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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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黔东南415个村落地名，从宏观区域和微观地理环境2个层面分析文化景观特征。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演变在元以前呈随机分布；元代在黎平、从江等东南部出现集聚趋势；明代在雷山、台江中部及黎平、从江南部形成聚集区；清代沿清水江、都柳江流域聚集密度增加；民国时期分布零散，增长微弱。2）选址演进顺序为山腰—山脚—水畔—盆地/山顶—山腰，偏好依次为：山腰＞山脚＞水畔＞盆地＞山顶。3）自然地理环境是村落形成的基础；历代军事行动、移民政策与贸易往来导致人口规模、民族构成与分布变化，推动村落地名的形成与稳定；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其社会地位决定了其在微观环境中的生态占位。
关键
词
：传统村落；地名演变；文化景观；自然环境；民族多样性；黔东南
0 引言
文化景观既是一种文化的“意象”，又是一种可供阅读的“文本”，作为特定文化群体价值观、信仰、技术水平和组织形态在大地上的物质性呈现，其记录着长期以来人类与自然间相互适应的过程。每一种文化景观都是同时包含着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文化关联库，具有语言的一切特征，可视、可读也可悟。地名是一种普遍存在且极具韧性的语言符号，是文化景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的地名缘于重要的自然特征，有的地名来自不同群体的历史经历。因此，地名与文化景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表里、相互建构的紧密理论联系，通过地名研究可以解读人类如何在景观中定位某些联系，获得多种形式的文化景观知识。
对地名的严肃学术研究始于中世纪学者，其将地名用作了解地理地貌、研究人们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以及村落生长路径的景观指标。通过将混沌的自然空间转化为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地方”，地名显示了作为文化景观“命名”与“标识”的符号工具作用。例如，张达等以京津冀传统村落地名为研究对象，发现自然地理环境主导了地名的空间分异格局，同时在地名的形成过程中，民俗、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人口迁移与政治事件都是重要的驱动力；杜春兰等指出地名记载着城市历史演变轨迹，以渝中半岛为例，得出各时期自然景观型地名的空间格局与地形地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文化景观型地名的分布同历史交通线、宗教寺院、人口分布高度契合。地名忠实地记录了文化群体如何感知、理解和利用其生存环境，而这些成果证明了地名解析是一种很好的理解景观特征的工具。
在全球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村落文化正处于危险的困境。鉴于传统村落的变化在数千年来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具有一定的阶段特征和规律，分析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不同时期的村落地名对于传统村落的地理背景和景观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村落地名解析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黔东南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在进行语义理解及历史信息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内容为村落地名各历史时段的宏观区域分布及微观地理环境解析，以期揭示出不同时期各民族村落对地域环境的应答，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1 研究地域与方法
1.1 研究地域
黔东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过渡地带，山地连绵，总体地势为北、西、南三面高而东部低，大部分地区海拔500~1000m，岩溶地貌和剥蚀、侵蚀地貌兼有；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的特点。
黔东南地区是一个以苗、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2023年数据资料显示，全州总人口为489.86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81.1%。隋唐时，这片地域通过水路交通开始与中原交往。明朝起，朝廷为加强统治，实行驻军屯田、改土归流，大批汉族军民的进入改变了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多民族自此长期杂居，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多民族共居的文化形态构成地域的文化内核，奠定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基础。封闭的地理环境及各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使村落发展较为缓慢，正因为如此，地域内至今保留着大量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数据资料。
1.2 研究方法
1.2.1 分类与统计
在现有6批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黔东南境内共415个传统村落，本文将其地名列为研究样本。地名语义、历史沿革资料主要来源于地方志及民政部国家地名信息库（dmfw.mca.gov.cn）。同时，查询与参考《贵州省标准地名词典》《贵州土家语地名选》《贵州布依族地区地名及其语言学研究》等书籍，收集包括地名的起源和故事等信息（见图1）。
黔东南传统村落地名有特定的语义特征，但少数民族的书面语多是借助汉字记录，部分少数民族地名按字面意思无法解释其含义，需通过分析词语结构、还原少数民族字音，才能在各少数民族语境中理解其语义。基于地名语义所指代的客体属性，依据文化地理学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二元分类框架，本文将地名的命名理据划分为自然景观类与人文景观类两大类别，并进一步细分为9个亚类。自然景观类地名的核心语义源于客观存在且未经人为改造的自然环境要素，体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直接观察、描述或基于自然物象的联想；人文景观类地名的核心语义则源自人类社会活动所形成或影响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现象，反映人类社会实践、精神追求及历史记忆。进一步地，自然景观类地名依据其所指涉的自然要素，可细分为地形地貌、地理方位、水文特征及动植物4个亚类；人文景观类地名根据其文化内涵，划分为人文历史、美好寓意、神话传说、建筑园林及经济活动5个亚类。此外，通过统计各类地名的数量及其核心用字/词的使用频率等多维度数据，为上述分类体系提供了量化支持与实证依据。
村落地名因传统村落的形成而出现，随朝代的更替而演进。以村落地名的肇始时间为准，统计得出415个村落地名产生时期为三国—民国（公元220年—1949年），将其划分为元以前、元朝、明朝、清朝、民国5个时段。此外，将传统村落地名归为汉语地名、苗语地名、侗语地名、状语地名、水语地名及瑶语地名共6类。民族所属归类是基于村落地名的所属语言进行划分，同时，也参考地名的语义及结构。比如，汉语地名具有可以从字面上进行解释的突出特征，因此很容易识别；侗语地名以“洞”为专名的较多，在侗语中“宰”为“寨子”之意（用作通名）；在苗语中，“基”意为“苗”（用作专名），“阳”意为“村寨”（用作通名）。其他民族语地 名也具有类似的特征。通过分析地名中的民族语汇，可以追溯民族的迁徙路线、分布范围和文化交融等历史信息。
1.2.2 分析与定位
每个传统村落地名都有地理标记。其中，坐标、高程、坡度、坡向来自91卫图助手（www.91wemap.com/index.htm）；黔东南行政边界矢量图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www.webmap.cn）。将传统村落地名及其形成时期与地理标记数据进行叠合分析，基于ArcGIS10.7平台将不同时期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不同选址类型的村落地名进行可视化表达。
2 特征与分析
2.1 传统村落地名的分类统计
黔东南传统村落地名蕴藏着人们认识、改造和适应自然的生产、生活记忆，也反映着政权交替、民族交融等历史信息脉络，是极具价值的“地方性知识”。自然景观类地名记录和反映了传统村落及周边环境的名称和特征，由地形地貌、地理方位、水文及动植物等自然特征组成，体现了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山地农耕）与自然环境的高度契合。人文景观类地名是对人文、历史、传说等的记叙、提炼或联想，包括人文历史、美好寓意、神话故事等，少量与建筑园林、经济活动特征相关。例如，“坳、毕、高”等字直接描述了村落所处的地形地貌特征，“东郎、旧州、邓堡”等词说明传统村落的产生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见表1）。样本数据中自然景观类地名有257个，占比61.93%；人文景观类地名有158个，占比38.07%（见表2）。
地名的起源和使用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遗传，其语言形式的多样性与区域民族的构成有巨大关联。黔东南境内居住人口数量较多的有汉族、苗族和侗族，另外还分布有布依族、水族、瑶族、壮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语言为居住地进行命名，使村落地名具有显著的民族语言特征。样本数据统计显示，汉语地名占比42.93%，苗语地名和侗语地名占比分别达31.57%和21.93%。此外，还包括壮语地名、水语地名等。
2.2 传统村落产生时期的演进特征
经统计，村落地名大部分集中产生在明、清两朝，分别占比34%、46%，产生于民国的地名数量较少，仅占3%（见图2a）。纵观整个历史时期，村落地名的产生总体呈增长趋势，各历史时段内的自然景观类地名始终多于人文景观类地名。另外，因黔东南地域整合时间较晚，导致建筑园林类、经济活动类地名数量较少。黔东南各市、县地理形貌、开发进程具有差异，导致各时期村落地名的产生分布及类型归属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2.2.1 元以前（1270年以前）：村落地名随机分布
元以前，黔东南位置偏僻，大部分地域为中央集权未实际治理的边郡、羁縻州，生活环境封闭艰难，经济发展较缓慢。所以，这一时期的村落地名随机分布，尤其是州境中部及北部的地名零散且稀少。至宋朝，黎平以东属靖州，以南属融州，在这两个经制州的管理带动下，黎平、从江地域内出现较多的村落地名（见图2b）。由于大部分地域为原始森林，未经开发，各少数民族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或处于游猎状态。2.1%的地名反映了人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例如岑湖村盛产茶油，“育”在侗语中指茶油，“岑湖”由“岑育”谐音而来；“己炭村”因该村的祖先依靠进山烧炭维持生计而得名。另外，地形地貌类及动植物类地名多是人类在从事社会生产劳动时认识周围自然环境的结果。
2.2.2 元朝（1271—1367年）：黎平、从江出现村落地名集聚趋势
元朝，黔东南境内群山叠翠。其中，东南部为低中山、丘陵、盆地，开发难度相对较小，在由东向西的移民浪潮中，侗族顺着珠江流域溯流而上，选择都柳江流域聚居，因此，在以侗族为主体民族的开发下，黎平和从江出现村落地名集聚的趋势（见图2c）。这一时期，大量外来移民定居境内，人文历史类地名增幅较大，占该时期人文景观类地名的62.5%。例如“开屯村”，源于一位老人带领人们在这一带的山地开垦梯田而定居，凸显了传统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2.2.3 明朝（1368—1643年）：中部雷山、台江及南部黎平、从江形成村落地名的聚集区
明朝，统治者实行军屯制度，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黔东南屯垦，以州境北部开辟的官道为迁徙路径，形成地域内分布较为广泛的汉族传统村落，“营、屯、堡”等字/词是该时期汉族进入后在地名上留下的烙印，例如“六堡村”，为官府预设的屯堡名。随着大量汉族的进入，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发生调整。其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迁移至雷山、台江一带，形成村落地名的聚集区；以黎平、从江为中心大量接收外来人口，形成以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局面（见图2d）。美好寓意类与神话传说类地名在该时期的产生量最多，说明人们在社会变革下仍保持积极的心态，对未来充满希望。
2.2.4 清朝（1644—1911年）：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村落地名聚集密度增加
清朝，各民族传统村落地名沿流域的分布趋向稳定。一方面，中央朝廷进一步加强了对黔东南的统治，“改土归流”“苗疆肃清”等措施使地域内人口结构和分布格局再一次发生巨大调整，汉族人口数量及分布地域继续扩大，少数民族人口聚居地更为缩小和集中。另一方面，随着水道治理力度的加大，黔东南境内迎来航道运输的高峰期，大量汉族商人远涉千里沿清水江、都柳江涌入州境，加速了经济贸易及社会文化的发展。清水江流域的天柱、剑河、台江、雷山及都柳江水系流经的黎平、从江等境内的村落地名聚集密度增加（见图2e）。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地理格局分布趋于稳定，村落地名的产生分布也趋向稳定。
2.2.5 民国（1912—1949年）：村落地名数量增幅很小，分布零散
民国，由于前期战事频繁、社会动荡，村落地名数量增幅很小，分布零散，仅从江县境内增加较多，产生5个村落地名（见图2f）。
综上，村落地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地域空间内慢慢聚集，其空间演进过程较直观地表明了黔东南的开发进程及传统村落的生长路径。
2.3 传统村落各时期选址演变特征
人类活动及其与自然间相互关系的各种需求推动着村落在空间上的扩展及物质上的更新，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成为一个“存在且持续”的活态历史进程。地形地貌是人们生产、生活等功能性要素的基础和载体，为了量化微观的地理环境对传统村落的影响，将村落地名的空间分布位置与山体及河流进行叠合，判断传统村落的选址特征，将其选址类型归纳为山顶、山腰、山脚、盆地、水畔5类（见图3a）。
2.3.1 选址于山顶
选址于山顶的村落地名出现于元朝、明朝及清朝，同一时期内选址于山顶的村落地名占比分别为2.4%、1.3%、2.9%。以石灰岩、白云岩为主要构造成分的山体及丘陵顶部平缓起伏，坡度在10°~20°间，地面较平坦，土层深厚，土壤含水率由山体上部向下逐渐减小，为旱地耕作提供了条件，使山顶成为传统村落的选址地（见图3b）。此外，山顶可达性低、较为隐蔽，这些村落扼守山谷，可以利用山体的防御优势来增强自卫能力，体现出建设者高度的防卫意识。例如“稿旁村”，因位于清水江岸边高山之巅的开阔之地而得名；“高冷村”由于海拔较高，气候偏冷，故取名“高冷”，意为居住在高山的寨子。从民族所属看，选址于山顶的地名中苗语地名占比达55.3%，很好地印证了“高山苗”的民间说法。
2.3.2 选址于山腰
选址于山腰的村落地名占比最高，其中，明朝时占比为12.2%，清朝时占比高达17.2%。山腰区域不利于耕作，但位于山腰的居民点向上一般有茂密的山林，向下可直接开垦耕种，与山脚的耕地连成一片，因此，此类选址有利于节约耕地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源。宋朝开始，黔东南境内的各民族便造就田园，将梯田、梯土开拓成型，创造出独特的生产、生活景观，村落地名中有38个地名反映了创造梯田的场景及农业生产的情况。例如“岑湖村”为侗语“岑育”的音译，“岑”指山坡，“育”指茶油，村落地名因盛产茶油而来。从民族所属看，选址于山腰的村落地名中苗语地名占比45.5%、侗语地名占比22.8%、汉语地名占比11.8%。可见，各民族受制于地理环境使山腰成为村落建设的首选之地（见图3c）。
2.3.3 选址于山脚
山脚为山体坡度较为平缓的区域，多伴有较为广阔的耕地及河流，各时期选址于山脚的村落地名数量仅次于山腰（见图3d）。其中，清朝时占比最高，为16.5%。人们常秉承“占山不占田”的选址建设原则，为了留出尽可能多的耕作生产空间而将房屋建于山脚，并且村落建筑群通常朝山体上方蔓延发展。一些村落命名来源于所依的山体名，例如“腊洞村”，侗语意为“山脚”，因村落位于“岭大老”山下而得名。从民族所属看，选址于山脚的地名中苗语地名占比47.5%、侗语地名占比35.3%、汉语地名占比9.8%，说明山脚是山地环境中较好地兼顾耕作与建设的理想环境之一。
2.3.4 选址于盆地
明、清两朝选址于盆地的村落地名数量较多，占比分别为4.6%、3.2%。黔东南境内的盆地多为分布在河流沿岸的河谷盆地，形态狭长。这些地域地理位置优越，水资源丰富，有足够的水田面积来发展农耕，充分满足了村落的生产需求。从民族所属看，选址于盆地的地名中侗语地名占比46.1%、汉语地名占比34.8%。历史时期侗、汉民族的强势社会地位对住居文化的沿袭决定了他们对地域优势资源的占有。例如“登岑村”为侗语音译，意为田坝脚；“田底村”因地处田坝的下端而得名。“田坝”即盆地中较为广阔的水田，侗族继承了百越族的筑居文化，因此会优先选择较平坦的田坝聚居（见图3e）。
2.3.5 选址于水畔
逐水而居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居住模式，选址于水畔的村落地名元以前占比1.4%、明朝占比6.0%、清朝占比8.5%。传统村落多选取河流支流的冲积扇处，此处地势平坦且高于水面。水文类地名中有的沿袭了江、河、溪的名字，有的记叙了村落的饮水情况。样本统计显示，与江、河相关的命名占比为48%，与特定地点小溪相关的命名占比为26%，与水塘相关的命名占比为14%，反映以井水、泉水为水源的命名占比为12%。从民族所属看，选址于水畔的地名中侗语地名占比50.8%、汉语地名占比33.3%、苗语地名占比9.2%。苗语“翁、瓮、欧、乌”等均意指“水”，包括河边、水边、泉边、沟边等因水而得名的村落都冠以这些字（见图3f）。
在传统村落的形成过程中，山脉与水系表现为一种明显的制约性力量，主导着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特色塑造，更提供了人们容易感知的尺度信息。为了意指明确，人们采用与地貌形态紧密相连的字/词来指代方位，比如“Fan”是指半山腰，“Nanhua”是指“河水拐弯之处”，从而形成丰富多样的地理方位类地名。
3 讨论
3.1 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村落地名产生的基础因素
黔东南地域整合时间较晚，在中央政权控制力较弱时，自然地理因素对传统村落的产生与分布发挥主导性作用，导致很多村落地名来源于自然环境。黔东南西北部为岩溶地貌，可耕作地稀少且生态环境脆弱；北部属剥蚀、侵蚀地貌，山体大，切割深。因此，各历史时期内这些区域的村落地名分布量都很少；东南部为较广阔的丘陵和盆地，对于以稻作为生的苗、侗族来说更易于开垦。随着开发进程的推进，村落地名更容易在开发难度相对较小的地区产生，因此，从元朝开始东南部的黎平及从江境内便出现集聚趋势，并最终成为村落地名的高聚集区之一。
另外，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具有择险而居、据阨为垒的选址特点。中部雷公山区为中山地带，群峰林立、江河密布，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长期高山密林，地域封闭，为保障村落的安全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随着各民族历史地理格局的调整，该区域成为少数民族村落地名的高集聚地。根据样本数据与海拔高度的叠合统计，村落地名主要分布于500~1000m的海拔区间，选址在山顶或山腰的场地坡度在7°~15°之间，但人们勇于克服地形带来的不利因素，从而产生大量反映山文特征的自然景观类地名。
3.2 政治与社会影响是传统村落时空演进的驱动因素
在未被中央政权掌控以前，黔东南地区由于山川阻隔，呈现地广人稀、丛林茂密的特点。人们需与自然环境抗衡，只得基于生存需要、根据生产特点来选择居所。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都（今北京）至昆明驿道开通，其中，顺林路（今湖南澧县）至顺元路（今贵州贵阳）之间共设28个驿站，黔东南至此才进入固定而明确的王朝政区范围。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开创西南境土，沿驿道遍设屯、堡，这一军事措施导致集团式的移民群体充实了黔东南。清政府在明朝开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统治，大量汉族继续涌入。以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秉承“只识天地，不识君王”的生存理念，面对汉族对地域资源的侵夺，他们不断地反抗和斗争，并继续向西、向南逃离迁徙，导致雷公山和月亮山山区的少数民族村落越趋密集。侗族因较早地与汉族交好，在定居都柳江流域后未发生较大的迁移，他们更好地融合和接纳了外来移居者，使黎平、从江等地的传统村落密度继续增加。
历史时期，水运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明、清时期，为了加强疆域的统治、促进地区开发，黔东南境内的航道整治力度加大，较大规模的水系如清水江和都柳江流域的水运发展迅速。据《黔南识略·黎平府》载，明末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流域沿线的天柱、锦屏、剑河、黎平一带“商贾络绎于道，编巨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分布，大量人文景观类地名随之产生。
3.3民族属性是传统村落纵向分布的主要因素
人类最早的居住环境与地形地貌密切相关。汉族祖先最早生活的中原地区山间平原占比较大，因此，他们倾向于选择较平坦的居住地。苗族、瑶族因不断被驱赶和杀戮的历史经历成为了以山地为主要栖息地的民族，他们甚至放弃交通与耕作的便利，选址在山脚和山腰，甚至选址在山顶。侗族、壮族是百越族群的后裔，他们继承了古越族人靠近河流和海洋的选址习性，喜欢临水而居。远古时代，苗、侗等少数民族的祖先就在黔东南地域进行垦荒种粟和开田种稻活动，生产、生活空间较为自由和广阔。汉族在进入黔东南之前已经拥有较强大的文化基础，在对比明显的强—弱文化接触和碰撞中推动了地域内民族分布格局的调整。尽管水平区域空间的地理占位发生变化，各民族仍然能够在黔东南山脉纵横的环境中找到各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在历史的演变中，各民族凭借本身固有的文化对周围环境加以认识，获得相对于“客观空间”的人为“认知空间”，通过各自的语言进行表达，使村落地名在微观地理纵向空间中的分布与族群之间产生历时性的对应关系。
4 研究结论
1）黔东南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在5个历史时段内，呈现出随机分布生长（元以前）—东南部黎平、从江出现集聚趋势（元朝）—中部雷山、台江及南部黎平、从江形成聚集区（明朝）—沿清水江、都柳江流域聚集密度增加（清朝）—分布零散，增幅很小（民国）的演进特征。村落地名的产生总体呈增长趋势，明、清两朝奠定了黔东南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各阶段均有较为典型的与环境条件、社会历史相关的村落地名产生，是解析黔东南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的很好例证。
2）从各时期选址类型的占比增长看，传统村落的选址演进特征为山腰—山脚—水畔—盆地/山顶—山腰；从各选址类型的占比总量看，选址倾向为山腰>山脚>水畔>盆地>山顶，显示出传统村落不同历史时期内与地理区域间特定的地缘关系。在历史社会地位及先验居住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苗族多选址于山顶、山腰和山脚，侗族多选址于山脚、盆地和水畔，汉族多选址于盆地和水畔，最终各民族形成相对稳定的聚居区域。
3）自然地理环境是传统村落产生的基础。东南部的黎平及从江因易于开垦耕种而成为村落地名的高聚集区之一，中部雷公山区为村落的安全提供了环境保障，因此成为少数民族村落地名的高集聚地。各朝中央政权的军事举措、移民政策及贸易往来导致黔东南境内的人口数量、民族构成及分布状况发生巨变，村落地名随之产生并稳定下来。在历史的演变中，各民族在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内凭借本身固有的文化认识周围环境，通过各自的语言为表达，使村落地名在微观地理纵向空间中的分布与族群之间产生历时性的对应关系。
5 结语
地名作为一种密集且符号化的文化景观，是理解特定区域历史文化内涵、人地关系演变及族群互动过程的关键文本。以村落地名为研究基础，可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文历史与自然环境等地域文化信息，进而揭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特征。黔东南地区独特的山水地貌形态与多元民族文化结构共同塑造了村落地名丰富多样的语义内涵。这些地名通过日常使用强化地方认同，并借助代际传承延续文化记忆，构成一种积极的社会文化实践，为阐释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特征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证案例。
作者：陈洪梅，刘应进，李婧，周克丽，张含璐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杜佳玲
校对：耿 曈
审定：杨 琪
责编：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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