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人奔赴大理,往往是受到苍山洱海的感召,知道大理腹地深藏着一座精品石窟的,并不许多。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石窟艺术在南方地区不占地利。光明焕烂、满壁风动的壁画,高鼻深目、宏伟健壮的造像,这些我们脑海中鲜明的“石窟印象”,长久以来都与新疆、甘肃、山西、河南、河北等北中国省份(自治区)紧密关联,而一旦越过“秦岭——淮河”这条南北分界线,“石窟印象”便遽然褪色。
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石窟既稀少且分散,正因如此,在南方观谒杰出石窟的机会才显得尤为珍贵。
明王堂主龛
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石钟山石窟于1961年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被冠以“西南敦煌”美誉,它的艺术价值已然不言自明,在此以外,显著的民族性、地方色彩及独特的历史价值,都使这里成为纵已遍览名窟仍照样值得专程寻访的所在。
这座位于云南的石窟,有何不同?
西南秘境 宝窟深藏
对于每座石窟而言,独特气韵的形成都不能脱离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云冈永恒微笑的背景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临夏炳灵寺石窟则宛如结缀在丝绸之路的一连串明珠,那么,石钟山石窟正是被深掩于茶马古道的失落遗珍。
剑川县是昔年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虽在大理州辖下,实际与大理中心区域有相当距离,且截至目前暂时未通铁路,或正因此,无论剑川古城还是沙溪古镇,如今的风貌保存都足可称得上“原汁原味”。而石钟山石窟所处的石宝山景区距离剑川县城尚有25公里路程,即便进入景区,林樾千重,也还需要翻山越谷,才能抵达石钟寺石窟区。层层寻访下来,便已经有了探幽的意味。
吴带当风(第四窟 华严三圣 普贤菩萨及象奴)
有别于典型的规模庞大、窟龛集中的传统石窟形制,石钟山石窟分散,现存的窟龛中,石钟寺区分布8处,狮子关区分布3处,沙登箐区分布5处。三大区域幽栖于丹霞地貌的深山秘谷之中,相互间隔遥远,碧树掩映,极目而眺,饶富山水兴味,不失为探访石窟的特别体验。
剑川素有楹联民俗文化,当地几乎人人都能写会画,节庆时,石钟寺大门还会张贴石窟研究所讲解老师自题自绘的楹联书画,叫人穿林拾阶而来,只觉石窟寺面目可亲,如同到访西南秘境、桃源人家。
南天瑰宝 民族风情
祖国大地十里不同风物,是值得一再翻阅的百科全书——偏安于西南一隅的剑川石窟所呈现的艺术风格自然不可能与北方石窟相同,它的造像更纤小秀润,从尚未剥落的彩绘来看,设色亦更为简淡清雅,纹样精细流丽而富于变化,这与大理苍洱风月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窟中普贤菩萨莹润的面庞和迎风扬起的衣带、第五窟维摩诘经变三尊造像柔垂堆叠的衣纹、第七窟甘露观音悲悯慈爱的微笑神态,无不是以“天下之至坚”的石料去表达“天下之至柔”,吴带当风的韵致几乎破壁而出,如此技艺,无怪乎大理“荣誉市民”金庸先生亲临后当场为石窟题写“南天瑰宝”四字,实在值得广为天下人知晓。
维摩诘经变 之 问疾品
白族自古就有本主崇拜,这种颇为特殊的信仰形态在石钟山石窟造像中有所反映:第一号窟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议政图、第二号窟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出巡图都依循了本主像的形制,是信仰交融的产物。
大理又独有“阿嵯耶观音”样式,长身细腰,发髻高耸,殊为秀美。阿嵯耶观音在梵语中的意思是“圣观音”,受到大理百姓无限尊崇,崇圣寺三塔中的“圣”即指阿嵯耶观音。在作为本地石窟的石钟山石窟中,第十三号窟正是典型的阿嵯耶观音像,观音立于莲台,细腰,右手当胸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火焰纹头光、身光至今鲜明清晰,其稀缺价值不言而喻。
南诏佛教,以密宗为主流。虽说“明以前滇南佛教之盛,其始自西传入,多数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禅宗、净土宗和密宗并存,但滇藏自来交流密切(例如第七窟甘露观音像上方便有藏文偈颂),石窟开凿时,密宗的影响力仍旧首屈一指。第六号石窟为明王堂,大幅横向展开,以立柱区隔为五龛,居中的一佛二弟子以外,其余各龛并列八大明王,属密宗造像中的珍品。
甘露观音及藏文偈颂
石钟山石窟中最为特殊的一例为第八号石窟阿姎白,通常认为,该窟直白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女性生殖崇拜,后壁墨书的“广集化生路,大开方便门”亦可印证白族百姓对此祈求顺产的习俗,这在国内当为孤例。
妙香佛国 历史注脚
绘画、造像、摄影这类直观的视觉艺术,都能够成为重要的历史载体,我国石窟的重要性,也从不局限在宗教、民俗或者艺术层面。冯骥才先生昔年面对贺兰山岩画时曾慨叹“岁月失语,惟石能言”,这句话放到石窟,也是成立的。
石钟山石窟开凿于南诏国时期,并于大理国时期形成规模,石窟的开凿在官方组织下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场对南诏、大理国历史的生动讲述,一场对千百年前大理区域风貌习俗的精微还原。
神权与王权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的古老课题——无论是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华夏的中原地区还是西南边陲,都曾面临。南诏政权对这个课题的回应也体现在了石钟山石窟的“观音化现梵僧”造像上。南诏以观音立国,传闻观音曾化现梵僧,至彼时还是耕农的南诏开国君主细奴逻家化斋,得到其家人虔诚供养,于是观音授记,使细奴逻得以称王——南诏立国故事的逻辑是典型的“君权神授”,这并不令人意外。大理素有“妙香佛国”之称,盛行观音崇拜,在民间故事里,阿嵯耶观音为大理降伏罗刹,著名的三月街即由此而来,佛教盛行,统治者为权力来源寻求宗教支持无疑是水到渠成的选择。
异牟寻议政图、阁罗凤出巡图
此外,第一号窟南诏第六代国王异牟寻议政图、第二号窟南诏第五代国王阁罗凤出巡图及狮子关区的南诏第一世王细奴逻及后妃男女从者像这些对于世俗王者、南诏宫廷生活场景的刻画,出现在漫天神佛造像中间,本身就已表明了某种程度上的“政教合一”的诉求。
相关石窟的细节亦颇有可看性。
第一窟、第二窟画面中的王者袖手端坐于龙头椅,对于王者装束的忠实记录,让我们得以直观看到华美的“头囊”、圆领的宽袖锦袍,结合张胜温所绘《大理国梵像卷》,我们不难发现,段氏大理国的君主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先前南诏国君主的服饰形制,而这些装束,又与远在西北的敦煌壁画所展现的服饰特征大相径庭。
在王者身侧的人群中,除了羽仪长、女侍等外,我们很难不留意到“清平官”——南诏效法唐朝的政治体制,其中,中央设清平官、大军将和国务机构“六曹”管理朝政,所谓“清平官”,是王者以下的最高行政官员,也就相当于我们所称的“宰相”。第一窟中的清平官身背斗笠,手持长藤杖,形象颇独特,完全符合白居易诗中所述的“清平官持赤藤杖”,质朴生动,值得专门一观。
持杖清平官
石钟山石窟多现摩崖石刻,它们留存自各个朝代,字体、笔触不一,痕迹多还鲜明。顺着这些石刻摸索开去,又该是多少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多少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呢?本易随着光阴风流云散的游历故事、感喟思绪,都借由石刻这一载体留存而免于漫漶,正如石窟本身一般。
“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对于统治者而言,对于宗教而言,石窟都是坚牢稳固的,经得起世事冲刷,经得起时代变迁,于是,千百年前的不少云南旧事,通过深藏大理剑川的石钟山石窟流传至今,让我们这些后人,还得以探访。
文章配图均为作者自摄
参考文献:
罗世平主编:《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三晋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
陈兆复编著:《剑川石窟》,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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