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汤峪镇从一片烂尾楼的阴影里醒过来。街道上空荡荡的,像被抽走了魂魄。几只流浪狗在废弃的“温泉大酒店”招牌下追逐,招牌上的字掉了两个,变成了“温泉大酒”,倒像是某种黑色幽默的预言。
远处有几处冒着热气的水池,但池边堆着塑料袋和一次性拖鞋,水里漂着不知哪个游客扔下的自拍杆。
这时候,如果李隆基和杨贵妃突然出现在街头——
别笑,这事儿虽然不可能发生,但咱们不妨想象一下。
唐玄宗李隆基,历史上那位开创了“开元盛世”、后来又因为爱情和昏聩把江山差点玩完的皇帝。杨玉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以丰腴美艳和“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名垂千古。这对在历史课本上占据了“奢靡误国”章节的夫妻,要是穿越一千多年,站在今天的汤峪温泉小镇上,他们会是什么表情?
李隆基会愣住。
他大概会先揉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华清池做梦。他记忆里的温泉,是“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的皇家排场,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顶级享受。那会儿的温泉,是大唐帝国的奢侈品,是只有皇帝、贵妃和少数几个得宠的大臣才能享受的待遇。泡一次温泉,得动用几百名宫女太监,提前三天准备香汤、香料、丝绸浴巾,还有乐师在池边弹奏《霓裳羽衣曲》。
可现在呢?
李隆基看到的是一条满目疮痍的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楼房,但一半以上都空着,窗户黑洞洞的,像一排排骷髅的眼窝。有的楼盖到一半就停了,钢筋裸露在外,锈迹斑斑,像个骨折后没人管的病人。街上稀稀拉拉开着几家温泉浴池,门面装修得花里胡哨,大红大紫的招牌上写着“皇家汤池”“贵妃浴”“帝王泉”之类的字眼,但门口坐着嗑瓜子的大妈,一见人就喊:“泡澡不?三十一位,搓背加十块。”
李隆基的表情大概会从震惊变成困惑,再从困惑变成愤怒。
他会问:“这……这是温泉?”
他身边的杨贵妃也会捂住嘴,瞪大眼睛。她可能比李隆基更快反应过来,因为她毕竟是女人,对“享受”这件事有更直观的判断。她会看到那些所谓的“温泉浴池”其实就是个水泥池子,贴了几块蓝色瓷砖,水龙头拧开就出热水,连个花瓣都没有。池子旁边放着一排塑料拖鞋,颜色乱七八糟,有的还破了个洞。更衣室是个简易铁皮棚子,里面挂着一排花花绿绿的浴巾,上面印着“某某化肥厂”的字样。
杨贵妃大概会轻声问一句:“三郎,这就是后人说的‘温泉水滑’?”
李隆基的脸会涨红,不是因为温泉的热气,而是因为尴尬。他当年为了泡个温泉,可是把整个国家的税收都砸进去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就是他宠幸杨贵妃、重用杨国忠、沉迷享乐不理朝政。后人写诗骂他:“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他为了给杨贵妃运荔枝,跑死了多少匹马?可现在呢,汤峪温泉遍地都是,三十块钱就能泡,连农民工都泡得起。
这让他情何以堪?
但问题来了:汤峪温泉是怎么从皇家专属变成烂尾楼一条街的?这事儿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汤峪温泉在历史上确实有点名气,虽然比不上华清池那么高大上,但也是关中地区有名的温泉之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温泉旅游开始兴起,汤峪镇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确实火过一阵子。那会儿的汤峪,就像个暴发户,到处是工地,到处是招商广告。开发商们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至,圈地、盖楼、挖温泉池。镇政府也乐得招商引资,把“温泉小镇”的牌子打得震天响。
可问题是,这帮人根本不懂什么叫“可持续发展”。他们只知道一个字:挖。拼命挖,使劲挖,往死里挖。家家户户打温泉井,你打一口,我打两口的,你打两百米深,我就打三百米。温泉水流得哗哗的,像不要钱似的。酒店开业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水量大”,温泉池二十四小时不停换水,热水哗哗地往外排,排到河里,冬天的时候整条河都冒热气。
结果呢?没几年,水位开始下降。有的井打下去五百米都不出水,有的出水温度从六十度降到了四十度,有的干脆干了。开发商傻眼了,银行贷款还不上,工程款付不起,工人工资发不出。于是,烂尾楼出现了。一栋、两栋、十栋、几十栋。到后来,整个汤峪镇就像一个被抽干了血的躯体,只剩下一副空荡荡的骨架。
那些废弃的空房,就是这场温泉狂飙突进运动留下的墓碑。
每一栋空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个开发商老王,当年拍着胸脯说要建“西北第一温泉城”,结果温泉井干了,他跑路了,留下一栋十八层的高楼,连外墙都没粉刷,像个巨大的水泥柱子杵在镇子中央。有个李老板更绝,他盖了个“皇家温泉宫”,里面仿照华清池修了个贵妃池,结果温泉不出水了,他只好用锅炉烧热水冒充温泉,被游客举报后罚了款,关了门,现在那个“贵妃池”里养着鱼。
这些故事,李隆基和杨贵妃要是知道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李隆基可能会说:“朕当年为了泡温泉,被后人骂了一千多年。你们倒好,为了赚三十块钱,把温泉都给整没了。”
杨贵妃可能会说:“三郎,你看这些人,比你还能糟蹋东西。”
这话虽然刻薄,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李隆基糟蹋的是江山,汤峪人糟蹋的是资源。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贪婪、短视、不计后果。
但话说回来,这事儿能全怪开发商吗?也不能。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当年为了追求GDP,为了政绩好看,审批温泉井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划乱得一塌糊涂。今天批一块地盖酒店,明天批一块地盖别墅,后天又批一块地搞温泉疗养院。各个部门各搞各的,水利局不管国土局,国土局不管旅游局,旅游局不管环保局。等出了事,互相推诿,谁也不认账。
更可笑的是,有些地方的“保护”比破坏还可怕。前几年,为了保护温泉资源,规定所有温泉井必须安装计量表,按用水量收费。结果呢?开发商们连夜把井口封了,偷偷在别的地方打新井,或者干脆买通管理员,把计量表调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折腾来折腾去,温泉还是没保住。
李隆基要是知道这些,大概会感叹一句:“朕当年手下有个杨国忠,已经够贪的了。你们这里的‘杨国忠’,怕是比朕那个还多。”
杨贵妃听了这话,大概会白他一眼,但也不会反驳。因为她自己也清楚,她和李隆基的爱情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居易那首《长恨歌》写得太美了。“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这两句诗把温泉写得多么诱人啊!可要是白居易活在今天,来汤峪镇采风,看到那些废弃的空房和三十块钱一次的廉价浴池,他还能写出“温泉水滑洗凝脂”吗?他大概会写“温泉水干洗个屁”吧。
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人太悲观了,汤峪温泉不是还有几家在营业吗?游客不是还挺多的吗?
没错,确实还有几家在营业。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些还在营业的温泉浴池,靠的不是温泉本身,而是“低价”。三十块钱泡一次,还送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这个价格,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为什么还要开?因为老板们也没办法,井打好了,楼盖了,债欠了,不开业亏得更惨。于是大家互相压价,你三十,我二十五,你二十五,我二十。最后大家都赚不到钱,温泉水还白白流走了。
这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温泉资源是公共的,谁都可以挖,谁都可以用,但谁也不愿意保护。每个人都想着“我不挖别人也会挖”“我不赚这钱别人也会赚”,结果就是大家一起把资源挖光、用光、糟蹋光。
李隆基要是懂经济学,大概会给汤峪镇写四个字:竭泽而渔。
杨贵妃要是懂管理学,大概会加四个字:鼠目寸光。
其实,汤峪温泉的遭遇,在全国范围内都不是孤例。你去看看那些“温泉之乡”“温泉小镇”“温泉之都”,有多少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大部分都是同一个套路:发现温泉、大肆宣传、招商引资、疯狂开发、资源枯竭、留下一地鸡毛。有的地方更惨,温泉还没开发完就枯竭了,连鸡毛都没留下。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家都不把资源当资源,都把它当成摇钱树。摇钱树是可以不停摇的,但资源不是。资源是有限的,是脆弱的,是不可再生的。你把温泉抽干了,它就真的干了,不会因为你哭两声就重新冒出来。你把地下水污染了,它就真的脏了,不会因为你后悔就变干净。
李隆基和杨贵妃大概最能理解这种“后悔”的滋味。李隆基晚年被迫赐死杨贵妃,马嵬坡上一尺白绫,他的后悔能填满整个华清池。杨贵妃呢?她到死都没能再泡一次温泉。如果他们知道,一千多年后的汤峪镇,人们用三十块钱就能泡一次“贵妃同款”温泉,却把温泉资源糟蹋成这样,他们会怎么想?
大概会觉得历史是个轮回吧。
当年的李隆基,为了一个女人,把大唐盛世搞成了安史之乱。今天的汤峪人,为了三十块钱,把千年温泉搞成了一堆烂尾楼。一个是帝王之蠢,一个是凡人之贪,本质上都是“不识货”——不识江山之重,不识资源之贵。
所以,李隆基和杨贵妃要是真能穿越到今天,站在汤峪镇的街头,看着那些废弃的空房和冒烟的废水沟,他们大概会说:
“兄弟,咱们当年再败家,好歹还留下个‘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千古名句。你们呢?你们打算给后人留下什么?一堆烂尾楼?还是三十块钱一次的洗澡水?”
这话虽然刻薄,但振聋发聩。
汤峪镇的教训,值得每一个靠资源吃饭的地方好好想想。温泉也好,矿产也好,森林也好,水源也好,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今天多挖一锹,你的子孙就少用一分。你今天多赚一块钱,你的后代就多付十块钱的代价。资源不是用来糟蹋的,是用来珍惜的。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这是常识。
可惜的是,在利益面前,常识往往是最先被抛弃的东西。
好在,汤峪镇还有救。温泉资源虽然受损,但并没有完全枯竭。只要科学规划、合理开采、加强保护,还是有可能恢复的。关键是大家能不能从“抢着挖”变成“一起护”,从“赚快钱”变成“谋长远”。这需要政府、开发商、当地居民三方共同努力,缺一不可。
李隆基和杨贵妃已经没机会改正自己的错误了,但汤峪镇还有。
别等到温泉真的干了,再对着那些废弃的空房后悔。到那时候,别说李隆基和杨贵妃,神仙也救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