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大运河泗县段，河水静静流淌。岸边，柳条疏朗，芦苇金黄，如烟似雾。不远处，泗州戏的唱腔高亢婉转，随风传得很远很远。
站在堤上，闭上眼睛，能听见的，是水声，是风穿过柳枝的声音，是千年前商船往来时船工的号子。白居易写“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说的就是这里。
我常常想，一条河能改变一座城的命运，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一、一条河，和一个名字的诞生
故事要从隋大业元年说起。
那一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下旨开凿通济渠。这条运河从洛阳出发，引黄河水，经汴水入淮河，一路向东，流经现在的安徽东北部。通济渠的开凿，在当时是为了漕运，为了打通南北的物资通道。但它带来的，远远不止是运输的便利。
在运河经过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当时叫夏邱。这个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据泗县地方志记载，夏朝时这里就已建邑，名为“夏邱”，夏商周时期属于徐国。秦汉时置县，叫夏丘县。
运河开通后，夏邱的位置一下子重要了起来。它地处汴渠与淮河的交汇处附近，南北往来的船只在这里中转、停靠。人来人往，货物聚集，小城渐渐热闹起来。
读到这里，我常常在想：一条人工开凿的河道，能改变一座小城的命运，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巧妙利用。古人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情况下，凭借人力开凿出这样一条贯通南北的水道，靠的是对地理的深刻理解和对民生的长远考量。运河之于泗县，就像一条血脉之于身体，带来了养分，也带来了生机。
到了唐朝，事情发生了变化。
唐武德四年，朝廷从夏丘县分出一部分，另置虹县，治所在今天五河县境内。两年后，夏丘县被撤销，并入虹县，虹县的治所迁到了夏丘——也就是今天泗县县城的位置。
从那时起，“虹县”这个名字，在这片土地上用了整整一千多年。
而“泗州”这个名字，出现的更早一些。北周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朝廷改东楚州为泗州。这是“泗州”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但那个时候，泗州的治所并不在虹县，而是在今天的江苏盱眙一带。
运河两岸，虹县和泗州，一个在淮北，一个在淮南，隔河相望。这种地理上的分隔，让两个地方各自发展，却因为一条河，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分而治之”的格局：同一条运河，两岸不同的行政归属，却共享着同样的水文、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民风。
二、一座城的沉没，和另一个城的崛起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是泗县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夏天，黄河夺淮，洪泽湖水位暴涨。此前，河督靳辅推行“蓄清刷黄”的治河策略，不断抬高洪泽湖大堤。到康熙十八年冬天，大水已经冲开了泗州城东北处的石堤，决口七十余丈，城墙西北角崩塌。
第二年，拥有千年历史的古泗州城彻底沉没于洪泽湖底。
史书记载，当时泗州城内水深数丈，“官若浮鸥，百姓尽奔盱麓”。州署被迫迁到盱眙山上，在草舍中办公。一座繁华的古城，一夜之间成了水下遗迹。
读到这里，我常常感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一座千年古城，说没就没了。那些曾经的街巷、店铺、寺庙、官署，全部沉入水底，再也看不见了。但更让我感慨的是，古泗州城虽然沉没了，但它的名字、它的建制、它的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
今天，在江苏省盱眙县城郊的淮河镇，一片位于水边的农田中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泗州城遗址”。这里就是沉没的泗州城，学者们称之为“中国的庞贝城”或“水下庞贝城”。
古泗州城沉没后，泗州的治所寄居盱眙九十余年。这九十年里，关于州署建在哪里，一直争议不断。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安徽巡抚闵鄂元上了一道奏疏。
闵鄂元在奏疏里分析得很清楚：泗州旧治淹没后，州署寄居盱眙，隔着淮河和洪泽湖，管理不便，离辖区最远的乡镇有一百五十里之遥。而虹县，地小而高，紧挨着泗州，是迁治最合适的地方。
他建议“裁虹并泗”——裁撤虹县，将泗州州治迁到虹县县城。
朝廷准了。
两年后，乾隆四十五年，泗州知州张佩芳撰文，著名书法家梁巘书丹，刻了一块碑，记录下这件事。碑文详细记载了古泗州城的淹没、州治的寄居、以及最终迁到虹县的全过程。
这块碑，就是《移泗州治记》碑。
我第一次在泗县博物馆见到这块碑的拓片时，内心深受触动。碑原砌在县衙大堂的后墙上，后来移到泗县文庙大成殿内，2016年泗县博物馆建成后，被移置到博物馆中。今天，它是泗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古泗州历史第一碑”。
我仔细端详着碑文，心里想：这块碑，不仅仅是记录了“裁虹并泗”这一历史事件。它记录的，是一个千年古城的命运转折，是一个名字的迁徙，是一种文化的承接。
从这一天起，虹县的名字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泗州，这个在洪泽湖底沉睡的千年古城的名字，在虹县的土地上获得了新生。
这让我想到，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会因为行政建制的改变而消失，也不会因为一座城池的沉没而断绝。它会在另一个地方生根发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这就是文化的韧性，也是历史的奇妙之处。
民国元年，1912年，废州制，泗州改称泗县，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三、水中倒影，和碑上的字
《移泗州治记》碑，有两块。一块是碑身，一块是碑额。碑文由梁巘用行楷书写，通篇章法错落有致，笔法苍健。
梁巘是清代著名书法家。据《清史稿》记载，他初学王羲之、董其昌，后专攻李北海行书，以工李北海笔意而驰名天下。他存世的书法作品约有二百多件，行草书灵秀俊逸，行楷书碑刻沉着稳健。
碑文里有一段话，写得很动人：“泗州在省西北，辖天长、盱眙、五河。旧治在其疆域之南，淮水之北，去盱眙二里。康熙十九年，淮涨城圮，后建治盱眙山之巅。其所治乃在西北，悬绝淮、湖，远者至百五十里。虹属凤阳府，地小而高，邻于泗。乾隆四十三年，巡抚闵公以治隔淮、湖，控驭不便，虹最近泗，请裁虹为泗……”
读到这段文字，我常常在想：闵鄂元在写这道奏疏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到的，可能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便利，更是一种文化的归属。一个千年古城沉入水底，它的名字不能就这样消失。把它迁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让它继续存在下去，这或许是对历史最好的交代。
所以，“裁虹并泗”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调整。这是一个千年古城沉入水底后，它的名字、它的历史、它的文脉，如何被另一个地方承接的故事。
今天的泗县，与相隔九十公里的“水下庞贝城”遥遥相望。她们共同使用过一个名字，共同承载过一段历史，共同有着一脉相承的民风习俗。《移泗州治记》碑在一笔一刀间，将这段历史“存根”，将两地的地之风貌、人之文化、城之历史，记入悠悠史册之中。
每当我站在运河边，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就会想起这段历史。一条河，把两个地方联系在了一起；一块碑，把一段历史固定了下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
四、运河的印记，和两岸的人
运河不仅带来了漕运的便利，还塑造了沿岸百姓的生活。
在泗县，有很多以“汴河”“运河”为名的道路、小区。泗水街道曹苗社区的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运河边的村子里。运河水浇灌了一方土地，也抚慰着烟火人家。
隋唐大运河泗县段全长47公里，其中28公里保存完好。与其他段运河早已干涸不同，这段河道至今仍碧波荡漾，发挥着排洪、灌溉的功能。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泗县段这5.8公里的河道，作为通济渠段“唯一”尚有水运功能的活态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常常想，为什么泗县段运河能够保存得这么好？为什么它能成为“活态遗址”？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一代又一代，都在守护着这条河。他们知道，这条河是他们的命脉，是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根。
考古工作者在泗县运河故道中，清理出完整的河道、河堤、木岸狭河遗迹，还发现了船底摩擦的痕迹。这些都证实了，运河曾在此处通航，并承担着漕运功能。
在泗县出土的镇水神兽趴蝮，尤其著名。在古老传说中，趴蝮会调节水量，使河水“少能载船、多不淹禾”。今天，这只趴蝮静静地躺在泗县博物馆中，成了运河历史的见证者。
泗县境内还有一处特别的景观——“隋堤烟柳”。隋堤即汴堤，是通济渠的堤坝。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吟咏佳句，能工巧匠凿河护堤。古人种柳护堤，是为了固堤防洪。泗县人延续着祖先的智慧，在运河两岸植柳、种苇、清淤、蓄水，守护着千年的绿色长廊。
“种柳成行夹流水。”凝固的是运河景，流动的是运河水。水鸟在河里惬意地徜徉，人们在沿岸悠闲地行走，人、水、城协调发展，这大概就是运河最好的模样。
我想，这背后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古人不与自然对抗，而是顺应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的力量。他们种柳固堤，是为了防洪；他们开凿运河，是为了通航。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生活更好。
五、拉魂腔，和一座城的乡愁
有河的地方，就有歌。
泗县有一种地方戏，叫泗州戏。当地人管它叫“拉魂腔”。为什么叫拉魂腔？有人说，是因为这戏唱起来，能把人的魂儿勾走。
泗州戏发源于泗县及周边地区，是安徽省四大剧种之一。它的唱腔高亢婉转，带着浓郁的淮北乡土气息。老一辈人说，听泗州戏，能听出庄稼人的喜怒哀乐，能听出运河边的家长里短。
2006年，泗州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泗县，泗州戏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活在老百姓生活中的艺术。大运河畔的百姓茶馆里，泗州戏的唱段和茶香一起飘散；乡村的戏台上，农闲时节总有泗州戏的演出；学校的课堂上，孩子们跟着老师学唱经典折子戏。
泗县人爱泗州戏，爱到骨子里。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一种地方戏曲，能够在一个地方流传几百年而不衰？或许，是因为它唱的，是百姓自己的故事；它用的，是百姓自己的语言；它表达的，是百姓自己的情感。泗州戏里，有运河边的喜怒哀乐，有田间地头的家长里短，有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这些，都是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这些年，为了不让这门老手艺失传，泗县做了很多努力。他们创新推行“院校+院团”双轨培养机制，与宿州学院、安徽省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等高校合作，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培养了180多名专业演员。
在内容创作上，他们构建了“历史题材新编+现代故事创作+文化IP融合”的三维创作体系。古装大戏《虹桥情》在“中华颂”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中斩获最佳演出奖；反诈主题小戏《中奖之后》被人民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还尝试将泗州戏与运河文化、廉洁文化结合，拍摄了微电影《清官何诚疏运河》。
2024年和2025年，泗州戏《虹桥情》《米芾沉砚》连续两年在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展中获得“最佳剧目奖”。评委们说，泗州戏“既传承了传统韵味，又注入了时代精神”。
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传统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注入新的内容，需要与当代生活产生共鸣。只有这样，它才能活下来，才能传下去。
最近，泗县还搞了个“戏曲+”的融合发展战略。在小宋梨园、石龙湖湿地公园、隋唐大运河遗址三个地方，打造了文旅演艺场景，让游客白天赏景、夜间观戏。2024年以来，这些活动吸引了线下游客40多万人、线上观众近120万人参与。
这让我想到，传统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它完全可以走进现代生活，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当泗州戏的唱腔在大运河畔响起，当游客在戏台前驻足聆听，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是最动人的文化传承。
六、水韵泗州，运河名城
今天的泗县，在打造一个城市定位：“水韵泗州，运河名城”。
这不是一句口号。你看运河两岸：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里，镇水神兽趴蝮在柔光下静静守候；中国古鞋博物馆里，藏着千年的鞋履文化；运河小镇里，泗州戏的唱腔婉转悠扬；百姓茶馆里，茶客们喝着大壶茶，听着琴书，惬意得很。
这里，每年还举办龙舟赛、健康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运河边，感受这条千年河流的脉动。
说起泗县的“七张名片”，当地人如数家珍：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唯一”活态遗址、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中国药物布鞋、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泗州戏、皖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山芋之乡、中国金丝绞瓜之乡。
其中金丝绞瓜，是近两年最出圈的一张名片。这种瓜瓜肉自然成丝，状如鱼翅，被誉为“植物海蜇”。2025年除夕之夜，金丝绞瓜登上了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元宵节又亮相央视元宵晚会。摆台展示、台词提及、主持人现场品尝，让这颗从农家灶头走出的“黄金瓜”走进了全国亿万家庭的视野。
今年春节期间，泗县累计接待游客145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8.48亿元。大运河景观带及周边场馆，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站在运河边，看着静静流淌的河水，我常常会想：这条河，究竟见证了多少故事？
从隋炀帝下令开凿运河的那一天算起，已经过去了一千四百多年。一千四百年里，运河上走过多少商船，两岸住过多少人家，河堤上长过多少柳树？谁也数不清。
但有些东西，是能数得清的。比如那块碑，一笔一刀，刻下了“裁虹并泗”的历史；比如那出戏，一声一腔，唱出了运河人家的悲欢；比如那运河，一水一岸，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从古泗州，到新泗州，再到今天的泗县，名字在变，但有些东西没变。运河还在流淌，泗州戏还在传唱，柳树还在春天里抽芽绽绿。
这让我想到一个道理：一个地方的文化，不是靠行政命令塑造的，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靠一方水土的滋养，靠时间一点一滴的积淀。泗县，就是这样一座城：它被运河改写命运，却也在命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承接了古泗州的名字，也承接了古泗州的文化。它守着运河，也守着运河边的故事。
作为研究历史文化的人，我常常在想：我们研究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还是为了从中汲取智慧，让今天的生活更有意义？
我想，两者都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历史，能够理解一种文化的延续，能够看到一种精神的传承。就像泗县的运河、泗州戏、金丝绞瓜，它们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点，而是一条流动的河，从过去流到现在，还将流向未来。
这就是泗县。一座被运河改写了命运的皖北小城。
冬日的大运河泗县段，河水静静流淌。身着汉服的游客在暖阳下漫步堤岸，不远处，泗州戏的唱腔高亢婉转，随风传得很远很远……
这大概就是，千年的运河，在今天，最好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