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漫游府学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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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学胡同是一条很适合在春天探访的胡同。它比周边那些窄仄的巷子要宽敞些,东西走向,全长不过六百八十米,东头连着东四北大街,西口通到交道口南大街,中间有剪子巷、文丞相胡同与之交汇,格局疏朗,进退有度。走进来,首先感到的是静。不是死寂,而是一种被岁月淘洗过的、沉甸甸的静。车马的喧嚣在这里隐退了,市井的嘈杂也似乎被隔在了远处,只剩下风声、鸟鸣,和偶尔从胡同深处传来的、悠长的自行车铃声。

这条胡同的名字,本身就带着书卷气。“府学”二字,道破了它的来历。明代永乐元年,这里设立了顺天府学,成为北京地区最高等级的官办学府,自此书声琅琅,弦歌不辍,长达六百余年。如今,顺天府学的旧址犹在,被府学胡同小学所沿用,那红墙灰瓦的棂星门,那庭院深深的明伦堂,无不透着一股庄严的儒雅之气。我沿着墙根慢慢地走,手抚过那斑驳的砖墙,似乎能感觉到当年士子们在此诵读经史、切磋文章的体温。校园里传出的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穿越了古今,竟与历史有了一种奇妙的应和。

我的脚步,最终停在了胡同中段的三十六号院前。这扇门,如今是北京市文物局的所在,寻常日子并不对外开放,只留着朱红的大门紧闭,一对石狮子在门边默然蹲守,显出一种不怒自威的庄重。然而,这扇门背后锁着的,却是一部层层叠叠、令人唏嘘的往事。我站在这门外,思绪却不由得飞了进去,仿佛透过这厚重的门板,看见了数百年的光阴流转。

这三十六号院,可非寻常的宅第。它最初的主人,相传可以追溯到明代崇祯皇帝的田贵妃。那座田府,想必当年也曾显赫一时。到了清代,它成了兵部尚书志和的宅邸,取“增旧园”之名,在旧有的基础上增益修葺,想必又是一番光景。

历史的车轮碾过,到了晚清,这座大宅的命运愈发曲折。它的东院,成了同治皇帝遗孀敬懿、荣惠两位太妃的居所。前朝的后妃,退出了政治舞台,幽居在此,不知她们凭栏远眺时,心中是何种滋味。民国之后,这里又几经转手,西院成了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官邸。

然而,最令我感慨的,还是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段往事。1931年,这西院的身份再次转变,它被改作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北平第一助产学校,并附设产院。我想象着,那时的院落里,不再有官僚的应酬,也不再有太妃的幽怨,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年轻女性的身影,她们穿着白衣,抱着医学典籍,步履匆匆地穿梭于回廊之间。这里,成了迎接新生命的地方,成了传播现代医学知识的殿堂。那古老的雕梁画栋之下,回荡着的是关于生命、关于科学的讨论,这该是怎样一种奇妙的交融。这股新生的人文气息,为这座古老的宅院注入了最温暖的底色。后来,它成了东四妇幼保健院,继续着守护生命的使命,直到今日。

我从三十六号院的遐想中回过神来,转身走进了紧邻的麒麟碑胡同。这条胡同窄窄的,弯弯曲曲,像一个“口袋”,所以清时曾叫“口袋胡同”。它的名字,来源于明代的一位大将军仇鸾。据说当年仇鸾府前,立着一块汉白玉的影壁,上面精雕着一只瑞兽麒麟,栩栩如生,于是人们便称这府前的胡同为麒麟碑胡同。后来仇鸾失势,府邸被毁,那块麒麟碑也被埋入了黄土之中,一埋就是数百年。直到民国初年,人们翻建房屋时,才又将它从泥土中挖了出来。如今,这块历经磨难的石碑,被完好地保存在了鼓楼之内,而它的名字,却永远地留给了这条胡同。

我站在这胡同里,脚下就是当年麒麟碑被挖出的地方,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历史就是这样,它会被掩埋,却不会真正消亡。正如那块石碑,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见天日,向后人诉说着过往的荣耀与沧桑。

不知不觉,已走到了胡同的西口,一座红墙灰瓦的祠堂静静立在那里,那便是文丞相祠了。我信步走入,院内寂然,一株古老的枣树斜斜地指向南方,枝干虬劲,相传那是文天祥在狱中亲植的“指南树”,取“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之意。站在这树下,仰望着那南倾的枝干,不禁想起他临刑前那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浩浩荡荡的“正气”,穿越了七百多年的光阴,至今仍在这小小的院落里激荡回响。

这不仅是一条胡同,更是一段悠长的岁月。从府学的弦歌,到助产学校的新声;从麒麟碑的沉浮,到文丞相祠的浩然正气。这六百米的寻常巷陌,竟承载了如此厚重的文脉与人情。

我慢慢地走着,像是读了一部砖石写就的史书,满心的感慨,都化作了对这春日胡同的深深敬意。这府学胡同,真乃北京城的一条文脉,任凭时光流转,它自岿然不动,将那些故事,一一说与后人听。

文中所有照片均为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