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城千载：赣州，在中原与岭南交汇处生长的千年古城

2026-03-26 16:55 旅游攻略 2 0

赣江源头，武夷西麓，南岭北脉，赣州静立在江西南部的群山褶皱间。这座简称“虔”的古城，攥着两千余年的建城史，在中原文明与岭南风土的碰撞交融中，从秦汉的边陲戍堡，长成唐宋的商贸枢纽，化作明清的军事重镇，成为近代的红色摇篮，如今更是背靠赣南群山、面朝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中心。它是“世界钨都”“稀土王国”，是飘香万里的“世界橙乡”，更是客家先民南迁的第一站，世称“客家摇篮”。这片39380平方千米的土地，辖3区13县2市，养育着899万常住人口，山地、丘陵、盆地交织的地形，既造就了它“南控闽粤，北扼荆楚”的战略格局，也孕育了它兼容并蓄、刚柔并济的城市气质，其千年变迁，始终是中国南方地域发展的鲜活缩影。

赣州的故事，始于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经略，彼时它是拱卫中原、连通百越的边陲要塞，是中原文化南下的第一块基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在今赣州境内设立南野县，划归九江郡管辖，这是赣州地区有史可考的最早行政区划，而秦朝修筑的“南壄之戍”军事通道穿境而过，让这片原本的“化外之地”，成为中原与百越物资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西汉高帝六年，赣南地区设赣县，治所位于如今的章贡区，章江与贡江在此合流成赣江，赣县的设立，标志着赣州城市雏形正式诞生，也让赣江流域的开发有了核心支点。东汉建安年间，庐陵郡南部都尉治所迁至赣县，赣州的军事地位进一步提升，彼时的它，是中原王朝镇守南方的门户，于都汉代古城遗址的夯土城墙、陶制器皿，至今仍在诉说着当年戍边将士的生活，印证着它作为南北咽喉的战略价值。从南野县到赣县，从军事通道到行政中心，秦汉的赣州，完成了从“戍边之地”到“行政节点”的第一次蜕变，为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三国至隋唐，是赣州郡县更迭、交通枢纽形成的关键时期，隋代定名“虔州”，唐代跻身海上丝绸之路陆路中转站，让这座古城从区域节点走向全国视野。三国吴嘉禾五年，孙权析豫章郡置庐陵南部都尉，赣县正式升格为郡治，行政层级的提升，让赣州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西晋太康三年，庐陵南部都尉改设南康郡，辖区涵盖今赣南大部，东晋永和五年，南康郡治迁至赣县，城市规模随之显著扩大，街巷、码头逐渐成型，南北往来的商旅开始在此驻足。隋开皇九年，朝廷废郡设州，因境内虔化水而得名“虔州”，隶属洪州总管府，“虔州”之名，自此伴随赣州走过五百余年时光。唐代的赣州，迎来了交通与商贸的第一次爆发，梅关古驿道在大余县境内贯通，北连赣江水系、南接珠江水系，成为连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黄金通道，也让虔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陆路中转站，彼时的梅关古道，商旅络绎不绝，中原的丝绸、瓷器经此南下出海，岭南的香料、珍宝沿此北上中原，赣江之上，帆影点点，码头之上，人声鼎沸。天宝元年，全国设十五道，虔州属江南西道，管辖范围扩展至七县，城市发展迈入新阶段。经济的繁荣带动了文化的兴盛，赣州窑烧制的青瓷顺着赣江、梅关古道远销海外，成为唐代南方青瓷的代表，城郊的慈云塔拔地而起，佛音绕梁，见证了佛教文化在赣南的传播与繁荣。三国至隋唐的赣州，在朝代更迭中不断完善自身的行政与交通体系，成为南方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为两宋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宋时期，是赣州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经济鼎盛、城市定型，南宋定名“赣州”并沿用至今，这座古城在这一时期，成为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手工业重镇，留下了诸多传世瑰宝。北宋太平兴国七年，虔州升为军州，管辖十县，行政地位进一步提升，手工业与商业同步发展，赣州成为全国三大造船中心之一，据史料记载，彼时赣州年造漕船逾600艘，赣江之上，赣州造的船只往来穿梭，成为南北漕运的重要力量。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因“虔”字含“虎头”之意，被认为有“凶戾之气”，校书郎董德元提议，取章、贡二水合流成赣江之意，将“虔州”改称“赣州”，这一名称，从南宋沿用至今，成为赣州千年身份的重要标识。宋代的赣州，在城市建设上达到了古代的巅峰，3600米的宋代砖石城墙依山傍水而建，如今仍屹立在章贡江边，是全国现存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城墙，为全国孤例；嘉祐年间建成的福寿沟排水系统，利用地形高差，实现自然排水，兼顾防洪、排污，历经近千年风雨，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被誉为“古代城市地下管网奇迹”，成为宋代城市建设智慧的典范。经济的繁荣吸引了文人墨客驻足，苏轼、辛弃疾曾在此为官、游历，郁孤台旁，辛弃疾写下“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的千古名句，为赣州增添了浓郁的文人气息；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周敦颐在赣州讲学，濂溪书院应运而生，成为江南理学传播的重要重镇，文教之风盛行。《宋会要辑稿》中用“商贾如云，货物如雨”形容彼时赣州的商贸盛况，彼时的章贡区，码头密布，商铺林立，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两宋的赣州，完成了从“交通枢纽”到“江南名郡”的蜕变，成为中国南方城市发展的典范。

元明时期，赣州凭借闽粤赣三省要冲的区位，成为军事重镇，同时也是客家移民的重要走廊，“客家摇篮”的雏形在此时期正式形成。元至元十四年，赣州路总管府设立，划归江西行省，作为南方的战略要地，赣州成为元代镇守闽粤赣地区的核心，元末农民起义中，陈友谅与朱元璋两大势力在此展开激战，赣州的城墙、炮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见证了王朝更迭的硝烟。明洪武二年，赣州路改设赣州府，管辖十二县，朝廷对赣州城墙进行增筑，使其总长度达13公里，城墙高厚坚固，成为南方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平定赣南民变后，设立崇义县，推行“十家牌法”加强地方治理，既稳定了赣南的社会秩序，也推动了当地的开发。明代的赣州，最鲜明的印记便是客家文化的孕育，元末明初，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大量中原士族为躲避战乱，经石城隘口南迁，赣州成为他们南下的第一站和定居地，石城成为“客家南迁第一关”，大量客家人在此繁衍生息，修建围屋，传承中原文化，同时融合岭南风土，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赣州也因此成为“客家移民大本营”，“客家摇篮”的雏形逐渐形成。商贸方面，明代的梅关古道迎来了新的繁荣，万历年间，年过商贩达十万之众，赣州的关税收入占江西全省的三分之一，成为江西南部的经济核心，章江、贡江交汇处的码头，依旧是南北商贸的重要节点，元明的赣州，在军事与商贸的双重加持下，成为闽粤赣三省的区域中心，客家文化在此生根发芽，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文化标识。

清代至民国，赣州经历了商贸转型与红色革命的洗礼，从传统商埠化作红色圣地，在时代浪潮中，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红色篇章。清康熙十年，赣州府辖九县，设赣南道，管辖范围虽有调整，但区域中心的地位依旧稳固。乾隆时期，樟树—赣州—大余商路成为全国三大药帮通道之一，樟帮、建帮、京帮的药商齐聚赣州，章贡区的药材码头昼夜繁忙，药材贸易成为赣州商贸的重要支柱，如今章贡区仍保留着清代药材码头遗址，见证着当年的商贸盛况。咸丰六年，太平军石达开部围攻赣州城达百日之久，赣州军民凭借坚固的城墙顽强抵抗，现存的八境台炮台，弹痕依稀可见，成为当年战场的重要遗迹。民国成立后，1912年赣州属江西省豫章道，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立赣南省，于都、兴国、瑞金等地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赣州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瑞金被誉为“红色故都”，于都成为“长征第一渡”，兴国诞生了无数红军将士，被誉为“将军县”，赣州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红色革命的足迹，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标。抗战时期，赣州作为东南抗战的后方，成为众多机关、学校的迁驻地，蒋经国在此推行“赣南新政”，兴修水利、发展教育、建设基础设施，新赣南图书馆等设施的建成，为赣州的文化发展留下了印记。清代至民国的赣州，从传统的商贸重镇，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了向红色革命圣地的转变，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成为赣州永恒的精神底色。

1949年8月赣州解放，这座千年古城迎来了新的发展篇章，历经行政区划调整，在国家战略的加持下，实现了区域中心的复兴，如今的赣州，历史与现代交融，传统与创新共生。解放后，赣州设立赣州专区，1983年地市合并为赣州地区，1998年撤地设市，现代城市架构逐渐形成。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为赣州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各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赣州进入快速发展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发展不断提速。2021年，赣深高铁正式通车，这条高铁穿越赣南群山，连接赣州与深圳，让千年古城赣州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三小时经济圈”，成为大湾区北向辐射的重要节点，赣南的稀土、脐橙等特色资源，借此快速运往大湾区，大湾区的产业、资本、技术，也沿此通道向赣南转移，赣州成为赣粤合作的重要桥梁。如今的赣州，依旧保留着千年的历史底蕴，宋代古城墙、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福寿沟、八境台等历史遗迹，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客家围屋、客家山歌、客家美食等客家文化，在此代代传承；同时，这座古城也在加速崛起，依托丰富的钨、稀土资源，赣州成为全国稀土产业重镇，稀土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世界橙乡”的脐橙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远销海内外。

从秦汉的边陲要塞到唐宋的江南名郡，从明清的客家摇篮到近代的红色圣地，从曾经的赣江码头到如今的大湾区节点，赣州的两千余年，是一部中原文化与岭南风土的融合史，是一部南方地域的开发史，更是一部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发展史。这片土地，因山而守，因水而兴，因文而盛，因红而耀，它既沉淀着中原文明的厚重，又奔涌着岭南开拓的活力，既保留着千年古城的温婉，又彰显着现代城市的昂扬。在赣江的碧波中，在南岭的群山中，在客家的歌声中，在红色的记忆中，赣州正以全新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千年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