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市的区划调整,湖北省的第二大城市,为何有9个区县?

旅游资讯 4 0

襄阳现在管着3个区、3个县、3个县级市,常住人口520多万,这套区划框架,并不是一开始就长这样。

如果往前倒一千多年,襄阳首先是被当作“兵家要地”来对待的。南北朝、宋金对峙时期,中原战线大致分成东线徐州、中线襄阳、西线汉中的格局,史书里说“得中线者,牵住全局”,说的就是像襄阳这种节点城市。它横在汉江中游,往东700公里左右可以接长江武汉,往北500公里就到洛阳一线,位置很难被绕开。

清代学者对它的评价,直接把高度推到了“天下之腰膂”。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写得很直白:“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意思是拿全国视角看,襄阳的重要性比武昌、荆州还要高。因为谁占住了汉江上游、扼住“南船北马”要道,谁就有可能沿汉江三千里打通南北。那时候的襄阳府,下辖1个散州、6个县,已经是湖北西北方向的核心。

再往前推,在南宋与蒙古对峙时,襄阳的战略位置被再次放大。史料里记载,南宋沿江防线一旦缺口,就会顺着汉江方向塌陷,因此朝廷在襄阳、樊城一线布置了多年守备。失守之后,蒙军正是沿着汉江南下,威胁到江汉平原和江浙的经济核心。对应今天地图,从襄阳到武汉大约350公里,纵深并不算大,一旦防线被撕开,很难再找第二条天然屏障。

湖北省如今有5770多万人口(2020年统计),13个地级行政单位里,武汉是副省级城市,襄阳被定位为第二大城市和鄂西北中心。2022年全省GDP约5.37万亿元,襄阳贡献了其中的5800多亿元,在全省排名靠前。粮食方面,湖北当年种植面积7033.43万亩,总产548.23亿斤,而襄阳一市就种了约792.27千公顷,产出469.33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主产区之一。

把视角从古代战场拉回到近现代,襄阳在行政序列里的“出场”,要从元代行省制说起。元朝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中书省,湖北地区的轮廓在元明清三朝逐步稳定。到了清嘉庆年间,湖北形成了10个府、1个直隶州、1个直隶厅的配置,其中襄阳府管着均州、宜城县、襄阳县、枣阳县、谷城县、光化县、南漳县等7个县级单位,这些名字大多在今天的襄阳版图上还能找到影子。

1912年清朝灭亡后,湖北因为“九省通衢”的地位,成了军阀争抢的要地。频繁的战争破坏了原有行政秩序,许多县城人口锐减,统计数据更是断档。直到全国进入战后重建阶段,才开始用专区制度把这些县重新组织起来。襄阳专区成立后,一口气管了2个县级市、8个县,合计10个县级单位,名义上包括襄阳县、枣阳县、洪山县、宜城县、南漳县、保康县、谷城县、光化县以及襄樊、老河口两座县级市。

1950年,襄樊县级市在多个乡镇基础上组建,成为襄阳专区最早的城市节点之一;1951年,老河口县级市紧随其后设立。到1952年前后,一系列跨专区的调整,让襄阳的辖区一度扩张得很大。那一年,孝感专区的随县被划入襄阳专区,同年郧阳专区被撤销,其郧县、郧西县、均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等6县也并入襄阳专区,地图上“襄阳专区”一下子膨胀为“2市+15县”的大体量。

这种扩张很快暴露出管理上的问题。50年代中期,交通和通讯条件有限,从襄阳到一些山地县,需要翻山越岭一两天才能到,县太多反而拖慢行政效率。1955年,辖内的洪山县被撤销,原乡镇分散并入周边县,是一轮“减负式”调整。到了1965年,湖北重新恢复郧阳专区,前述6个原郧阳所属县又从襄阳专区划出,“瘦身”后的襄阳专区在60年代末更名为襄阳地区,格局趋于稳定。

1970年代初,襄阳地区形成了“1市+8县”的布局,县级市只有襄樊一个,配套的县包括襄阳县、随县、南漳县、谷城县、枣阳县、宜城县、保康县、光化县。当时的随县人口接近80万,是整个地区人口较多的县之一,但经济基础薄、工业比重低,这种城乡差异在后来区划变动中持续被放大。襄樊则有明显的工业底子,铁路、公路汇聚,使其有条件在1979年迎来行政升级。

1979年,襄樊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出现了“襄樊地级市+襄阳地区”两个地级单位并立的状况。这一年,老河口县级市重新组建,随州县级市则是在随县部分乡镇基础上设立,到80年代初,襄阳地区辖内已经有2个县级市、8个县。这样的“双层结构”在当时并不少见:上有地区,下有地级市,既要顾全区域协调,又要兼顾工业城市的发展。

真正的“大合并”出现在1983年。那一年,襄阳地区被整体撤销,原属的襄阳县、枣阳县、宜城县、南漳县、保康县、谷城县6个县全部划入襄樊地级市管理。光化县在这次调整中被撤销,其辖地并入老河口县级市;随县同样被撤销,归入随州县级市,后者随后改由湖北省直接管理。一个地区级行政单元,就这样被解体为多个市县的组成部分,襄樊在这一轮中成为最大的受益方。

80年代中期,襄樊主城区的管理精细化趋势开始显现。那时的城区已经划出襄城区、樊东区、樊西区、郊区等4个市辖区,加上1个县级市、6个县,总共11个区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985年前后,襄樊建成区人口已超过50万;同时,枣阳和宜城的县域工业发展较快,被陆续撤县设市,成为枣阳、宜城两个县级市,继续由襄樊地级市代管。

进入21世纪,城市扩张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为了理顺城区管理,襄城区、樊东区、樊西区、郊区被整体撤销,重新组建为新的襄城区、樊城区,区划更贴近实际居住和产业布局。2001年,襄阳县被撤销,原辖区改设为襄阳区,由市区直管,从此形成3个市辖区雏形。彼时,襄樊市常住人口已突破500万,城镇化率持续上升。

2010年,这座城市迎来了一次“改名但不改格局”的调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来的襄阳区为避免与市名混淆,改称襄州区。到这一步,襄阳市“3区+3县+3县级市”的框架基本定型:3个区是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3个县是南漳县、谷城县、保康县;3个县级市则包括老河口、枣阳、宜城。2021年,襄阳市常住人口520多万,户籍人口约580多万,城市在全省的“第二梯队”位置愈发清晰。

与行政区划同步推进的,是功能型新区的铺开。21世纪以来,襄阳先后设立了经开区、高新区、东津新区等若干开发平台,这些新区并不单列为县级行政单位,但在统计意义上承担了相当份额的工业产值和投资增量。以某年度公开数据为例,襄阳高新区工业总产值曾占全市规模工业的近四分之一,这说明城市发展重心已经部分从传统老城区向新功能区转移。

再回望全省尺度,可以看到襄阳的区划演变和湖北整体格局是一致的。湖北目前13个地级区划中,武汉、襄阳、宜昌被视作三个重要增长极,武汉一个城市GDP在2022年就超过了1.89万亿元,襄阳则在鄂西北承担着承接产业转移、支撑粮食安全的双重任务。全省5000万以上人口的体量,再叠加5.37万亿元左右的经济总量,对各地级市的分工要求更精细,像襄阳这样的节点城市,也就需要更紧凑、更可操作的行政边界。

从清代襄阳府的7个县,到新中国成立后“2市+15县”的超大专区,再到今天的“3+3+3”,每一次调整背后,都夹着战争、交通、人口和产业的多重变量。很多县名被保留下来,但它们在行政层级中的位置,在过去70年里至少经历了三四次起落。

未来几年,随着襄阳常住人口接近或突破600万、城市建成区继续向外扩展,这套“9个区县+若干功能新区”的组合,还会不会细微收紧或重新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