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是关键命题。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5%，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超大城市群集聚人口超4亿人，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超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其周边乡村地区却面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升、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乡村人才外流等挑战。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超大城市居民对优质生态农产品、深度农耕文化体验、沉浸式休闲空间的需求持续释放，催生出对高品质乡村休闲产业的更大需求。乡村旅游以其产业融合度高、就业带动能力强、资本吸引力大的独特优势，正成为超大城市破解乡村发展瓶颈、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突破口。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调整城乡产业布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供了重要路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能有效激活乡村资源潜能，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综合提升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超大城市发展乡村旅游的独特禀赋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超大城市依托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禀赋，正成为引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其内在优势集中体现在需求基础、创新动能、区位价值和要素整合四个关键维度。
一是规模大、频次高的近程旅游消费市场。超大城市千万级人口规模，形成了基数大、频次高的近郊休闲需求。城市“一小时休闲圈”内的乡村地带，距离适中、交通便捷，成为市民舒缓身心、回归自然的首选地。这种基于庞大人口规模的刚性消费需求，为超大城市发展乡村旅游提供规模红利，构筑了周边乡村文旅产业坚实的市场支撑和消费韧性。有关数据显示，北京、上海成为都市人周末“户外48小时微度假”热门目的地城市，2025年上半年两地相关发帖、评论次数分别达18.96亿次、14.88亿次，同比增长分别高达72%、108%，反映出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游的旺盛人气。
二是强劲的乡村旅游创新发展动能。超大城市作为国家创新高地与信息中枢，正持续将数字化工具、智能化运营、体验式业态和内容创意等前沿要素注入周边乡村，有效破解了传统乡村旅游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服务品质不高、资源整合不足等瓶颈难题，显著推动乡村运营模式的重构与服务能级跃升，使得“在绿水青山中享受高品质城市生活”的理念逐步落地成为现实。
三是显著的乡村旅游区位互补优势。超大城市与周边乡村在地理空间上紧密依存，形成了天然的区位互补关系。紧邻城市核心功能区的乡村地带，凭借其显著的空间稀缺性与交通可达性，不仅成为承接都市高端要素溢出的重要载体，也以其独特的生态与文化空间弥补了城市功能不足，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高效双向流动。在城市资本集聚、消费升级迫切、高品质空间供给不足等多重因素作用下，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向城郊乡村汇聚。这不仅促使原本低效或闲置的乡村资源在市场需求牵引下实现价值重估与增长，更形成强劲反哺效应，有力支撑了乡村规划优化、设施完善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四是高效的乡村旅游要素整合支撑。超大城市作为人才、资本、信息、创意等高端要素的聚集地，对周边乡村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比如，高校智库提供智力支持，助力农旅品牌塑造与业态升级；城市资本发掘乡村文旅潜力，提供资金支撑。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涉农文旅投融资集中于一线城市周边。同时，都市孕育的创新文化与新兴模式，持续催生文化创意、主题研学等融合型业态，为乡村注入活力。这种高端要素便捷导入与高效整合，有效破解了乡村发展的人才短板、资金瓶颈与创新不足等难题，为培育充满活力的乡村创新生态提供了源头动力。
超大城市发展乡村旅游的机制创新
要将超大城市发展乡村旅游的独特禀赋转化为持续动能，关键在于构建突破传统、着眼长远的城乡战略性融合机制，这要求以更高站位、更深融合、更广协同，打通要素流动壁垒，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具体而言，需着力在战略对接、文化深耕、服务延伸、双向赋能等四个机制上实现创新突破。
一是立足超大城市功能定位。超大城市乡村文旅发展不能囿于一域，应当主动对接并服务于城市所承载的国家战略核心功能。通过顶层设计，将乡村旅游空间有机嵌入城市重大战略布局，赋予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新使命、新价值。以北京为例，依托“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定位，前瞻性地将京郊生态优良、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区域，纳入服务国家政务活动和国际交往的“大空间”范畴，探索在长城文化带沿线的生态涵养区试点承接国际文化交流、民间外交等高端活动，打造“乡村会客厅”，这不仅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国际化水平和海外传播声量，更使其成为展示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的新窗口，区域经济的独特标识度和战略价值也随之提升。
二是活化超大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超大城市的深厚历史文脉是其周边乡村最宝贵的不可复制性资源，创新机制在于深度挖掘、系统活化附着于乡村空间的城市级乃至国家级历史文化标识，推动其从静态“背景”转变为驱动文旅融合的核心因素，这要求精心构建沉浸式、体验型的历史文化叙事场景，形成强大的原生吸引力。比如，成都近郊的安仁古镇并非依赖单一景点，而是系统整合“川西公馆群落”建筑遗存和独特的民国历史文化脉络，通过博物馆聚落、沉浸式演艺、主题文创等多元业态活化呈现，成功塑造了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文化IP，国际游客占比大幅提升。
三是延伸超大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乡村旅游吸引力与可持续性，关键在于依托超大城市强大的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建立向乡村延伸覆盖的高品质服务供给机制，使其不仅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保障，更能吸引城市人才常住或回流乡村，实质性提升本地村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缩小城乡生活品质差距。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在多个近郊重点文旅村镇，通过“城市服务云下沉”模式，布局了接入城市三甲医院资源的远程诊疗点、智慧药房；同时，推动优质中小学以合作办学、设立分校等形式进入乡村，提升当地教育水平。通过数字化和制度创新，将城市的医疗、教育、文化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高效、精准导入乡村场景，为乡村旅游注入都市级生活品质背书。
四是构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双向赋能机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需创新构建基于市场逻辑与政策引导的要素双向流动与价值共享机制。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文旅发展，并非单向输血，而是应与城市产业布局、人口流动形成深度互动、互利共赢的双向融合。一方面，吸引都市消费力、投资力、创新力向乡村流动；另一方面，促进乡村人力资源、生态产品、文化资源价值提升并反哺城市。比如，深圳市科技企业在深汕特别合作区及周边布局研发和康养基地，员工享受“旅居式”工作与度假环境；同时，村民通过系统化培训，进入高端度假村、生态农园等文旅业态就业，形成了“人才在城乡间流动、产业在区域间互补、价值在共享中提升”的协调发展新模式。
超大城市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路径
将战略优势与创新机制转化落地，关键在于构建精准高效、协同联动的实践支撑体系，这要求超大城市以系统性思维破解瓶颈、整合资源、打造示范标杆，走出一条规划科学、机制顺畅、投入多元、示范引领、融合共生的特色发展之路。
一是规划先行，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破解近郊乡村文旅发展的空间约束，须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布局，核心是规划引领，将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和用地需求纳入“十五五”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中。同时，加强土地供给模式创新，明确功能分区与用地导向，探索适合文旅业态的灵活性用地政策。比如，四川省成都市率先实施“点状供地”模式，针对精品民宿等项目精准匹配弹性用地指标，有效盘活存量资源，释放了乡村空间活力，为项目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路径的精髓在于以规划引领，实现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与文旅业态适配发展的统一。
二是机制创新，畅通协同治理效能。打破部门分割、层级壁垒，是提升政策落地效率的关键。需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机制，设立实体化运作的乡村休闲旅游协调机构，统筹文旅、农业、规划、住建、生态等部门力量，重点在于优化审批流程，提供集成式服务，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比如，重庆市在武隆景区试点设立“民宿一件事”专窗，整合多部门审批事项，将民宿开业准备期从三个月大幅压缩至两周，成为以机制创新赋能市场活力的生动实践。此路径的核心在于以制度化协作替代传统科层管理，构建高效服务型政府，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
三是多元投入，激活资本融通渠道。解决乡村文旅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资金瓶颈，需创新财政引导、金融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鼓励和引导本地村集体、合作社和返乡人才共同投入。一方面，探索发行文旅专项债券，突破传统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有限、市场动能激发不足、资源整合效能不高的瓶颈；另一方面，大力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提升存量资产价值。比如，部分城市试点乡村旅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有效盘活乡村存量公共设施，吸引社会投资深度参与基础设施升级和运营。在拓宽融资渠道同时，应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和收益保障，通过建立健全村集体持股、农民合作社入股、收益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机制，让农民成为资产增值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
四是标杆引领，打造示范驱动引擎。发挥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需精心选择具有战略节点意义的区域，打造具有强大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力的标杆项目。项目应体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纵向延伸产业链，横向拓展产业功能，有效整合资源、创新业态、激活市场，形成带动周边区域整体发展的“增长极”。比如，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裕和夫子山生态旅游度假区，总投资22亿元，分三期建设农事体验区、国学院、书画院及高端民宿群，该项目通过整合生态农业、文化体验与休闲度假功能，打造生态农业、国学文化、高端民宿的融合发展模式，带动农旅融合总产值超1000万元，促进周边农民增收200余万元，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这有力证明了优质项目的溢出效应。此路径的核心在于以点带面，通过标杆项目的成功实践，形成发展范式，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全域活力。
五是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提升乡村旅游的生命力与附加值，根本在于推动其与文化、康养、教育、科技等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构建“乡村旅游+”的复合型产业生态，这要求突破单一观光模式，发展沉浸式、体验式等新业态，显著提升二次消费比重和综合效益。比如，上海市青浦区打造“草莓音乐节+有机农场+亲子研学”融合体验场景，通过跨界资源整合，其衍生的餐饮、文创、教育等二次消费收入超过门票收入，成为以融合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价值跃升的典范。此路径的精髓在于打破产业边界，形成相互赋能、共生共荣的全域旅游产业体系，避免同质化竞争，进而提升乡村产业的韧性和附加值。
超大城市发展乡村旅游，是激活乡村潜能、促进城乡融合的战略引擎，其成功关键在于将超大城市的治理优势、发展势能和乡村的内生动力、主体作用有效结合。立足独特禀赋，通过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系统破解发展瓶颈，不仅是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农民增收致富的现实路径，更是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优化超大城市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中蕴含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深化创新协同，久久为功，定能绘就城美乡兴、共同富裕的新画卷。
（作者单位：贾翔夫，北京市委办公厅；种聪，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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