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欧洲最富诗意的河流，世界上最“文化”的河流。它发源于德国黑森林，蜿蜒流经九个国家，最终汇入黑海。它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流动的历史、语言、记忆与身份的河。

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在《多瑙河》中沿着这条河流顺流而下，穿越村庄、城堡、咖啡馆、古代遗址与墓地，走入塞利纳、卡夫卡、弗洛伊德、卡内蒂、约瑟夫•罗特等文学与思想巨匠的世界，也走入那些无名者、流亡者、边疆人的命运。正如马格里斯所言：“多瑙河不仅是一个物理实体，还是时间和历史流动的隐喻，体现了连续性和变化性。” 他笔下的多瑙河，既是现实之旅，也是心灵之旅。当历史、记忆与自我在河流中交汇，“人本身便成了河流”。

《多瑙河》，[意]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著，蔡佩君、郁 好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

基尔林疗养院，豪普特大街187号

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卡夫卡在此间某室溘然长逝。这座位于克洛斯特新堡近郊的两层小楼，从前是霍夫曼医生的疗养院，如今用作普通公寓。卡夫卡曾在此寄望康复，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门厅地板上，镌刻着“愿你安康”的字迹。卡夫卡的房间朝向花园，可能位于二楼；如今的房主是巴赫尔先生，大门口的公告牌写着：“烟囱清扫工每月第三个星期一来访，室内禁止劈柴，搬运重箱上下楼梯需书面许可。”

我按响二楼公寓的门铃，和善的老太太杜奈邀我进门，并引我走向阳台。阳台的栏杆是木制的，晾着衣物，一只布熊玩偶躺在地上；楼下的阳台上，哈舍尔太太正在忙家务，周围堆着许多鹿角与狩猎战利品。这些物件与卡夫卡临终的场景格格不入——彼时，他正忍着剧痛修订小说集《饥饿艺术家》的校样，其中的那个同名短篇，恰是一则讲述完美主义如何扼杀生命的寓言。

卡夫卡静卧在躺椅上，从这里望向楼下的花园——如今，那儿安置了一间堆满手推车与镰具的木棚。他凝望着那片正从他生命里消逝的绿意，那是葱茏，是季候，是草木精魂，而稿纸却从他体内榨取这些生机，令他枯竭，将他风干成一片纯粹而绝望的荒芜。这片极具女性特质的绿意，或许令弥留的卡夫卡也自觉沦为男性之惶惑的荒诞具象——那种近乎偏执的自我防御，那种对外界认可的病态渴求。幸而，面对这史诗般的绿，卡夫卡终有朵拉相伴：一个他敢于托付身心的女子，他想娶的妻子，他想共度余生的人。提及朵拉，卡夫卡如是剖白：“若无她，我何以自存”——即便已是弥留之际，领悟这番真谛也永不嫌迟。这份接纳救赎的勇气让他终得以超越自己笔下的人物，那些困在焦虑之中，既无法承认自身局限，又不能与缺陷共处的灵魂。

也许正是病痛瓦解了他疏离生活的写作执念，助他拥有了写作从未赋予他的谦卑。救赎或许诞生于羸弱，源于肉体无法自持、无法继续执笔的绝境——但终究是救赎。在日记中，卡夫卡曾忆及他的希伯来名字“安谢尔”。这个名字承载着被他弃绝的人类身份，承载着生命的温度、爱情与家庭羁绊。为了成为“纯粹的卡夫卡”，为了成为作家，他抛弃了这一切。而在他生命的尽头所发生的事情——当他对朵拉的爱将他重新带回犹太信仰与共同生活的冒险之中——已不再是作家卡夫卡的故事，如朱利亚诺•巴约尼所说，“只关乎那个希伯来名为安谢尔的男人”。

安谢尔能踏出卡夫卡无法迈出的一步，能接纳自己的脆弱，投身爱情，承认自我需依托他者而存在。正如卡夫卡钟爱的《塔木德》箴言所示：“无女人相伴的男人不成其为人”。最终成为“人”的是安谢尔，纵然这觉醒迟至临终；而将这场成为安谢尔、成为人的精神奥德赛之旅记述并传世的，却仍是卡夫卡。

在另一间房里，阿尔贝托•卡瓦拉里正俯身查阅体温记录卡，四月十二日，卡夫卡的体温是38.5摄氏度。阿尔贝托那张充满莎士比亚气质的脸，在阅读那份住院登记簿时显得深沉而专注，那一页上还记载着与卡夫卡同日入院的患者姓名：克劳斯•奥尔加、科瓦奇斯•比安卡、基什法卢迪•埃特尔卡。在他那既锐利又宽厚的面容上，我读出了一份对世界祛魅后仍存的大爱，一份对湮没无闻者的虔敬，只愿向他们的命运致敬，保存他们的记忆，用老记者的嗅觉去发掘他们的故事。我们的目光在那页名册上方短暂交汇。这个瞬间，也如同那三个湮没无闻的名字，被封存于这些房间的永恒之中。在此地，每个生命都真实地死去，恰如中世纪道德剧中演绎的众生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