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 | 武昌圣安德烈堂：一座中国式基督教堂

2026-03-15 09:28 旅游攻略 5 0

原创楚天舒

人们看到民国时期武昌基督教圣安德烈堂的照片，不禁疑惑有没有搞错 — 它当真是美国圣公会的一个基督教堂吗？分明是融合在武昌城北实景全貌中再普通不过的的一座中国传统的庙宇殿堂！

1926年8月号和12月号美国《传教精神》杂志分别介绍说：“武昌圣安德烈堂在草湖门外约的一条铺设良好的道路上，出城门步行约五分钟。”“圣安德烈堂周边的环境，是武昌城北门外巨大的工业人口聚集区域。” 而在1929年6月号上，该刊还发表了圣安德烈堂的照片，古色古香，美仑美奂。插图说明为：“武昌圣安德烈堂：这个中国教堂建筑的杰出范例，是由柏嘉敏先生设计的。”

原来，这座似中实洋如假包换的基督教堂不是别的，正是圣公会建筑设计师柏嘉敏（John V. W. Berganimi）用来体现他“中式教堂”设计理念最杰出的一个建筑范例。柏嘉敏其人大家不会陌生，武昌文华大学著名的翟雅阁就是他的杰作，还有长街的圣三一堂和府街的圣救世主堂。作为传教建筑师，柏嘉敏一贯主张在中国的外国教堂或学校医院的建筑，必须亲民合群，入乡随俗。应当采用本土传统建筑的形式和风格，融入所处周围千檐万瓦鳞次栉比的官府民居房屋的群体中，与之浑然一体。

在1924年10月号上海出版的美国教会《中国报道员》杂志中，柏嘉敏发表“建筑的思考”一文，提倡传教会建筑之于本土环境的“适宜性”，“和谐共生于中国的生活氛围之中”，并质问灰砖铁顶的西式教堂“合适于中国的市容”吗？他强调外国教会是“客”而中国民众是“主”：在建筑设计上应该“客随主便”，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反客为主”。“中国教堂的设计对我来说，始于对中国庙宇殿堂建筑理解性的研究，结合对基督教传统和标志的认知，并从两者出发我相信能创造出中国本土化的基督教堂设计。”

于是，为实践“中式教堂”的理念，柏嘉敏在1925年至26年间，在武昌武胜门城门外沙湖畔的圣公会旧屋基上，建造了这座独特的庙宇殿堂。圣安德烈堂可以说是柏嘉敏“中式教堂”里程碑式的样板。

恰巧在圣安德烈当的设计和建造时期，1923年至27年间，柏嘉敏在武昌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同样是美国圣公会建筑师，而且同样主张设计“中国式的并归属于中国的”教堂和教会其它建筑的泰勒（Walter A. Taylor）。泰勒在与柏嘉敏文章同期的《中国报道员》上同时发表了“现代建筑中的中国设计”一文，说是基督教的象征意义并非只有依赖歌特式建筑才能体现出来，中国受众也不会忽略自己手头行之有效的表现媒介，而去期待和理解西方的建筑设计所表达的语言。泰勒在柏嘉敏的主导下，参与设计建造了圣公会在武汉多处教会建筑，包括昙华林的文华大学部分校舍，傅家坡的教会协和华中师范学院的部分校舍，和平阅路的同仁医院的部分院舍，等等。

在武昌圣安德烈堂的设计过程中，泰勒意识到在中国很多其它城市里保留着完善的古老传统建筑，其数量和规模远比战乱频繁的武昌更为丰富，所以他花费了很多时间竭尽“考古的可能性”，往返各处实地考察调研。而他最感兴趣的，是河北唐山清东陵中的景陵（康熙墓）隆恩殿。细心的朋友看到武昌圣安德烈堂就会感觉似曾相识：原来它似乎就是景陵隆恩殿的一个翻版！

后来泰勒在返美后，在1929年6月5日《美国建筑师》杂志上，以“一个建筑朝圣者在中国”为题，用圣安德烈堂的范例，说明柏嘉敏在中国庙宇殿堂传统建筑启迪下才创造出圣安德烈堂这座中式教堂的。在这里，泰勒把注意力放在了教会建筑对中国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上，认为传教建设也要以中国的民族传统为荣。

对中国百姓来说，较之的西式教堂那种方座、曲面、穹顶、尖塔的神秘建构，这种中式教堂的本土化形制，就给我们一种轻松甚至亲近的民族文化氛围的感觉，而减少了对异国洋人庞然怪物的疑惧。不过，既是基督教堂，在建筑形式上当然也就必定带有浓厚基督教宗教色彩。

圣安德烈这座中式教堂的建造，碧瓦朱檐，雕梁绣柱，层楼叠榭，丹楹刻桷，门扇窗棂，几乎是在材料、工艺和风格上全方位的本土化。主体形制设计是由柏嘉敏负责的，而装饰设计则是由泰勒承担。泰勒别出心裁地把基督教的意象符号标识非常自然地融入了圣安德烈堂中国的传统建筑元素中并且为此拥有非常自豪的成就感。细节之处独具匠心，比如：殿前御道斜面，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大型浮雕；栏间望柱头部，耶稣逾越节的羔羊浮雕和安德烈受难的斜十字架浮雕，堪称中西艺术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典范。

柏嘉敏“中式教堂”的建筑理念，虽然广受中国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却也深受西方基督教教会权威的批评，甚至遭到其任职所在的圣公会汉口教区主管武昌的副主教孟良佐（Alfred A. Gilman）的反对，柏嘉敏写道：“但在当地中国神职人员的坚持下，我的建筑设计按计划实施了。” 而汉口教区主教吴德施（Logan H. Roots）却是热情支持这种中国特色样式风格的教堂，当他视察武昌圣安德烈堂时表示他身处这个教堂里感到非常欣慰；华人座堂颜牧师对吴主教说：“这真正是中国人的礼拜场所；对我们来说一个外国教堂决不可能同样。”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本来是为吸引更多本土民众进教堂的样式风格，“哄”住了中国人，却“骗”过了外国人。曾有一个外地传教士来武昌走访圣安德烈堂，出北城门看到它的飞檐翘角却问道于人：圣公会的基督教堂在哪里？在中国工作的十八年里，从翟雅阁到圣安德烈堂，柏嘉敏的教会建筑设计无例外地引起过教会的巨大争议。保守人士强烈反对，认为它丧失了基督教的正统形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三十年代起在美国圣公会传教会的出版物中，除了把它作为双方论争的典型案例外，几乎不再出现有关武昌圣安德烈堂这个中式教堂教务工作的文字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教会关于传教本土化的激烈争论中，由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思维方式的驱动，保守的传教团体强烈反对弱化基督教征服世界的身份和实体，甚至有时不惜利用权威的强制执行来维护西方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