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汉江腹地的千年嬗变，从古庸方国到车城水都的时代华章

2026-04-03 17:10 旅游攻略 5 0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十堰，这座坐落于湖北省西北部秦巴山区东段、汉江中上游的城市，扼守华中与西北联通的咽喉要道，背靠秦巴山脉的雄峻，坐拥汉江流域的温润，2.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316万常住人口的生活与希冀。它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的一汪清水滋养着北方千万民众；也是享誉全国的“中国卡车之都”“车城”，汽车工业的齿轮转动着城市发展的脉搏。从夏商古庸国的方国文明，到战国秦楚争锋的战略要地，从明清郧阳府的区域中枢，到现代三线建设催生的工业重镇，十堰的千年历史，是一部镶嵌在汉江流域的文明演进史，也是一部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城市发展史。秦巴山脉的地理屏障赋予它独有的地域特质，汉江的水系脉络塑造了它的交通与经济格局，数千年的政区更迭、文化交融，最终造就了这座兼具山水底蕴、工业实力与生态使命的城市。

十堰的历史根脉，深植于汉江流域早期的方国文明，先秦时期的数百年，奠定了这片土地最初的地域底色。夏商之际，十堰为古庸国的核心势力范围，这个以今竹山县为中心的汉水流域重要方国，疆域覆盖十堰绝大部分区域，作为早期汉江文明的重要载体，庸国凭借秦巴山地的地理优势和汉江的水运便利，成为当时南方方国中颇具实力的存在。步入西周，庸国正式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在武王伐纣的关键战役中，庸国作为西南八国之首参与《尚书·牧誓》记载的联军伐纣，成为周王朝开疆拓土的重要力量，也印证了十堰在早期中原与西南交融中的枢纽地位。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浪潮席卷中原，公元前611年，庸国因势力扩张引发楚、秦、巴三国联合征伐，最终走向灭亡，十堰地区自此归入楚国版图，成为楚国北向抗衡中原的西部屏障。战国时期，秦国势力东扩，秦楚两大强国在汉江流域展开长期拉锯，十堰因其“秦楚咽喉”的地理区位，成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直至公元前3世纪秦昭襄王时期，秦国最终占据这片土地，十堰正式纳入秦国版图，成为秦国南下经略江汉平原的战略支点。先秦数百年的变迁，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中原文化与楚巴文化在十堰的首次深度交融，秦巴的山地文化、汉江的水乡文化，与方国文明相互交织，为这片土地埋下了多元文化的种子。

秦汉大一统的格局，为十堰的发展奠定了行政与交通的基础，郡县制的推行让这片土地的行政建制趋于完善，汉江航运的兴起则让十堰成为连接关中与江汉平原的重要节点。秦统一六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十堰地区依山水格局分属汉中郡与南阳郡，郧西、郧阳区归汉中郡管辖，丹江口市则隶属于南阳郡，这种以自然地理为界的行政划分，充分体现了古代“山川形便”的政区设置原则，也让十堰成为关中与荆楚两大区域的连接纽带。西汉时期，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立十三州刺史部，十堰归入益州刺史部，行政管辖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其西南与华中的联通属性；东汉时期，十堰依旧分属汉中郡与南阳郡，境内正式设立武当县（今丹江口市）、长利县（今郧西县）等县级行政区，县级建制的完善让地方治理更加精细化，也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一时期，汉江流域的航运技术不断进步，十堰凭借汉江中上游的区位优势，成为关中粮食、物资南下江汉平原，荆楚物产北上关中的重要水运枢纽，船舶往来、商旅云集，航运的繁荣带动了沿线集镇的兴起，也让十堰的地域经济开始从传统农业向商贸与手工业延伸，武当山周边因水运便利逐渐成为区域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小中心，为后续武当道教文化的兴起埋下伏笔。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三百余年，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绵，十堰因其地处荆、益、豫三州交界的战略位置，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也在动荡中完成了县、州级行政建制的重要突破。三国时期，十堰隶属于魏国，处于荆州与益州的交界地带，北抵关中、南接荆襄、西通巴蜀，成为魏国防御蜀汉与东吴的西部前沿，军事战略地位凸显，境内的武当山、郧乡一带成为魏军的重要屯兵之地，军事防御设施的修建也让这片土地的城镇格局逐渐形成。西晋短暂统一后，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接踵而至，十堰先后归属东晋、前秦、后秦、南朝宋等多个政权，频繁的政权更迭让这片土地成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交融的熔炉，北方流民因战乱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手工业技艺，与本地的楚巴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民俗。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郧县设立郧乡县，这是十堰地区专属县级建制的开端，标志着这片土地的行政归属开始走向独立；北朝西魏废帝二年（553年），丰州正式设立，治所设于今郧阳区，这是十堰地区州级行政建制的首次出现，从县级到州级的跨越，不仅体现了十堰在区域行政中的地位提升，更印证了其在秦巴山区与汉江流域的中心价值，为后续隋唐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行政基础。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隋唐五代时期，十堰的行政建制不断完善，山南东道的归属让其融入中原王朝的核心行政体系，安史之乱后的战略屏障作用，更是让其在唐代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隋开皇五年（585年），朝廷将丰州改设为郧州，行政名称的调整背后是中央对汉江流域治理的重视；大业三年（607年），隋朝废州设郡，十堰地区分属淅阳郡与房陵郡，郡县制的回归让地方治理更加贴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唐代建立后，武德元年（618年）复设郧州，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十堰归入山南东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朝增设十五道采访使，十堰仍属山南东道郧乡县，道制的推行让十堰的行政归属更加稳定，也让其与荆襄、关中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地区陷入战乱，十堰因其地处秦巴山区、远离中原战场的地理优势，成为唐朝抵御叛军西进、保障西南物资供应的重要屏障，郧州、武当一带成为唐军的重要军事据点，有效阻挡了叛军向西南的扩张，为唐王朝的平叛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后方支撑。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十堰先后归属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政权，行政区划基本沿袭唐代，虽战乱不断，但汉江航运依旧保持繁荣，成为这片土地在动荡中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武当山的道教活动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标志。

宋元时期，十堰的战略地位与经济发展并重，北宋的京西南路归属、南宋的抗金边防重镇定位，让其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边防前沿，元代的行省制则让其融入全国大一统的行政体系，农工商业与航运的发展让这片土地的经济活力不断提升。北宋时期，十堰隶属于京西南路，境内郧乡县、武当县等建制保留，朝廷重视汉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兴修水利、推广农耕技术，让十堰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成为荆襄地区的重要粮食供应地；同时，武当山的道教地位不断提升，朝廷多次遣使祭拜，武当道教文化开始走向兴盛。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金兵大举南侵，汉江流域成为南宋抵御金兵的西部防线，十堰因其地处秦巴与汉江的交汇处，成为南宋的重要边防重镇，境内的郧州、丹江口一带修建了大量的军事防御工事，军民合力抗金，成为南宋西部防线的重要屏障，这段抗金历史也让十堰的地域文化中融入了坚韧不屈的爱国精神。元朝统一全国后，推行行省制，这是中国古代行政建制的重要变革，至元十四年（1277年），朝廷将郧乡县改设为郧县，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襄阳路，行省制的推行让十堰的行政归属更加清晰，也让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元代统治者重视汉江航运的发展，疏浚河道、修建码头，让十堰成为河南江北行省与西南地区物资交流的重要水运枢纽，航运的繁荣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郧县、武当山周边的集镇规模不断扩大，陶瓷、纺织、造船等手工业逐渐兴起，农业也因水利设施的完善而稳步发展，秦巴山区的特产通过汉江航运运往全国各地，十堰成为汉江流域重要的商贸中心之一。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明清时期，是十堰区域行政地位的鼎盛时期，郧阳府的设立让其成为独立的府级行政区，郧阳巡抚的驻节更让其成为鄂豫陕三省交界的政治、军事中心，数百年的发展让这片土地的文化与经济走向成熟。明朝建立后，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将襄阳路改设为襄阳府，十堰地区隶属于襄阳府，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让十堰的农业与经济迅速恢复，汉江航运再度迎来繁荣。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朝正式设立郧阳府，辖郧县、房县、竹山、竹溪、上津等县，这是十堰地区首次成为独立的府级行政区，标志着其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郧阳府的设立，不仅是行政建制的提升，更是明朝对秦巴山区治理的重要举措，有效加强了对西南边陲的管控。万历年间（1573—1620年），郧阳巡抚正式驻节郧阳府，统辖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七府八州六十余县，十堰自此成为三省交界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郧阳府城成为区域的行政枢纽，官署、书院、寺庙林立，商旅云集、文教兴盛，武当山在这一时期迎来发展的顶峰，明成祖朱棣推崇武当道教，派遣工匠大规模修建武当山宫观，武当山成为全国道教中心，武当道教文化也成为十堰地域文化的核心，与汉水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清朝建立后，基本沿袭明朝的行政建制，康熙三年（1664年），湖广行省分治，设立湖北省与湖南省，郧阳府正式归属湖北省，这一行政划分延续至今，成为十堰隶属于湖北的历史渊源。雍正十三年（1735年），朝廷撤销郧阳巡抚建制，但郧阳府的建制依旧保留至清末，虽区域管辖范围有所缩小，但十堰作为鄂西北中心城市的地位并未改变。明清数百年，十堰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达到历史顶峰，汉江航运成为区域经济的命脉，郧县、丹江口、竹山等集镇成为汉江中上游的重要商贸节点，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不仅影响着区域文化发展，更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重要代表，秦巴山区的民俗文化与道教文化、汉水文化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十堰地域文化。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十堰的行政建制不断调整，在战乱中始终坚守着汉江流域的战略地位，抗战后方的定位、湖北最早解放县城的荣光，让这片土地在近代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推行“废府存县”政策，郧阳府被撤销，所辖各县直属湖北省管辖，行政建制的简化让地方治理更加贴合当时的社会变革需求。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第十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郧县，辖郧县、均县（今丹江口市）、房县、竹山、竹溪、郧西六县，行政管辖的重新整合，强化了十堰在鄂西北的中心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十堰因其地处秦巴山区、远离日军占领区的地理优势，成为重要的抗战后方，大量中原难民、工矿企业南迁至此，为十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人才，1944年老河口会战后，第五战区长官部迁至郧县，十堰成为鄂西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十堰成为鄂西北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12月30日，郧县宣告解放，成为湖北省最早解放的县城之一，郧县的解放为鄂西北全境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也让十堰成为中原解放区与西南解放区连接的重要纽带，为全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民国时期的十堰，虽历经战乱，但汉江流域的文化根基未断，武当道教文化依旧传承，秦巴山区的民俗文化在动荡中不断发展，工业的萌芽也在三线建设的前期布局中开始显现，为后续现代工业城市的建设埋下伏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堰迎来了历史上最重大的发展机遇，三线建设的东风催生了汽车工业的崛起，行政建制的不断调整让城市格局日趋完善，从郧阳专区到省辖十堰市，从县级市到鄂西北中心城市，从工业重镇到生态与工业并重的“车城水都”，十堰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城市到现代工业城市的华丽蜕变，也肩负起了生态保护的时代使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十堰设立郧阳专区，开启了现代行政建制的新篇章，地方政府重视农业与水利建设，兴修丹江口水库等水利工程，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更为后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65年，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适应东风汽车公司（原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需求，十堰办事处正式设立，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让十堰从一个偏远的鄂西北小镇，一跃成为国家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汇聚于此，开山辟地、建厂造车，在秦巴山区的腹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1969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十堰市正式设立（县级），1973年，十堰市升格为湖北省省辖市，行政地位的提升让城市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汽车工业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东风汽车公司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集聚，十堰逐渐成为全国闻名的“车城”“中国卡车之都”，汽车工业文化成为十堰现代文化的核心，与传统的武当道教文化、汉水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古文化与现代工业共生”的独特文化格局。1994年，郧阳地区与十堰市正式合并，实现了行政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城市的管辖范围进一步扩大，综合实力大幅提升；2014年，郧县撤县设区，成为十堰市郧阳区，十堰市现辖茅箭区、张湾区、郧阳区、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及丹江口市，3区4县1市的行政区划格局正式形成，城市发展的框架全面拉开。

步入新时代，十堰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定位，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每年向北方输送数十亿立方米的优质水源，十堰肩负着“守好一库碧水，确保清水北送”的重大生态使命，为此，十堰大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关停污染企业、实施生态修复、推进绿色发展，秦巴山区的森林覆盖率不断提升，汉江流域的水质始终保持在国家二类以上标准，生态保护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底色。同时，十堰并未放弃工业发展，而是推动汽车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东风汽车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发展新方向，汽车工业的转型升级让十堰的工业实力不断增强。此外，十堰充分挖掘自身的文化与旅游资源，将武当山道教文化、汉江山水文化、汽车工业文化、三线建设文化融合发展，打造了武当山、丹江口水库、东风商用车工业旅游区等一批知名旅游景点，文旅融合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

从夏商古庸国的方国文明，到现代车城水都的生态与工业共生，十堰的千年历史，是一部与汉江同生共荣的历史，也是一部在秦巴山地中不断突破、不断发展的历史。秦巴山脉赋予它坚韧的品格，汉江流水滋养它包容的胸怀，数千年的政区更迭、文化交融，让这片土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三线建设的东风、汽车工业的崛起，让它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南水北调的使命、生态保护的担当，让它在发展中坚守初心。武当山的晨钟暮鼓与汽车工厂的机器轰鸣交相辉映，丹江口水库的碧水清波与秦巴山脉的青山翠岭相互映衬，这就是十堰，一座兼具千年历史底蕴、现代工业实力与生态使命的城市。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十堰正以“车城水都、生态十堰”的定位，在汉江流域的发展格局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新时代华章，让千年古城在山水与工业的交融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