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米德一世清真寺（Hamid-i Evvel Mosque）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苏丹于1778年为纪念其母亲拉比亚苏丹而建，在1983年遭遇火灾后得以修复，如今仍是伊斯坦布尔醒目的地标，也是这座城市滨水建筑的不朽象征。

这座清真寺坐落于伊斯坦布尔亚洲岸的贝勒贝伊区，被公认为18世纪塞拉廷清真寺（皇家清真寺）中最杰出的滨水建筑范例之一，其建筑风格将宗教建筑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线融为一体。

哈米德一世清真寺被视作反映18世纪建筑变革的代表之作。这一时期，西方风格在奥斯曼建筑中日益凸显，尤其在于斯屈达尔沿岸一带更为明显。

该清真寺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苏丹下令修建，以纪念其母亲拉比亚苏丹，也常被称作贝勒贝伊清真寺，由奥斯曼帝国晚期著名建筑师塔希尔阿迦设计。工程于1777年4月3日动工，1778年8月15日竣工，并以主麻日聚礼正式对外开放。

从建筑风格来看，哈米德一世清真寺是奥斯曼晚期建筑中明显融入巴洛克风格的开创性作品之一，这种影响体现在整体布局、体量造型与装饰体系中。建筑适度使用尖拱，通过多层台阶通往高处的主礼拜殿，两座宣礼塔对称布置，强化面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立面效果，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建筑审美。

清真寺中央穹顶直径15米，奠定了内部空间的格局。精心设计的开窗方式让自然光充足涌入礼拜殿，内部装饰以巴洛克纹样为主，营造出精致典雅、空间开阔的氛围。

1983年3月13日夜，毗邻的滨水宅邸发生火灾，殃及清真寺，造成严重损毁：木质穹顶被完全烧毁，建筑其他部分也局部受损。土耳其宗教基金会总局开展修复工作，经全面修缮后，清真寺于1983年5月29日重新对信众开放。

除主礼拜殿外，哈米德一世清真寺还构成一处规模更大的建筑群，包含浴室、计时室、小学与多处喷泉。这些建筑以统一的风格与历史功能形成整体，与海岸线无缝融合，使其成为于斯屈达尔地区在建筑标识与集体记忆层面的标志性地标之一。

马尔马拉大学土耳其-伊斯兰艺术史系讲师埃夫达鲁丁·克勒奇指出，贝勒贝伊地区在历史上因权贵与皇室活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与社会肌理。

克勒奇介绍，这座清真寺最初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苏丹为母亲拉比亚苏丹兴建，后在马哈茂德二世时期进行过修缮与增建。这座建筑集中体现了奥斯曼晚期建筑的核心特征，尤其是与滨水环境的结合。

他表示，清真寺紧邻大海，赋予其独特的建筑气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远眺，若忽略穹顶与宣礼塔，建筑外观近乎世俗滨水建筑。这种双重属性，使其既是宗教礼拜场所，也是苏丹及其随行人员巡视期间使用的空间。

克勒奇解释，清真寺的部分区域被设计为内部整体空间，而非外部附属建筑。其中的皇室廊台，可供苏丹与随从一同礼拜。上层设有专属通道进入的独立房间，为苏丹及随行官员提供专用空间。

作为建筑师塔希尔阿迦的晚期作品，这座清真寺融入了欧洲风格，尤其体现在装饰细节上。尽管在1980年代火灾中受损严重，修复工作仍保留了大量原始装饰。值得一提的是，皇室廊台格窗后方由叶塞里扎德·穆斯塔法·伊泽特以塔利克体书写的书法带，在部分损毁后依据原拓片复原。

哈米德一世清真寺另一大特色，是单穹顶下明亮通透、无立柱遮挡的内部空间。穹顶重量由四周墙体与四座巨型墩柱承载，信众可在宽敞无柱的区域内礼拜。

礼拜殿正前方凹入的米哈拉布（壁龛）区域设有镶嵌《古兰经》“宝座章” 的瓷砖饰板，上方圆形浮雕镌刻“忠诚章”经文。这些传统元素与受西方艺术影响的装饰细节并存。大面积彩色玻璃窗在晴天投射出斑斓光影，极大丰富了内部视觉效果。

克勒奇还特别提到，清真寺出入口处的《古兰经》铭文都经过精心布置：面向海峡的大门刻有指示信众朝向禁寺的经文，在信众步出清真寺、重回博斯普鲁斯的尘世景致时，给予心灵提醒；米哈拉布处则刻有与壁龛相关的经文，强化礼拜的朝向感。其他出口也承载着相应寓意：通往殡葬庭院的门镌刻着强调终生坚守信仰的经文，提醒信众宗教责任不止于寺内。皇室廊台附近的铭文则强调谦卑，昭示即便苏丹，在真主面前也只是仆人。

清真寺向阳立面曾设有实用日晷，用于确定礼拜时间。如今因风化与部件缺失，日晷大多已无法使用，但寺内仍保存着古董机械时钟，体现出皇室宗教建筑对时间观念的重视。

克勒奇表示，这些设计契合伊斯兰教强调纪律、朝向与合理利用时间的生活准则。他还称赞了敏拜尔（宣讲台）等构件的精湛工艺，其采用骨材、乌木、象牙等材料，工艺细致入微。

最后，克勒奇指出，在清真寺临街入口附近，保存着一件罕见的奥斯曼城市遗产 ——两级上马石，旧时用于辅助骑乘者上马。他强调，这些如今常被忽视的细节，是奥斯曼街头文化的重要组成，理应得到妥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