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北部的山水之间，有一个地方，它的名字里带一个“花”字，却藏着岭南最硬气的故事。

这个地方，叫花都。

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朝廷从南海、番禺两县各划出一块地，凑成一个新县。因县城靠近一座叫“花山”的山，便取名“花县”——这就是花都的前身。三百多年过去了，花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小县，但北回归线穿过的那片山水，却始终在默默讲述着属于这片土地的独特故事。

如果你去过花都，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人既信盘古，又拜五羊；既有太平天国领袖的故居，又有七百年的耕读古村。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符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花都的文脉，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先说说盘古。

在花都狮岭镇，有一座盘古王庙。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会聚集到这里，举行盘古民俗文化节。那天，花炮冲天而起，锣鼓震天响，醒狮翻腾跳跃，香火缭绕半山。这是花都最隆重的一场民间盛典。

为什么这里的人要祭拜盘古？要知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流传很广，但在岭南，专门为他立庙的地方并不多。当地人的说法很有意思：盘古王是开辟天地的大神，祭拜他，就是祭拜开创精神。花都人把这份开创精神刻进了骨子里。

与盘古王庙相映成趣的，是藏在梯面镇深山里的“金羊石”。

旧《花县志》里记载着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五位仙人骑着五只羊从北方来到楚庭，路过梯面高百丈的地方时，遇到一位杨大仙正在这里牧羊。杨大仙听说五位仙人的来意，就把自己的五只羊送给了他们。后来杨大仙升天，剩下的十七只羊化作石头，就是今天还能看到的“金羊石”。

这就是“五羊传说”的另一个版本。广州越秀山上的五羊雕塑，源头原来在这里。

一个盘古开天，一个五羊衔穗——一个是宇宙的创生，一个是人间的丰饶。花都文化的根基，就扎在这两个古老的传说里。

如果说传说是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那么具体的人和事，就是这些基因的表达。

在花都新华街官禄布村，有一排六间黄墙土屋，被一棵冠盖如伞的龙眼树笼罩着。这座朴素的民居，是洪秀全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他在这里读书、教书、种地，也在这里开始思考改变世界的道路。

洪秀全故居有一块匾额，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故居院子里那棵龙眼树，据说也是洪秀全当年亲手种的，树龄一百多年，至今还在结果。

很少有人知道，花都人至今还保存着对这位“天王”的纪念。洪秀全纪念馆就在新华街新华路上，里面展出六百多件文物，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宝库。纪念馆每年接待二十多万人次，其中不乏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研究者。

如果说洪秀全代表的是花都文化的叛逆与理想主义，那么炭步镇塱头村，就是花都文化稳定、向学、重伦理的另一面。

塱头村，始建于南宋末年。

七百多年的时光，在这个村子里留下了三百多座明清时期的青砖建筑、三十多座祠堂和书室。村口有一棵六百多年的木棉树，春天开花时，红得像一团火。

塱头村最让当地人自豪的，不是老房子，而是“七子五登科，父子两乡贤”的佳话。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黄皞。

黄皞是明宪宗成化元年的进士，官做到云南左参政。在云南任职时，当地发生饥荒，他没有等朝廷批复，就打开粮仓救济灾民。事后有人告他擅权，被放归乡里。后来朝廷派人调查，发现他不但没有贪赃，反而把自己的俸禄也搭进去救人了。皇帝一高兴，让他官复原职。

更传奇的是黄皞的五个儿子。他七个儿子中，五个考中进士，一个考中举人，加上黄皞本人，成就了“公孙八科甲”的佳话。这在科举时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黄皞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人称“铁汉公”。明代大宦官刘瑾专权时，百官都行跪叩之礼，只有黄皞拱拱手就过去了。刘瑾气得牙痒痒，却也拿他没办法。

现在塱头村还保留着黄皞捐资修建的青云桥，以及纪念他父子俩的接旨亭。前几年，花都区在塱头村建了一个家风主题展，就叫“清正和睦·芳徽克绍”，把黄氏家族七百多年的家训故事展示出来。

塱头村还有一个人值得说——黄友。

黄友是清代花都的大商人。他年轻时靠收购旧铜钱起家，慢慢积攒财富，成了当地首富。有一年闹大旱，他带头捐钱捐粮，被道光皇帝封为奉直大夫。

但黄友最让人敬佩的，不是他有多富，而是他有多重视教育。他专门修了一座“谷诒书室”，供村里的孩子读书。他自己七个儿子，有三个考中进士。塱头村的“耕读传家”，在黄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的塱头村，青砖黛瓦，镬耳高耸。村里还保留着黄氏祖祠、云涯公祠、景徽公祠、渔隐公祠等宗祠建筑。2021年，花都区政府和唯品会合作，开始探索“文化+公益+乡村振兴”的新模式。塱头村入选了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还到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去亮过相。

如果把花都的历史比作一条河流，那么洪秀全和黄皞是这条河的源头，而晚清的骆秉章，就是这条河的另一道分支。

骆秉章是花都炭步镇华岭村人。他考中进士那年，已经四十岁了。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最后官至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正一品，这在清代广东籍官员中屈指可数。

骆秉章最有名的故事，是他在户部银库任职时的“四两平”事件。

当时银库有个规矩：收银子时，每100两要多收4两，其中2两归库丁，2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骆秉章上任后，二话不说，把这规矩废了。

三年后银库亏空九百多万两，很多官员被革职。道光皇帝问库吏：“有没有官员不贪？”库吏回答：“有一个半。”“一个”就是骆秉章。皇帝一查，发现他果然清白，不仅没罚他，还升了他的官。

骆秉章去世时，家里只有一顶布帐、一百两银子，连办丧事的钱都不够。清廷给他的评价是“公忠诚亮，清正勤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清肖像画展上，他的画像标题是“晚清第一清官”。

现在华岭村还保留着骆秉章的家庙——光禄大夫家庙，是朝廷在同治年间给他建的。2017年，骆家后人把这座家庙捐给了政府。花都区投入700万元，把它打造成廉政教育基地，旁边还建了骆秉章公园。花都区实验中学、邝维煜纪念中学等六所学校，都设立了“骆秉章文化传承基地”。

花都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碉楼。

19世纪中后期，大批花都人沿着“花县—巴拿马”这条路线漂洋过海，到美洲去谋生。他们在异国他乡用血汗挣下家业，又把钱寄回来，在家乡建起一座座中西合璧的碉楼。

这些碉楼墙体厚实，铁窗窄小，既像西方的城堡，又像中国的炮楼。它既是保护家人的坚固堡垒，也是华侨身份的标志——我回来了，我见过世界了。

花山镇洛场村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这些建筑，是花都侨乡文化最直观的纪念碑。每一座碉楼背后，都有一个闯荡世界的故事。

说完这些人和事，再来说说花都的“手艺”。

花都有一项传统技艺，叫钉金绣。这门技艺用金线、银线绣出龙凤、花卉，绣出来的图案在光线下闪闪发亮，像浮雕一样立体。

钉金绣在明清时期就很流行，富贵人家的新娘嫁衣、官员的补服，都喜欢用这种绣法。如今花都还有一批绣娘在传承这门手艺。2025年，花都的钉金绣传承人唐志茹，受邀到西班牙参加“2025中国农历新年文化节”。这门古老的手艺，被带到了国际舞台上。

与钉金绣的柔软璀璨不同，花都的珐琅工艺走的是硬朗路线。以铜为骨，用细丝掐出纹样，再把各色矿物釉料填进去，经过多次高温焙烧，才能成就一件永不褪色的作品。花都的珐琅工艺既传承了传统技法，又融入现代审美，在珠三角颇有名气。

花都的灰塑也很厉害。灰塑是岭南传统建筑特有的装饰工艺，用石灰、纸筋、红糖等材料，在屋檐、山墙、照壁上捏出花鸟鱼虫、人物故事。花都灰塑的传承人邵成村，2025年登上了中国非遗春节联欢晚会。

还有一项特别有意思的非遗项目——御史大王诞。这是花都新华街三华村的传统民俗，每年农历某日，村民会举办仪式，纪念一位“御史大王”。这位“御史大王”，指的就是明代“铁汉公”黄皞。用民俗的方式来纪念一位历史人物，这在花都不是孤例。

花都人对历史的保护，有一种特别的执念。

2025年，花都区11条传统村落的保护规划正式获批，规划年限一直到2035年。这些村落包括三华村、茶塘村、藏书院村、白石村等。每个村子都有一份专属的保护方案，划定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连房子该修成什么样、不能修成什么样，都有明确规定。

在三华村，保护规划里还专门画了一张保护范围图，哪栋房子要保留原样，哪条巷子不能拓宽，标得清清楚楚。这种“绣花功夫”，让人看了踏实。

2025年底，花都区还启动了一项历史文化资源专项调查。他们发动社会各界提供线索，组织专业团队实地踏勘，最后从21处潜在历史建筑中，确定了16处新的保护对象。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发掘出来，保护起来。

走在花都的乡间，你会有一种感觉：这里的文化是活的。

它不是锁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展品，也不是写在县志里的干巴巴的文字。它是盘古王庙里的香火，是塱头村祠堂里挂着的黄皞画像，是洪秀全故居那棵一百多岁的龙眼树，是洛场村碉楼斑驳的外墙，是绣娘指尖穿梭的金线。

这些东西，让人知道这片土地从哪里来，知道先辈们在这里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留下过什么。

北回归线穿过的地方，往往炎热、多雨，草木繁盛。花都这片土地，也因此有了别样的生机——它既有盘古开天的豪迈，又有五羊衔穗的祥和；既有洪秀全的叛逆，又有黄皞的刚正；既有耕读传家的书声，又有漂洋过海的背影。

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基因，在花都的土地上交织、融合，最终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根，扎在北回归线的山水之间；它的枝叶，向着历史的天空与遥远的海岸，自由生长。

这，就是花都的“文脉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