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叫英子的朝鲜女孩。

不是在平壤，是在边境。她跟着一个考察团过来，做翻译。二十出头，瘦，眼睛大，说话时喜欢低头。

聊了几天，熟了，我问她：“你是哪里人？”

“平安南道，”她说，“农村。”

“去过平壤吗？”

她点头：“去过一次。”

然后就不说话了。

英子第一次去平壤，是2013年春天。

出发前一天晚上，她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柜子，找出最干净的一件上衣。那是她姐姐结婚时穿的，浅蓝色，领口绣着小花。袖子长了一点，她挽了两道。

她妈妈从灶台下面摸出一双布鞋，用湿布擦了又擦：“到了城里，别丢人。”

英子点头，把鞋放在炕头，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天没亮就出发。先走两个小时山路到镇上，再从镇上坐三个小时卡车到火车站。火车是那种绿皮的，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钻进来，冷得她缩成一团。

但她的眼睛一直贴在窗户上。

路过的每一个村庄，她都要看看。那些土坯房、泥巴路、牵着牛的老人——这些她太熟了。她要看的，是前面。

火车开了四个多小时，窗外的房子开始变高，路开始变宽，人开始变多。

然后，她看见了平壤。

英子后来跟我描述她第一眼看到平壤时的样子。

“街上很干净，”她说，“没有土。”

她用的是“土”这个字。在农村，到处都是土。路是土的，院子是土的，刮风时漫天都是土。但在平壤，路是黑色的，平平整整，上面画着白色的线。

“楼房很高，”她伸出手比划，“要这样仰着头才能看到顶。”

她住的地方，是统一安排的招待所。房间里有暖气，有热水，有电灯——灯一开，整个屋子都是亮的，不像家里，只有灶台那一点火光。

那天晚上，她洗了两次澡。不是因为脏，是因为她想试试那个水龙头，一拧就有热水出来，是不是真的。

她站在花洒下面，水从头顶浇下来，热热的，她哭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她说，“就是觉得，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

考察的第二天，主办方带他们去了一个公园。

英子说，她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地方。

有草地，是真的草，整整齐齐地长着，不是东一撮西一撮。有花，很多种颜色，开得正好。有湖，湖里有船，船上坐着人。

最让她惊讶的，是那些老人。

“他们坐在长椅上晒太阳，慢慢悠悠的，”她说，“脸上的表情很放松。”

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农村的老人不是那样的。”

她没有细说。但我懂。农村的老人，脸上的表情是另一回事——是腰弯了还要下地的疲惫，是关节疼了还要背着孩子的忍耐，是看着收成不好时那种无声的愁。

“我爸爸的腰一直不好，”英子说，“但他每天还是要扛化肥。一袋五十斤，从村口扛到地里，一天好几趟。”

她看着那些晒太阳的平壤老人，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

“我觉得不公平。”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考察团去了一所平壤的学校。

英子说，那所学校像一座宫殿。

楼很高，走廊很宽，墙上挂着画。教室里摆着新桌椅，讲台上放着粉笔和教具。有一个实验室，里面有显微镜——她在课本上见过，但从来没见过真的。

“农村的学校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们那边，窗户破了用塑料布糊，冬天冷得要命，手都伸不出来写字。”

她问老师：“这些孩子，都能上大学吗？”

老师说：“成绩好的可以。”

她愣了一下，又问：“农村的孩子呢？”

老师笑了笑，没有回答。

英子说，那一刻她忽然明白了。那些坐在明亮教室里的孩子，和坐在塑料布窗户下面的孩子，将来走的路，是不一样的。

“不是他们更聪明，”她说，“是他们的命更好。”

在平壤的最后一天，主办方安排他们自由活动。

英子一个人走在街上，没有目的，就是走走。她看见百货商店里摆着漂亮的衣服，看见电影院门口贴着海报，看见孩子们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看见一个女人牵着小狗散步。

在农村，没有人牵狗散步。狗是用来防贼的，拴在院子里。

她走累了，站在大同江边，看着对岸的灯火。

那些灯，亮成一片，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

她忽然想起家里，这个时候已经黑透了。妈妈应该在灶台边缝衣服，借着那点火光。爸爸应该已经睡了，明天还要早起下地。

她站在江边，哭了。

不是伤心，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羡慕，像是委屈，像是知道自己这辈子可能够不着那些灯。

“我站在那儿哭了很久，”她说，“路过的人看我，但没有人问我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停了一下，“从农村来的人，站在平壤的街头，都会哭。”

英子回到家，把那件浅蓝色上衣叠好，放回柜子里。布鞋也收起来，留着下次出门穿。

妈妈问她：“平壤好吗？”

她说：“好。”

妈妈问：“怎么个好法？”

她说：“说不出来。”

是真的说不出来。那些路灯、草地、热水、明亮的教室——这些东西，怎么说给一个没去过的人听？

她说给邻居听，邻居说：“那是平壤，能不好吗？”

她说给同学听，同学说：“人家命好，投胎投对了地方。”

后来她就不说了。

但她心里有一个念头，很轻，像一根羽毛，但她能感觉到——

以后有了孩子，一定要想办法，让他去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