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中一个小镇，凭什么能做到千将云集

2026-04-07 01:52 旅游资讯 2 0

上篇讲到，湘中的茶叶顺着涟水、资水两条河，养出了一方水土。可光有茶还不够，太平天国来了，湘中人拿起了刀枪……

湘中的故事，要从茶讲起。

但讲茶和湘军之前，必须先提一个人：陶澍。安化小淹人，梅山腹地，资水边上长大的。晚清经世派开山人物。嘉庆七年中的进士，官做到两江总督。是林则徐、曾国藩之前，第一个把“经世致用”从口号变成实践的大家。他在两江任上整饬漕运、改革盐法、兴修水利，件件都是实在活，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他还播下了文化的种子，编《安徽通志》《洞庭湖志》，整理文献，振兴书院，把湖湘学派的务实精神带到江南。他提拔了林则徐、贺长龄、魏源。他的幕僚和门生，后来成了湘军的精神导师和组织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受过他的影响。

可以这么说，没有陶澍在道光年间的铺垫，就没有咸丰年间湘军的崛起。他是湘中人才链条上头一个，承上启下，开一代风气。

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地域的隔阂。一个安化梅山的子弟，从资水峡谷走出乡野，官至两江总督。这件事本身，就在湘中埋下了一颗信念的种子：山水能阻隔交通，却困不住经世的抱负。梅山的野性与刚劲，只要注进儒家的经世抱负，就能炸出惊人的能量。

再讲湘军，绕不开的头一站，是老湘乡的杨家滩。这里是汉地与梅山的交界口，东接湘乡腹地，其他几个方向，十多公里外就是梅山区域老安化、宝庆府老邵阳县、老新化县的地界，是涟水上游与资水下游的过渡要冲。

清咸丰二年，太平军进了湖南。朝廷的绿营兵一碰就散，各地办团练自保。但杨家滩的团练，不是从这时候才开始的。早在十多年前的1838年，李续宾就开始操练乡勇。

原因很实在：一是2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老湘乡的楼底市集，也就是现在娄底市区的古天王寺农民起义，吃大户，开仓杀人，把湘中地域内，稍微有点家业的士坤全整怕了。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怕，是一个个家族代代相传的惨烈记忆，所以明末张献忠打湖南时，湘中地界一下拉出了几十万乡勇，保境卫民。有一支还打进了衡阳，立下战功，光宗耀祖。在湘中，团练是传统。

二是涟水支流的孙水码头是茶商矿主的重要商道，茶的业盛带来了财富，也引来了匪患。龙山上下来的土匪，梅山过来的梅蛮子，时不时就来骚扰。各大宗族早有一套自保的规矩：平日里种地经商，遇了乱就拿起刀枪，放下锄头就是兵。

这一年，一个关键人罗泽南，来到杨家滩。他是老湘乡中里人，也就是现在的双峰石牛人，理学家，后人叫他“湘军之母”，也有人叫他“湘军之父”，总之是关键创始人之一。

他讲经世致用之学，带着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等人在现有乡勇基础上办团练，其他弟子如老湘乡人，现娄底西阳的杨昌濬，现双峰荷叶塘的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三兄弟，现湘乡梅桥的王錱（史料有湘乡梅桥，湘乡山枣，双峰梓门桥三种籍贯记载，都是各时期行政划分搅乱的，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属历史同源），现湘乡壶天的蒋益澧等等都跟着来了，史载“讲学杨家滩，从游者近百人。”

这近百人，在咸丰二年（1852 ）同聚杨家滩，听罗泽南讲学、练乡勇；因为办得热闹，同年，湘乡知县朱孙诒大力推动，还邀请理学名家，曾国藩的密友，老湘乡人，即现娄底茶园的刘蓉出山帮忙。

这帮子人凑齐后就厉害了，后来大多成了督抚、大帅、悍将。关键是老师带一帮学生，一帮学生又各教出一大帮学生，在湘军各个派系都立起了大山头，竖起大旗，拉出了自己的队伍。

后来的事，看起来是偶然，其实是必然。因为这里有人、有传统、有路、有钱，湖南没有哪个地方有杨家滩这样的底子。

从杨家滩走出去的湘军名将，主要集中在李、刘、萧、毛四大军功家族，沿孙水河排开。以胜梅桥为中心，半径十里之内，咸丰年间一次性带出的核心兵源超过一万两千人。有品级的将领上千人，入史立传的湘军名将五十八个。李家将三十四人，以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为核心；刘家将十一人，以刘腾鸿、刘腾鹤兄弟为首；萧家将六人，统领萧启江；毛家将九人，以毛湘菴、毛际惠为首。四大家族之间，不光同族同乡，还有姻亲裙带。萧启江就是李续宾的娘舅。一人成事，全族跟上。

有人就问过，这么多人，谁养？

湘中的茶养自已的兵。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事，天下大乱。福建的茶路受阻，汉口却开埠了。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签了，汉口成了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全面开埠。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都在汉口设洋行收茶。汉口离湖南近，茶叶从湘中运到汉口，比从武夷山运到广州近得多、快得多、便宜得多。湘中的茶叶产业，就此起飞。

晚清湘中茶区，核心就在涟水上游——老湘乡上里中里，加上中峒下峒梅山的安化、新化部分区域。永丰茶商带领茶农在原有黑茶基础上大规模改良红茶，创出“湖红”。湘中红茶最高一年产二十四万担，黑茶十八万担，加上绿茶系列，如永丰细茶，一年最高峰五十万担，占全省近七成。而这些茶，涟水和支流各码头水运扛了近八成运量。

同时，资水上游的上梅飞地也出产黑茶和煤炭，靠毛板船走资水。

茶叶从安化深处挑出来，走湘安古道。挑夫凌晨出发，两篓茶一百多斤，翻山越岭，最远的两天到安化蓝田。打包、记账、交厘金，装船。顺涟水过楼底、湘乡、湘潭、长沙、汉口。这条路走了一百多年。

老湘乡杨家滩到安化的蓝田15公里。涟水在蓝田形成正流的源头，是上游区域这个中心的枢纽。往东入湘江通长江，往西、往南入梅山。

永丰有个茶商，朱紫桂。湄水边的（这条湄水是测水支流的上游，在今双峰县城内，跟经桥头河从渡头坪汇入涟水的主支流湄水一个名，但不是同一条支流）。从伙计做到汉口茶市老大，仅外贸红茶就赚了百多万两银子。在双峰修了八大庄园，一座比一座豪气。他做了一件大事，斗洋人。晚清汉口是全世界的“东方茶港”，茶市里洋人说了算。朱紫桂联合湘鄂赣茶商，自己定规矩、定价钱。洋人压价，他不卖；洋人断买，他存着。存了几个月，洋人扛不住了，回来找他谈。价不能低，规矩要改。洋人认了。他当上茶业公会会长，片纸走天下。

茶利养商，也养兵。

晚清国库空虚，没兵没饷。湘中有茶、有矿、有路、有人，天生就是一个出军队的地方。茶税、茶捐、茶商输饷，是湘军最稳的财源。商养军，军保商。

湘军与茶商的相互成就，还得往深里说几句。

曾国藩创办湘军之初，军饷极度匮乏。湘中以永丰朱紫桂、刘麟郊为代表的湘中茶商帮，成了军费核心支撑。当时湘中红茶、黑茶远销西北与海外，曾国藩、骆秉章设立盐茶总局，抽取茶厘作为军饷，茶税一度占湖南军费七成以上。茶商不仅巨额捐输军资，还主动借贷、代购粮草，承担辎重运输。茶商依托涟水、资水的茶运水路与码头网络，为湘军搭建后勤通道。茶船转为军船，茶路成为湘军机动路线。

湘军则为茶商扫清障碍。太平天国阻断长江茶路，匪患与苛捐杂税让茶商举步维艰。湘军平定战乱、肃清沿途水匪，重新打通汉口至西北、海外的茶运干线。左宗棠最为倚重的刘典、杨昌濬，战将蒋益澧、王錱、张运兰、刘松山、刘锦棠，全是涟水上游区域屋门口人。他们改革茶务，废除旧有茶引垄断，推行票茶制，让湘中商帮自由贩茶；还在兰州设立“南柜”总柜，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塔城设分庄，赋予湖茶专卖特权，减免境内茶税。湘军将领身居督抚要职，为茶商通关、减税大开绿灯，将湘茶卖到陕甘、青宁、新疆蒙古全境，运销俄国和中亚各国。茶商借此跻身官绅阶层，湘中茶商帮迅速从地方商贩崛起为全国性排名前列的商帮。

二者的共赢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达到顶峰。外贸红茶因英国人盗走茶种在印度锡兰广泛种植，机械化制茶，红茶受冲击，逐步败落，可湘中借黑茶又再度迅速崛起，茶利成为西征湘军军粮军饷的基本盘。茶商随军转运物资、以茶换取边疆牛羊与情报，茶税直接充作西征军饷。湘军收复新疆后，彻底打通西北边贸茶路，让湘茶远销境外，销量暴涨。

无茶商则湘军无饷难立，无湘军则茶商无路难兴。兵商相依，彼此成就。

双峰甘棠朱家为湘军重要后勤支柱，与曾国藩家族联姻，捐资襄军，深得倚重。以朱雁峰、朱岚暄为代表，掌控湘中毛板船航运核心网络，运输资水—湘江—长江航线茶盐、粮食煤炭等大宗货物。设分庄于安化、汉口，通江达海，富甲湘省，为湘中物流业顶级商帮之一。

而湘军的将和兵，也主要来自这个中心。将帅几乎全是涟水上游区域的，以老湘乡人为主：曾国藩五兄弟，罗泽南、王錱、刘蓉、杨昌濬、周宽世，杨家滩四大军功家族，以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萧启江等为代表的58个名将及后代李光久、刘光才等；包括后来征西收新疆的刘松山、刘锦棠等；抗法保台、甲午血战的曹志忠、龙应田等等，全是老湘乡人。而屋门口，推开门就能打上招呼，却划另一个县的人也不少，属宝庆府老邵阳的李臣典、杨金龙、申道发、郑连拔、郭鹏程等；老安化罗绕典、易朝贵、贺贵发等；老宁乡的刘典、谭钟麟等；这些人都官至督抚、提督、总兵，居二品及以上核心要职，全都是涟水上游汉地文化圈与梅山文化圈交界处的屋门口人。他们的兵也全来自老湘乡和中峒下峒梅山的茶农、山民、矿工。

涟水的“文”和资水的“武”在这里碰头，在一个营帐中淬火，将帅捧着圣贤书，兵勇沾着梅山蛮，打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凶悍的军队。

这是湘中从“割裂”走向“铁板”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数字有时候比文字更有分量。

据同治《湘乡县志》，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十七年间，仅老湘乡一个县，从湘军中走出来的将领，有名有姓的，一共7886人。其中文官358人，武官7528人。武官里头，记名提督和实缺提督183人。晚清全国提督实缺一共才23个，老湘乡一县就占了百数十人。总兵417人，全国总兵定员83名，老湘乡一个县的总兵人数是朝廷定员的五倍。副将、参将1132人。阵亡和病故的义勇，21335人。

宝庆府那边，重点记了新宁的楚勇，对湘中这边老邵阳县、新化县和安化县，也有不成规模的记载，人数不少，但没精确统计过。

这些是能查到名字的。那些没名字的呢？

天京战后湘军裁撤，江南财富大量归湘。湖南由传统鱼米之乡，一跃成为晚清内陆财富最厚、财力最雄、藏富最深的省份。民间殷实、商税充盈、士绅富庶，一时冠于内地。

《宝庆府志》记载，裁撤老兵投入锡矿山，锑矿“日进斗金”，矿工数万，“商贾趋之若鹜，市井繁庶”。《湘乡县志》说，裁撤后“士绅骤富，广置田宅，栋宇连云”。曾国荃、萧孚泗、刘连捷等将领回乡建巨宅，“一宅费数十万金”，带动建材、工匠、服务业。蓝田涟水码头四十余座，“十二总”自治，成全国独有的运营模式，商货堆积如山，“商贾辐辏，百货云集”。

资水流域的新化，有个大儒邓显鹤。一辈子整理《船山遗书》，编《楚宝》，是“湘学复兴之导师”。由他整理校勘的王世全初刻《船山遗书》版毁于战火，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承其遗志，出资重刻，增辑校勘，使船山著作广为流传。

陶澍播种子，邓显鹤整文献，罗泽南定规矩，曾国藩带兵实践。让湘中首次成为搅动和影响全国的核心区域。

同治三年金陵克复，曾国藩开始裁撤湘军，裁到同治五年，十万湘军陆续解甲归田。他们大多没田可归、没业可就。归乡后三条出路：进锡矿山，进会党，进商路。

那些年，杨家滩的堂屋里，坐了多少等丈夫回来的女人。有的等到了，有的没等到。

同治《湘乡县志》对杨家滩千将云集，十里五十八名将的盛况写了八个字：“于斯为盛，千载一时。”可同一部县志里，还记了21335个阵亡病故的义勇。绝大部分没有名字，没有事迹。他们中有李续宾的族侄，有刘腾鸿的同村，有萧启江的远亲。出门时说“打完仗就回来”，然后死在江西、安徽、江苏、南京。

可没有这些“无名之辈”，哪来的“于斯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