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现在下辖6区、6县和1个县级市，合计13个区县，2022年全市GDP约1.23万亿元，这样的格局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被几次关键调整慢慢“推”出来的。

如果把时间先拉近一点看，很多人熟悉的“长乐市”已经不在地图上了。2017年，福州市政府公布区划调整方案，当年长乐市正式撤市设区，改为“长乐区”，原有约77万常住人口整体转入市辖区序列，福州主城区面积一下向东推进到江海交汇处，对接滨海新城和机场经济圈，城市发展轴线顺势沿闽江口展开。

再往前推到上世纪90年代，福州下辖的县级单位经历了一轮“由县改市”的升级。公开的行政区划资料显示，1990年前后，原福清县和长乐县陆续撤县设市，成为福清市、长乐市，仍由福州市代管。那一阶段福州的总人口已超过600万，市区常住人口比1980年代增加了数十万人，行政上把沿海工商业基础较好的区域改为县级市，目的是把地方财力和招商空间“放大”出去，减轻中心城区过度集中的压力。

进入21世纪后，福州的区划并没有大起大落，但结构在悄悄“收紧”。到2010年前后，全市常住人口逼近750万，城市建成区面积比1990年扩大了两倍以上，城区从鼓楼、台江向仓山、晋安外扩，马尾港区也逐渐被视作沿江发展的一部分。此时的格局基本稳定在5个市辖区、6个县、2个县级市，为后续再度向海扩展打下行政基础。

如果把镜头拉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的区划一度更“散”。1949年前后，福州作为福建省会被重新确立，辖区范围主要沿袭民国时期的福州专区格局，周边多个县城距离老城鼓楼区的直线距离都在30公里以上。1954年之后，中央相继发布政区调整文件，对福建沿海数个专区进行合并和撤销，福州的直管县数量一度超过10个，人口总量虽然少于今天，但“条块分割”的行政成本很高。

1958年的一次调整，成为后面几十年格局的伏笔。当年，原属闽侯专区的闽侯县整体划入福州市领导范围，相关文件显示，这次调整后福州直接管辖面积大幅增长，陆地面积增加超过2000平方公里，闽江上游、周边丘陵地带更多被纳入省会经济圈。不过，这次“扩张”只持续到1960年，闽侯县又被重新划回福州地区，反复调整导致地方建设项目出现停顿，一些水利、交通规划被迫延期。

事实上，闽侯与福州中心城的关系，在之后几十年一直处于“你中有我”的状态。公开人口数据表明，到2010年前后，闽侯县常住人口超过70万，其中一部分已经与晋安、仓山形成连续建成区，但从行政身份上仍是“县”，城市功能区与行政边界的错位，为后来各种“都市圈”方案留下了讨论空间。

再往上追到民国初年和清末，福州作为福建政治中心的地位已经确定。1912年之后，清朝解体，福州城依旧是全省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当时的城区人口约在20万上下，而整个福州府下辖的县级单位数量保持在10个左右。这一组县名，在各类地方志中被称为“福州十属”或“福州十附”，包括闽县、侯官县、长乐县、福清县、闽清县、罗源县、连江县、永福县、古田县、屏南县，大致覆盖了今天福州市大部分陆地范围。

“十附”的由来，要再往前推到元明清三代。公开出版的《福建省志》指出，自元代起，福建行省的行政中心长期设在福州府城，明清两代也没有改变这一安排。到清代中后期，福州府辖县保持在10个，在当时全国府治规模中属于中上水平，数量与邻省的泉州府、大名府大致相近。这种“一个府统十县”的体系，一直延续到清末新政和民国初期的省县制改革。

1840年之后，福州的角色在一个新维度上被放大。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签订，福州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口之一，马尾附近被划作开埠区域。一份1866年的档案显示，福州港对外贸易额在福建对外贸易中的占比接近50%，船只进出量显著抬升，为后来的船政局选址埋下伏笔。

到了洋务运动高峰期，清廷在沿海建设近代军工体系，福州再次被推到前台。1866年前后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和船政学堂，是晚清四大船政之一，据公开研究统计，船政学堂在几十年间培养的海军人才超过700人，不少后来进入北洋、南洋等水师和民国海军，马尾造船能力一度居全国前列，这也让福州的港区地位在行政安排上被刻意保留。

不过，近代战争对福建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冲击。1910年代到1930年代，军阀混战导致福建多次被划入不同军政势力地图，地方财政收支严重失衡，1930年代中期的统计显示，福建部分县的财政收入比清末反而下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东南沿海受到封锁和轰炸，福州港的对外贸易额在1940年前后跌至战前的三分之一左右，沿海一些县城被迫内迁或临时合署办公，区划虽形式上未大规模改变，但实质管理能力被削弱。

新中国成立后，福州作为省会在行政层级上得到重新确认。1950年代的省级规划中，福州市辖区面积约在1300平方公里，人均财政收入远低于今天，市区工业以纺织、食品和简单机械为主，港区吞吐量不足现在的十分之一。中央推动“省会带动区域发展”的思路，让福州获得更多省内资源，但在具体区划上，还要与周边传统县份的利益做取舍，这就解释了闽侯在1958—1960年的“进退”。

进入改革开放后，福建整体经济迈入快车道。官方统计显示，福建省GDP从1978年的不足50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5.31万亿元，增长超过百倍。福州在其中扮演“龙头”，2022年GDP达到1.23万亿元，人均GDP水平居全省前列，港口货物吞吐量、公路里程、用电量等指标都持续上升，这种现实需求，倒逼行政区划向更大城市圈方向调整。

与此同时，厦门在1990年代被确定为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泉州的GDP总量也一度在福建领先，福州要维持省会优势，仅靠既有的鼓楼、台江几个老城区显然不够。把福清市、长乐市纳入“市代管”的体系、再把长乐改成市辖区，再加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都可以看作福州在行政空间上的“向海再走一步”。

平潭县的存在，也让福州的区划故事多了一个外向的窗口。公开资料显示，平潭岛陆地面积约372平方公里，是福建第一大岛，常住人口约40万，2009年前后被确定为两岸综合实验区后，其区划虽仍为“县”，但在中央和省级的政策支持力度上明显提升，基础设施投资额累计超过千亿元级别，福州市对其在交通、产业规划上的统筹功能也随之增强。

回到当下，全市13个区县的组合——6个区、6个县、1个县级市——其实浓缩了几个世纪的重心迁移：从“福州十附”的府治时代，到通商口岸的港口城市，再到今天试图统筹闽江流域与闽江口、台湾海峡通道的省会都市圈。问题就落在这里：在省域GDP已经破5万亿元、福州自身突破1.2万亿元之后，这套区划还会不会继续调整，用什么节奏去匹配人口流动和产业新布局？

你更关注的是哪一种变化：是类似长乐那样的“撤市设区”，还是闽侯、连江一带与主城区进一步一体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