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如今下辖6区1市3县,常住人口超过610万,2022年GDP接近5000亿元,这一省会格局,看上去稳定,其实是反复拉扯后才定下来的结果。
如果把镜头拉远到全省,2020年贵州总人口达到3848.8万(国家统计局数据),在西南各省里排在中上。2021年全省GDP突破2万亿元大关,粮食播种面积在2022年达到2788.7千公顷、总产量1114.6万吨,在山地省份中已算产量不低的梯队。这样的体量,决定了省会贵阳必须承担更大的集聚功能。
地理先给贵阳出了一道难题。贵州位于我国西南腹地,与四川、云南、湖南、重庆等省市接壤,省内海拔起伏大,喀斯特地貌广布,过去铁路、公路里程有限,出省通道少。直到近十多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迅速增加,贵阳成为沪昆高铁、成贵高铁等多条干线的交汇点,才真正具备了建设“西南区域性大城市”的交通条件。
2021年,贵阳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610万,而同年户籍人口只有440多万,这意味着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属于外来常住人口或“挂外地户籍”。2022年,贵阳粮食种植面积147.25万亩,产量43.32万吨,这样的农业基础支撑了城市周边地区,但更重要的是服务业和工业拉动了接近5000亿元的生产总值,让贵阳稳居全省第一。
从行政层级看,截至2023年前后,贵州下辖6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合计9个地级单位: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铜仁、毕节,加上黔南、黔西南、黔东南三个自治州。贵阳是这9个单位中唯一的省会城市,也是人均GDP和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西南几大省会里,与昆明、南宁、成都、重庆形成竞争与协同关系。
但现在这套6区1市3县的贵阳行政框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现有的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区,再加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是在多轮撤地设市、专区改地区、区县互调中逐步拼出来的。每一次调整,都带着当时经济建设和交通承载力的影子。
如果往前翻到清朝嘉庆年间,贵州全省只有8个府和4个军民府。贵阳府只是其中之一,下辖5县3散州1散厅,包括贵筑县、贵定县、龙里县、修文县、开州、定番州、广顺州、长寨厅和罗甸县。当时贵州人口总量远小于今日,府一级的统辖空间大,交通基本靠驿道和水运,贵阳在全省也只是众多区域中心中的一块。
这一格局是在更早的“行省制”基础上走来的。元朝时期,全国分设10个行省,贵州大部地区仍归湖广行省管辖,行政重心明显偏东。到明朝1368年定都后,出于对西南地区治理的需要,才正式设置贵州省,省域范围比现在小了不少。到了清朝雍正年间,因“改土归流”,从四川、广西、湖南、云南划入了一批边缘县份,贵州省的轮廓才逐渐扩展为今天的大致形态。
真正把贵阳推上“省会城市”位置的,是近现代国家构建的力量。1912年清朝灭亡后,全国进入军阀混战阶段,贵州人口在20世纪上半叶多次出现流离失所,省内财政收入有限,铁路里程也只有几百公里,经济几乎谈不上统一市场。在这一背景下,贵阳所在地区仍主要沿用贵阳府及其周边县的旧有区划,无法支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管理。
1949年以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战后重建期。1950年前后,贵州人口已经恢复到两千多万,工业基础薄弱,省会贵阳却被赋予“带动全省”的任务。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便设立了贵阳地级市,不过当时的贵阳市仅管理主城区,外围10个县由贵阳专区负责,两者是并列关系。
1950年代,贵阳专区下辖贵筑、龙里、惠水、长顺、清镇、修文、息烽、开阳、瓮安、贵定10县;而贵阳市自己的行政范围主要局限在现今南明、云岩一带的老城区域。当时全省公路通车里程远远低于1万公里,通讯也依赖电报和少量电话,其实并不适合一个城市直接管太大的范围。
1951年,独山专区的罗甸县被划入贵阳专区,使得贵阳专区一度拥有11个县,管理半径再度拉长。1952年,贵阳专区的贵筑县划入贵阳市,使得市区面积和人口有了明显扩展。这个变化在当年的贵州统计年鉴中能直接看到:贵阳城区人口突然增加几十万,工业企业数量也因为行政划转出现“跃升”。
随后的一次关键调整是1956年。那一年,贵阳专区被撤销,更名为贵定专区,原辖县被重新分配给邻近专区和自治州。到1958年,贵州在新一轮区划调整中,为了加强贵阳市的整体实力,又把清镇县、修文县、开阳县、惠水县4个县划入贵阳。当时贵州全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很低,省里希望通过做大省会空间来“聚资源”。
但现实又很快泼了冷水。1963年,在交通、财政承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4个县再次从贵阳划出,重新并入各自所属地区和自治州。那时候贵州公路大多为简易路,平均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远低于全国平均,贵阳市要同时兼顾远郊山地县,行政成本太高,管理效果也不理想。
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形势才在慢慢变化。随着全国经济增速提高,贵州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10%,省会贵阳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到了90年代初,贵阳市主城区已经形成南明、云岩、花溪、乌当、白云五个区,原本1950年代的“老贵筑县城”也逐步被城市建成区吸收,小河县级镇在此过程中被设立,用来承接工业和人口。
1996年,是贵阳区县格局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原属安顺地区的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全部划入贵阳市管理,贵阳由原本的“5区+小河镇”一下子变成“5区+1市+3县”。行政边界调整后,贵阳管理面积大幅增加,为后来的产业布局腾出了空间。到2000年,小河县级镇正式撤镇设区,改为小河区,贵阳于是形成“6区3县1市”的雏形。
进入21世纪,贵阳经济持续提速。比如仅在2010-2020这十年,贵阳GDP从不足1000亿元增长到接近4000亿元,年均增速在西南省会中名列前茅。城市人口加速向观山湖、花溪等方向外扩,小河区在城市结构中的位置也逐渐被重塑。2012年,小河区被撤销并入花溪区,同年新设观山湖区,贵阳才最终定格为今天的“6区1市3县”布局。
这一年,也是贵阳城市建设节奏明显加快的节点。观山湖区承载了大量省级机关迁入和新兴服务业项目,修文、息烽、开阳则更多承担生态屏障、农业和旅游功能。2022年,贵阳主城区建设用地面积已经突破两百平方公里,而清镇市、修文县等地的城镇化率也在逐年提高,省会都市圈的雏形更加清晰。
与区县行政框架并行推进的,是功能新区的不断加码。21世纪以来,贵阳陆续设立高新区、经开区、双龙航空港经济区、贵安新区等平台,其中仅贵安新区规划面积就超过1700平方公里,跨贵阳、安顺两市。这些新区在统计上多被单列或归入相关区县,但在产业和人口流动上,已经与贵阳主城区形成一个整体。
从元明清的行省与府县,到民国时期的贵阳府,再到新中国后的贵阳市、贵阳专区、贵定专区和今天的六区一市三县,每一次行政调整都与人口规模、交通条件和财政能力紧密相关。现在看到的贵阳,不是一次设计完成的蓝图,而是多轮试错后“修出来”的结果。
接下来,在贵阳常住人口可能进一步接近700万、贵阳贵安一体化持续推进、全省GDP向3万亿元迈进的背景下,这套区县框架会保持多长时间不变,哪些地方会再做微调,值得慢慢观察。你更关注的是贵阳哪些外围县(市)未来会更快融入主城区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