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泥湾栗树科，外婆的澎湖湾

2026-04-21 09:05 旅游资讯 3 0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风靡全国的流行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这是一首关于外婆的歌曲，很受大众欢迎。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哼上两句。

每当听到这首曲子，都会唤起我遥远的记忆，想起那个遥远的村庄，红泥湾乡的栗树科村，那里没有澎湖湾，也没有沙滩、海浪、仙人掌，更没有那些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观，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庄，但那里住着外婆，外婆也拄着拐杖。

栗树科村的西北角，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池塘，夏天的时候可以在池塘里洗澡，有泥巴没有沙滩，这个池塘勉强可以算得上“澎湖湾”的所在地了。池塘里有一小片区域，坑底是沙底的，脚踩着很舒服，那是洗澡的最佳位置。那个夏天，舅舅经常带着我在那个池塘里练习游泳。彼时我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细算起来距今正好是四十年。

四十年沧海桑田，外婆走了，舅舅也走了。栗树科也变得越来越遥远。

外婆去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没过几年，舅舅就把老房子带着院子一起卖了，然后举家迁到了红泥湾街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栗树科。在我的心目中，那里就真的成了“外婆的澎湖湾”，只留下“许多的童年幻想”了。

（二）

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之后便是两个多月的超长暑假，暑假过后考上乡中的开始上初中，考不上的从此就与学校说拜拜了。

整个那个漫长的暑假，我一直都住在栗树科，我的任务是照料患癌晚期的外婆。到了那一年的冬天，外婆就去世了，当时我已经在上初中，父母没有让我去参加外婆的葬礼。外婆埋在了栗树科村西的黑土地里。

我家所在的地方，在红泥湾那一带被称作“东乡”，外婆家所在的这一带，被我们称作“西乡”。东乡与西乡相距并不算遥远，有三四十里路，但那时的路况很差，交通工具也很差，于是就显得很遥远，去一趟很不容易。搁现在估计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在那个年代仿佛就是天涯之遥，连每年的走亲戚，八十年代都很少走动。

“东乡”和“西乡”差别很大。西乡距离大城市南阳很近，相当于靠近城市文明，经济条件要好很多，而东乡是纯农业，农业科技水平及商业活跃程度远不如西乡。

棉花先用薄膜覆盖的池子育苗，然后再栽种到田里的技术，就是母亲从西乡学来的，我们家是村子里第一家采用这种技术种植棉花的。棉苗栽下去的时候已经长到一拃长那么高了，抵御棉铃虫等虫害的能力自然就强了很多。

在这之前，东乡村子里种棉花，都是将棉花籽与农药和草木灰搅拌均匀，然后直接种在田里，成活率很低，因为幼芽最容易遭虫害。

鼎盛时期，红泥湾棉花站收购的棉花垛，像一艘艘漂浮在大海上的白色邮轮，白得耀眼，大得无边。站在许南公路上往西看，棉花垛遮挡住了西边整个天际线，蔚为壮观。而大冯营棉花站收购的巨型棉花垛要晚几年，规模也要逊色很多。

相应的，那个时期的南阳棉纺厂规模宏大，红红火火，职工人数能达几万人。

（三）

栗树科村在红泥湾乡政府的西边，大约有三里路。

这条路是料礓铺成的公路，上面撒有碎沙子，那个年代，乡与乡之间通行的公路大都如此。料礓路崎岖不平，但至少没有泥巴。公路穿栗树科村而过，往西直通新店街。而新店街是新店乡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城市南阳就更近了一些。

那个暑假，曾经有一次冒险之旅。仅仅只会掏腿骑自行车的我，和表舅表姨们一起，竟然从栗树科骑车，走新店去了一趟南阳市。小的时候，南阳市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就像布达拉宫在藏民心中的地位。因为我们不想当农民，父母对我们的最高期望就是能够在南阳市“立个门楼头”，从小刘庄村民变为南阳市市民。因此，我对南阳市自小就非常向往。

有这么一次前往南阳市的机会，我自然十分珍惜。烈日当空，汗流浃背，公路崎岖不平，这些都挡不住一颗想去南阳市看看的心，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我跟着舅和姨们一路向西，向南阳进发。新店街是必经之地，我记忆里的新店街规模不大，却很干净，有种古香古色的古镇感觉。

更令人难忘的是，新店街居然有小火车，这趟小火车应该是通行于南阳与方城之间的，途经新店街。这种小火车东乡没有，后来我走过了全国很多地方，也没见过。新店街的这种小火车，就像《外婆的澎湖湾》里那位老船长一样，成为我童年美好的回忆。

那一次骑行去南阳市，去了市区哪些地方，中午吃了些啥，都已经记不得了。但那么热的天，冰棍肯定是要吃的，大面瓜估计也少不了。因为我记得，在那条东西向的料礓公路上，沿途有很多卖“老面头”甜瓜的摊位。我的姨们舅们也都是很亲我的，他们经常给我买吃的。

（四）

外婆年轻时候的脾气就很坏，况且还是久病卧床的状态，脾气就更坏了。她不喜欢的人，想走到她跟前都很难，伺候她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两个多月下来，外婆对我的工作竟十分满意，我也成为她这一生极少数能被她老人家认可的人之一。

至今记得，外婆常年的食物基本上只有两种。

一种是桔子罐头，外婆只认准一个牌子的，其它牌子一概不考虑，是那种矮矮墩墩的广口圆玻璃瓶罐头，盖子是金属的。舅舅把外婆吃过的桔子罐头空瓶子收集起来，一排排地摞在屋檐底下，高度和窗台都平齐了，足足有五六排之高，长度至少有一丈。

外婆家的经济条件可以，要是一般的农村家庭，仅罐头一项，根本就吃不起。几百个空罐头瓶子码放在院子里很显眼，舅舅也有借此显示他的孝心之意。直到外婆去世很久以后，空罐头瓶子还一直摆在院子里。

外婆的另一种食物是稀面片汤，制作稀面片汤是我的主要工作，有一定难度，买罐头则相对要轻松得多。外婆对食物很挑剔，要求面片不仅要薄，而且必须厚薄均匀，厚薄程度必须刚刚好，厚了薄了、一边厚一边薄都不行。火候也必须把握好，既不能煮过了面片烂了，也不能欠火候嚼起来面片发硬。面片汤不放盐，白面片也不放青菜，但要撒玉米糁，稀稠也必须正好合适。

面片的厚度不合适，或者火候不合适，或者稀稠不合适，外婆宁肯饿着也绝不将就。有一次，我一不小心把面片汤煮糊了，作为弥补措施，我把面片汤倒出来，把钢筋锅糊的锅底洗刷干净之后，再把面片汤倒回去，回回火。外婆的鼻子很灵敏，一股糊味自然是掩盖不住的，外婆坚决不吃这种糊面片汤。

面片是用轧面条机轧的。面条机外婆家没有，需要借用别人家的。我会事先把面粉和成软硬合适的面嘟嗉，然后端着盆子去别人家，轧成厚薄均匀的长长面片，回来再用刀切成宽窄长短均合适的面片，晾干以备下锅。

伺候外婆是一项具有高度挑战性的工作，许多成年人根本干不了，而还是小孩的我居然胜任了，后来还得到了外婆的赞扬。外婆去世时，把自己攒了多年的私房钱分成好几份，其中有一份是专门留给我的。外婆对食物的挑剔是她根深蒂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并不是有意难为我。事实上，外婆对我是最宽容的，也是最好的。

有脾气的人都有本事，这符合辩证法。其实外婆做饭的水平是很高的，外婆做的蒸面条，不用五花肉，只用大油（猪肥肉㸆出的油），就可以做出软香可口、令人叹服的美食来。我吃到过外婆做的蒸面条，但她轻易不做。外婆年轻时的颜值肯定也很高，要不然也不会在头婚时嫁给成分那么高的人，生下来母亲。

外婆姓方，娘家是栗树科南十里曹庄的，兄弟姐妹众多，外婆是其中的老大。老方家的后代，没有一个大腹便便的，颜值和身材那都没得说，这是基因的力量。

记得外婆曾经对我说：等你长大娶了小妮，婆也看不见了。外婆很清楚自己的病情，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和常人一样，外婆也有“隔辈亲”的温情一面。

（六）

外婆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出东乡我家的生活水平。

除了给外婆做饭吃，我每周一次，骑车去乡政府食堂买馒头，作为全家一周的主食，是那种白花花的白面馒头，那么白的馒头我在自己家根本吃不到。外祖父在红泥湾乡政府干民政助理，用他给的粮票去买。时间长了，食堂里的两个年轻师傅已经认识了我，只要我一到，他们就会麻利地把馒头装进袋子里再递到我手上。

乡政府驻地在红泥湾街的北头，许南公路的西侧。

那个暑假，我没少往红泥湾街跑，但村子西北角的小树林，更是我频繁光顾的地方。我常常顶着大太阳在林子里转悠，眼睛盯着树枝上高声歌唱的知了。不知为什么，我小时候逮知了的瘾很大，在东乡逮，在西乡也逮。

我以前的文章曾经写到过，逮知了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用牛尾巴上的鬃毛，一端做成活口，另一端固定在竹竿的顶端，用活口去套知了的脑袋；第二种是用椿椿胶去粘知了的翅膀，把椿椿胶涂抹在一根细棍上，再接上竹竿，为了让椿椿胶的黏性更大，可以先用火烤一烤椿椿胶；第三种当然就是技术最先进的了，用洗衣粉塑料袋套在铁丝圆圈上，呈口袋状，然后用袋子口去罩知了即可，知了只要飞进袋子里自然就插翅难逃。

我在栗树科逮知了用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这种技术逮知了操作难度小，成功率却极高。逮知了的地点就在外婆家院子的周围，有时也去村外的小树林里逮知了。

（七）

栗树科村子的中央位置，有一个辘轳井，是全村人吃水的地方。

高高的井台上铺着青石板，绳索一圈一圈缠绕在辘轳架子上。辘轳井打水需要点技术，还是小孩的我自然没这能力，也不敢把头伸到辘轳井的井口，去看黑洞洞的井底。父亲每次去栗树科，都要把外婆家的水缸打满了再走。

外婆家的房子，在栗树科村子的西北角，西屋是三间红机瓦房，是正屋，坐西朝东；北屋是两间老柴瓦房，坐北朝南，也是大房子，当作厨房。院子是方正的，大门朝东，有高高的围墙。院子的东边和南边都是空场地。

栗树科村子的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大干渠。干渠又高又宽，是巨大的水利工程。秋天的时候，干渠的两侧岸边长满了黄色的野菊花。那个时候，有人收购晒干的野菊花。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跟着大人一起，沿着那条大干渠向西，拎着蛇皮袋，采摘野菊花。

栗树科的姓氏很多，外婆家的李姓是孤门独户，这也是那个年代受人欺负的重要原因。

村子里最大的姓氏是刘姓，和我们家同姓，然而却没有被认作一家人，同样是叫“刘尚*”的人，却和我外爷同辈，那我过称呼时就需要也叫外爷，从称呼里都带着屈辱。村子里几乎各个姓氏的人都比外爷家的辈分高，随便一个年纪轻轻的人，都能是爷爷辈的，从称呼上就能看出外爷一家在村子里的卑微地位。

仅称呼这一件事，就让父亲觉得十分别扭，父亲自然对这个村庄也没有好印象。

（八）

对栗树科，我的家人一直怀着很复杂的情感。因为那里曾是母亲幼年时的伤心之地，有太多太多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外婆被戴上“地主婆”的高帽，被村里一帮心术不正的人树为斗争对象，这些人自身人品低劣，却以革命群众自居，想尽千方百计去欺负和羞辱外婆家这个孤立无援的外来户，又是批斗又是游行。刚读初中的母亲，也在那场“辨别香花毒草”的运动中失去了上学的资格，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运动一个接一个，母亲的心灵就一次又一次受伤害。母亲恨透了栗树科，也恨透了那个年代。

七十年代初父亲曾有过一次转干的机会，却被栗树科村开出的一张社会调查证明砸得稀巴碎。人整人的年代，人性之恶被充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