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还在读大学的我第一次到香港。人潮汹涌中，我与朋友经旺角、油麻地穿到尖东，按记忆中港片的图景一一索骥，填满“油尖旺”的拼图。到达尖东时，夜色降临，我瞥见一个巷子悬挂的招牌，先是边缘的灯管闪了一下，再一节一节接上电流，像城市在缓慢地恢复呼吸。不多时，这个城市的霓虹便次第点亮。其中一块灯牌属于大富豪夜总会，当时它被视为香港最大、最豪华的高端夜总会之一。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一个多月后，它将与过去同样享有盛名、但早已结业的新杜老志、中国城等夜总会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电影《夜王》的故事从这时、这里开始。故事里，东日夜总会被收购后，经理欢哥（黄子华饰）与前妻V姐（郑秀文饰）被迫合作，带领女公关团队应对财团操控的危机。新任CEO V姐强令欢哥与女公关团队转型，随着业绩渐有起色，两人发现背后财团企图关闭夜总会的阴谋，联手发起最后的反扑。

这部正月初四上映的香港电影在内地先是在两广地区排片，几天便收获了高票房和高口碑，被称为“春节档该有的样子”，随后进入全国院线。

电影《夜王》海报

“非正式中枢”

尖东曾经象征香港夜经济的野心：高消费、强仪式、重面子、重场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日式夜总会成为夜经济最重要的形态之一。尖东一带大规模夜总会聚集，装潢奢华、等级分明、消费高昂，名流、富豪、商界人物频繁出入。夜总会在很长时间里承担着一种特殊的城市功能：它是商业社会的“非正式中枢”。

白天的香港依靠制度、合同和效率运转，夜晚则容纳人情、默契与试探。很多话不适合在写字楼里说得太直白，却可以在包厢里慢慢铺开，很多关系无法写进合约，却能在一晚又一晚的往来中被确认。夜总会正是这种灰度空间的集中体现。它高度有序：服务流程、座次安排、消费结构、陪侍规则形成一整套成熟系统，这些规则也不写在纸面上，依赖经验与长期互动维系。

在《夜王》的故事里，一段行将散场的夜生活被重新点亮。它没有制造猎奇感，也不旨在复刻纸醉金迷，而是把一个行业在衰退期的气味、秩序与疲态拍出来，把城市记忆中闪亮的霓虹牌匾举回观众眼前，告诉大家：香港曾经如何在夜晚运作，如何在霓虹灯下把商业和情绪同时安置好，又如何在时代更迭中一点点失去这个“夜间会客厅”。

导演吴炜伦接受采访时称，故事背景选择在2012年是因为那时那个行业还在运作，但已经开始有彷徨，“这种感觉同现在的香港有一点点相似。”

2012年正是夜总会“还能维持体面”的尾声。香港夜总会的衰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多重结构性力量叠加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掷千金”的风气不再；江湖社会向现代法治商业社会转型，黑帮势力消退；狗仔队的发力使达官贵人不再愿意公开现身；澳门及其他地区分流了高端夜间消费；更具决定性的变化来自技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客人与从业者可以直接联络，夜总会赖以存在的“中介结构”被击穿。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关系调度与人情往来之上的行业，在透明化与科技化面前迅速失效。

从表面看，夜总会热闹仍在，但维持得越来越费力，像一场必须按时完成的演出。在夜总会大厅里，客人依然能看到星星状灯泡拼成的“星光顶”，能看到红色半圆皮沙发、黑色光面茶几、热毛巾与骰子的仪式性摆放，能看到果盘与啤酒被当作“象征性消费”端上来，但包厢与舞池之间不再被人潮和脚步填满。

电影《夜王》剧照

这衰落也可以视为城市结构变化的缩影。当客源被北上消费、澳门分流等改变后，传统夜总会不得不“放低身段”，与过去“动辄几万”的豪气形成鲜明对比。夜总会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要靠价格、促销和更直接的竞争去维持生存。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种做生意方式的改变。以前靠人情与熟面孔维系的夜晚，如今必须被写进报表、成本与风险模型里。过去夜总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承载了灰度；而当城市管理越来越强调透明、可监管、可度量，灰度空间必然收缩。

《夜王》没有把夜总会拍成“坏地方”，也没有把它拍成“好地方”。它拍的是一种香港式的现实：世界在变，人只能在夹缝里继续做事——继续把灯开着，继续把客人迎进门，继续让笑声出现，直到某一天门真的关上。

吴炜伦认为，他怀念的不是夜总会，而是“冇落闸嘅步骤”——以前尖沙咀几乎没有铺头落闸，一间倒下很快有人顶上。而现在，“十间铺有八间落闸”。拍戏时，他想重现当年的街景，却发现根本做不到，因为现实的街道已经空了。

当女性不再只是被观看

夜总会题材最容易踩的坑，是把女性当作欲望的符号，或者当作男性世界的奖品与背景。显然，这种书写方式无法回应现实，尽管它几乎是过去的惯用模式。《夜王》在这一点上做了关键调整：女性角色被放回“行业结构”中，而不是被放在“男性目光”里。影片中的女性不再只是被观看者，而是规则的理解者、执行者与承受者。

夜总会不是只有男性的江湖，女性从业者一直在其中承担着情绪管理、关系协调与风险判断的工作。郑秀文饰演的V姐不是一个姿态化的“强势女性”。郑秀文认为，自己的角色不应该只是“叉着腰站在那里”的霸气女总裁形象，而需要更多层次。她主动提出增加与其他女演员的对手戏，“夜场不只是男人的世界，里面有好多女人，其实她们都好有判断力，好清楚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她强调，V姐“不是靠大声或者姿态去压人，而是靠经验同判断”。

电影《夜王》剧照

夜总会中有一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客人、从业者、管理者之间共生又竞争，情绪的捕捉、关系的打点、内部的分配与协调，都是“工作”，而不是凭直觉行事。

当行业进入衰退期，这种关系的复杂性会更突出：客人减少，竞争加剧，成本上升，促销更频繁，“谁能抢到生意”变成生存逻辑。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对“夜总会”这个词本身就有距离感，更倾向于用“PR”等更体面的说法来重新包装工作内容；行业对人的吸引力下降，也意味着女性从业者的处境更不稳定。

《夜王》把女性写成结构中的行动者，就让夜总会题材从旧港片的“声色”叙事里跳了出来。女性角色不再只能被动承受，而是能够判断局势、理解规则、作出选择。更关键的是：她们的清醒不是“现代价值观的硬塞”，而是行业经验自然导向的结果。

于是，在电影中，讲话有口音的葵芳为了自己的病父背上一身债天天努力打工；一直想着能下海的保洁员结衣其实精通多种语言；Mimi看似冷峻其实重情重义；酒量惊人长相靓丽的Coco面对富二代，能立定喊出“你是尖东太子峰，我是东日Coco姐”，扔掉进入豪门的梦……故事的最后，她们利用夜场的社会属性和自身优势，设局骗过太子峰，挽救了危机边缘的东日。在一个被轻视的行业里，她们用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对局势的反击。

《夜王》所做的不是在讲“女性觉醒”的口号，而是在讲一种更现实的香港：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竞争激烈、节奏极快的城市里，女性从来不是花瓶，她们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承受，一直在算账，也一直在努力让自己不被时代淘汰。夜总会的退场，不会只影响到男性，它首先波及的是那些最贴近一线运作的人。影片让女性站在台前，实际上是把夜场从“猎奇场景”拉回到“职业社会”的讲述尺度中。

世道艰难，我哋照行

《夜王》最港片、也最锋利的部分，在于它用幽默拍退场。它不是用悲情宣告终结，而是用笑声把终结一点点推近。“欢场为表，职场为里。”这种处理方式非常香港。香港人面对压力、困境、时代转折时，常常不是先喊苦，而是先自嘲。自嘲不是轻松，它是不让现实夺走尊严的方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黄子华会成为《夜王》的核心气质。他谈到自己拿到剧本时最大的反应是“这要怎么演？”因为它既有很多搞笑元素，又有很重的戏剧性；如果不认真去演那些冲突，戏剧性撑不住，但如果完全按方法派沉下去，又做不到喜剧的放开。他说自己每天都在衡量这种平衡。这段话不只是演员的表演心得，其实也体现了影片的价值观：港式幽默不是把悲伤盖住，而是在悲伤发生的同时努力地笑。

电影《夜王》剧照

黄子华饰演的欢哥，是一个对旧规则极其熟悉、却发现规则正在失效的人。他不是失败者，也不是改革者，而是被夹在两个时代之间的普通从业者。黄子华在采访中坦言，他一开始就提醒导演要小心，不要让观众误会电影是在“提倡夜总会”，更不能被理解为“诲淫诲盗”。《夜王》不是为一个行业翻案，而是试图讨论一个行业如何走向终点。“现在很多人问夜总会长什么样，对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几乎就像问茶楼是什么。”黄子华认为，真正吸引他的是，“原来一个行业真的会没有。”

也因此，《夜王》不是一部在春节档讨巧的轻松喜剧。但是它的口碑在今年的春节档影片中后来居上，目前豆瓣评分7.8。郑秀文说它剪出来的走向与情绪的“起承转合让人很舒服”，能在“你刚笑一笑”时突然认真起来，又能在认真后迅速回到可投入的节奏。

这种“舒服”正是港式叙事的老手艺：用笑声把观众带进现实，用现实把笑声染上一点苦味。《夜王》的含笑量充足，但笑点细细品味不算轻快，它们往往伴随着停顿与迟疑，让观众在笑过之后突然意识到：支撑笑声的东西正在消失。它把夜总会从“道德争议”里抽离出来，放回经济与城市结构的变动中，告诉观众“消失”不是戏剧冲突的需要，而是时代逻辑的必然。

如果把这部电影看作香港城市记忆的一次回收，它的意义会更清楚。《夜王》不试图为夜总会立碑，也没有把它洗白成温情乡愁。它只是承认：香港确实有过这样的夜晚，有过这样的空间，有过一套依赖灰度与情义运作的社会机制，而当那套机制被替换，人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行业的消失，还有自我认同的漂移。曾经熟悉的城市，在某一天会变得陌生。曾经相信的规则，在某一天会突然失效。

导演吴炜伦将影片主题概括为“情义”。在一个高度资本化、强调效率与可计算性的社会中，情义恰恰是一种越来越昂贵的价值。它意味着承担、承诺，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刻放弃最优解。当城市的运行逻辑越来越精确，“情义”自然被视为风险。

欢哥与V姐所坚持的不只是留住夜总会，更是延续一套已经不再被鼓励的做事方式。他们讲面子、讲规矩、讲底线，却发现这些东西越来越难以转化为现实优势。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价值体系正在整体替换。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夜王》其实是一部关于香港“去灰度化”的电影。夜总会曾经象征的制度之外的关系、边界之内的暧昧、规则与默契之间的弹性不再被追求和提倡。夜总会退场之后，香港的夜晚失去了一个可以安放失败、消化情绪、缓冲冲突的空间。

电影把“退场”拍得很香港。吴炜伦总结：“世道艰难，我哋照行。”霓虹灯熄灭、电梯门关上，城市不会停止运转，街道上依然有人走动。

• （参考资料：《舞小姐开跑车上班？吴炜伦大谈昔日尖东夜场百态》《黄子华首次去夜总会爸爸带队！？郑秀文为角色怕惹上烟瘾｜访问》《电影专访丨郑秀文×吴炜伦：原本不叫？》《借着，我与黄子华倾谈人生丨阿辉冰室独家专访》《最后的夜总会》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责编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