举新学生会主席。当时的团委书记指定了几个人作为主席候选人面试，现在我才知道，这个面试采用半结构化形式，由 3 位考官组成委员会，他们会报固定题目并现场追问。在无为中学还没有课间跑操时，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学生会主席，现在无为中学要组织大课间跑操活动，有班级同学一直练不好，你如何处理？”我几乎忘了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大概说了些利用课间时间组织跑操并固定训练程序之类的话，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事实上，我顺利通过了面试，进一步筛选出 6 个人，接着要在全校师生代表面前演讲，由老师和学生共同投票选出主席。最终，一共 300 多票，我得了 111 票，将近三分之一的票数，当选了无中有史以来第一个高一上学期就做学生会主席的学生。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很多人面前脱稿演讲。在这样一个注重教学的学校当学生会主席，说难也不难，因为除了学习，几乎没什么别的事情。但也没想象中那么简单。学生会改组后设立了纪检部、体育部和卫生部，听起来很“官僚”，从进入社会的角度看，和小孩子过家家没太大区别。说白了，这三个部门的作用就是查校服校牌、查跑操整齐度和是否缺人、查晚上班级卫生。这三项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首先，必须评选出不同等级的班级，以卫生为例，有“最清洁”“清洁”和“不清洁”三个选项。按照当时的卫生情况，绝大多数时候没必要评出“清洁”这个选项，但又不能总给最好的评价。这就导致有些工作必须吹毛求疵，让班级的卫生工作做到能力范围内的极致，比如用毛巾擦窗户会留水渍，那就用报纸擦毛巾擦过的水渍，这样玻璃就非常干净。没这么做的班级，在对比之下只能评为“清洁”。当时“内卷”这个词还没盛行，现在回头看，这就是内卷。同时，在这个成绩几乎衡量学生一切价值的地方，有些成绩好到能上清北的同学，即便没带胸牌进校，甚至和保安发生冲突，也不会受到任何处罚。因此，我也得罪了不少人。这就是第二个挑战——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干什么工作都行，一定要珍惜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千万不要忘记这点”，这是《半泽直树》里的名言，这部电视剧我看了 3 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悟。这句话理解起来不难，很多书都有写，但真正做起来却很难，我也不好说。在我看来，这世界上很多事情并非非黑即白，很多观念和看法会随着接触的世界越来越广而不断变化。总之，在和不同同学打交道的过程中，确实锻炼了一些和读书不太一样的能力。

同时，在这个以成绩衡量学生价值的地方，我也遇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人。高中三年，我经历了 3 任不同的班主任，三位老师在不同方面给了我启发，我没必要说哪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但他们都具备优秀教师的素质，那就是善于发现学生的潜质。或许正是他们培养了我在这种环境下仍保持思辨的精神，我真心觉得这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想法，后来报志愿时，我没有选择计算机等热门专业，而是选择了法学专业，进入了四非院校，没能上高中时憧憬的 985、211 院校。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我都很感谢无为中学，让小县城的学生也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20 年，因疫情，多年的高考常例被打破，我参加了当年 7 月的高考。那年高考，我理科综合考了 280 分，但数学只考了 105 分，在全校排名倒数。数学失利，确实有监考老师的因素，比如让我把放在右手边的草稿纸必须放在试卷下，否则就说我作弊；副考官一直在边上转圈看我的试卷；主考官一直盯着我看。当场被那句“你再把草稿纸放在右边，我就说你作弊了”吓到了，时隔多年，现在想想，我觉得应该反思为什么当时不提出质疑。高考后，我想向教育局反映情况，但爸爸出于维稳的想法没让我去。时隔 6 年，此事早已不了了之，是福是祸我也不好评价。但如果当时数学正常发挥，考 130 分左右，我大概率会选择在厦大分数线附近的学校继续读理工科，或者去中国政法读法学，命运或许就此改变。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随机。但我从不把本科考入华东政法大学归结为高考失利，反而觉得考入华政才是展示实力的开始。很多人都说自己高考没考好才来到某某学校，我当时就在想：“这么厉害怎么不在华政拿第一？”事实证明，高中成绩好坏在大学这个“小炼丹炉”里没太大作用。实际上，学历在社会里也只是作为门槛之一的过眼云烟。就这样，我来到了上海。除了之前聊过的在华政遇到的不同人群，在这里我还经历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从小到大第 5 次离开无为、离开镇上，并且是独自一人来到上海。在这里，除了遇到一些“天龙人”和令人不悦的事，也遇到了一些给我很大帮助的人，不过后面我要说说华政的“坏话”，所以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在这里我遇到了对我很好的老师，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学校的行政能被称为“非常好”，那这个大学一定不会差。但事实上，网络上哪怕是清北这样的学校，都很少有人夸自己学校的行政。华政也是如此，在行政方面实在没什么值得夸赞的。“你干什么工作都行，一定要珍惜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在华政办事基本要靠人来推动，没有老师的协助，办事寸步难行。所以，除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尽量避免参与任何需要校内行政跨部门合作的事情。这里说一件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毕业前夕，我和室友在食堂吃饭，记得吃的是酸菜鱼，里面有豆腐泡，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豆腐泡都发黑了一半。这可能是油炸氧化，也可能是霉变，总之情况就是这样，我比较谨慎。一般来说，如果在外面的店遇到这种情况，店家处理起来很简单，换一碗就行，如果没有明显霉变味就送去检测。但当遇上公权力机关时，维权变得无比复杂。我们先找了食堂负责人，负责人约好第二天来，之前有同学给我打过预防针，知道她会说什么，但当那句话说出来时，我还是被震撼到了：“学校教你们学法不是让你们对抗学校的。”至于找辅导员之类的，都是老生常谈的话术，这种不围绕争议本身解决问题，只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态度实在令人厌恶。当然，华政学生起诉学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当天我们要求见领导，她以领导在长宁校区为由拒绝了，我说我现在可以去长宁找他，她说打电话问问领导。第三天，和后勤管理处的负责人见面，但我知道，后勤管理处的负责人当着我的面给当天骂我的人打电话狠批了一顿，这只是领导平衡关系的手段。他心里大概在想：我电话也打了，人也骂了，你还能说什么，回去哪凉快哪待着去吧。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后来，我毕业以后再去食堂吃饭，发现那位说出“学校教你们学法不是让你们对抗学校的”的负责人已经不再担任食品监督员一职，但我一直保留着这句话的录音。前些天，我得到了一个我认为对这句话很好的回复：“那是对抗谁的？”

在上海，我从厌恶到喜欢这座城市，都源于华政。毕竟对本科学校又爱又恨才是真爱。本科毕业以后，我还是经常回华政看看，和老师们聚一聚，感恩华政和那些很好的老师对我的帮助，也让我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回上海工作。喜欢上海，首先是因为这座城市非常包容。在这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就像上海的城市精神一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在这里，大概率不会因为个性被排斥，也大概率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小圈子。刚到上海时，我担心会有排外现象，实际上我并没有遇到。和北京相比，上海的排外现象比较少。比如来上海之前，很多人说上海人说上海话是排外，但我在上海很少遇到有人在我这个“乡毋宁”面前说上海话。只遇到过一次，是一个老年人问路用的上海话，我估计他是不会说普通话。回头想想，其他地方的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也是普遍现象，这并不能说明上海人排外。而且，现在会说方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像我这样熟练掌握无为话的年轻人在 10 后中已经很少见了。上海话也是如此，我很多上海的同学只能听懂上海话，但已经不会说了，甚至有些只能听懂大概。这对于城市文化的保留和发展并非好事。在华政的 4 年，虽然有 3 年都在疫情中，但的确大大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和见识，这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有提及。2024 年秋天，我到了北京，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学校之一读书。第一次在北方城市生活，至今我还是不适应北方的生活。也可能是 2025 年给了我这个南方人一点小小的“北方震撼”，3 月下雪，4、5、6 月杨絮、柳絮、暴风、沙尘暴、雾霾纷至沓来，7、8、9 月暴热，10 月上旬有半个月秋高气爽（两个星期），北方十分舒服（但要忍受犹如化粪池爆炸的银杏果腐烂的气味），11 月到次年 2 月北方开始开暖气，诚然室内很舒服，但室外能把人冻成冰棍。在这样的气候折磨下，我对北京实在没什么好印象。更何况我住在距离学校教学楼 4 公里左右的地方，每天上学通勤很困难。北京的交通也很“神奇”，坐地铁到哪里都要一个多小时及以上。而且，客观地说，北京的交通环境比上海差，机动车从来不让人。上海是我见过的为数不多的车见人老远就减速停车让行的文明城市，见到不让人的基本上都是外地车，这是事实。可以说，无为的交通环境和北京相比毫不逊色。另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是骑电瓶车是否戴头盔。在北京，除了外卖小哥，基本上见不到人戴头盔，但在上海，绝大部分人都戴头盔。我一直很奇怪，公法为什么要管戴不戴头盔这件事，如果因为个人没戴头盔出了交通事故，说明此人在道路上自负风险，这和老头老太在篮球场上跳广场舞被撞到应该属于同一个法理。最近我得到了一个还算有道理的解释：没戴头盔要是被撞死了，交强险赔付上限不足以赔偿，会导致死者家属起诉，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公法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因此规定骑电瓶车必须戴头盔。这让我想起了在无为因没戴共享电动车的头盔被警告，交警还把车筐里的头盔扣在我头上的经历。交警执法时程序错误太多，这是基层执法的通病，每一项都可以作为行政复议的点去复议。我本想去申请行政复议，但和爸爸商量后，他把我要行政复议的行为定义为“没有任何意义”“格局非常小”“书生气太重”。为避免爆发更激烈的争吵，最终我也没去行政复议。县城的工作人员对法律适用的把握不够专业也可以理解，总归希望未来能朝着更规范文明的方向进步。当然，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不戴头盔。那天晚上我出门时，那辆共享单车还停在那里，我拍了张照片，车筐里不出所料又被人加了些“小料”。头盔和车连在一起，没有和下颌绑在一起的带子，里面还放着一杯不知道谁扔的奶茶。这样的事情在小县城很常见，但就是这样被定义为“没有意义”的事情，需要一些较真的人去做。本科时陈越峰老师遇到类似的事情就去起诉并胜诉了，当然有些网民觉得这是在作秀。但没有这样较真的人，社会就无法进步。想到江平先生的“法治天下”，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太对。我只能希望心中仍有正义和理想的法律人继续前行。“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这是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最后一句话。工作以后应该就不会聊这些东西了，趁年轻先聊完。这大概就是我现在对这几座城市的印象，简单而单纯，停留在我能接触到的四季和唯一的小社会——学校。不过，到了大学以后，我才对无为的春秋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观察。家乡的天空常常雾蒙蒙的，空气质量常年 130+，在北京、上海能跑步的季节，在家乡却不能跑步，只要稍微跑 5 公里以上，嗓子立马就干涩得受不了。偶有几天空气清朗，才觉得家乡才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无为是个神奇的地方，90 年代它归属巢湖地区，后来归属巢湖市，再后来巢湖市被合肥市“充炸”后，无为县被划归芜湖市，其地理位置处于长江北部沿江，2019 年无为升级为县级市。无为人在外确实很厉害，我看过很多关于无为的帖子，大多都在说无为人的丰功伟绩，像王传福的比亚迪、赵定的赵一鸣、王琦的琦王花生等，都是大众耳熟能详的品牌。我从来不吃三只松鼠，但本科室友爱吃，大一时在文汇路买三只松鼠时，我惊讶地发现三只松鼠的厂就在无为，就在高铁站边上。我跟室友说：“这玩意儿我在家不吃，到上海来吃，太奇怪了。”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在外求学的学子来说，最应该感谢的是无为的电缆企业以及其他默默为无为高铁站作出奉献的业务员和无为政府的公务员们，他们为学生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虽然目前除了 G7725/7728 次高铁外，还没有东西向直达上海的列车，但县城有高铁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至于芜湖，我发现在外较有成就的无为人很少说自己是芜湖人。一方面，老无为划归芜湖的时间比较短，从归属感上来说，有乡土情怀的人很少认同自己是芜湖人；另一方面，令人不适的是，无为处于长江北部，芜湖处于长江南部，我有些同学考进芜湖的单位后，进门就被称呼为“江北佬”，这种带有明显地域歧视的词希望以后能少一些。我自己曾经参加过某协会的年会，遇到一位律师直接说：“你们无为还是在江北诶。”当时我很疑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句话，现在回头一想，原来是有隐含的恶意在里面。不过我相信，这只是少部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恶意，对于厉害的无为人来说，没必要在意。写到这里，两只鸟停在了对面的屋顶上，很多鸟飞到了老屋的屋檐上，它们好像是最近才来的，又好像以前也在这里，只是我以前从没发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