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霞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有一方花岗岩碑碣静默矗立着，这座通高1.83米的碑碣，是北京现存唯一的总理奉安纪念碑。它如同一部立体的史书，承载着孙中山先生与京华古城的不解之缘。

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总理奉安纪念碑”

奉安大典建有多座纪念碑

“奉安”原是古代帝王或圣贤安葬时的专用名词，后指为国家元首的灵柩举行葬礼。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由于当时国家尚未统一，因此孙中山先生的灵柩被移往香山碧云寺普明妙觉殿，4月2日移至碧云寺内最高处的金刚宝座塔内暂厝。移灵当日送行的各界群众多达30多万人。

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原定于1929年3月12日在南京中山陵举行孙中山先生灵柩的奉安大典，后因南京连降雨雪，大典延至1929年6月1日举行。

鉴于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奉安大典时兴建了多座纪念碑，统称“总理奉安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一座原在北京颐和园，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一座在北海公园，由北平“反日会”兴建，由于“碑文荒谬”当年即被推倒；一座在汉口中山公园，后为日寇所毁；一座在上海江湾镇，毁于“一·二八事变”；唯一尚在原址保护的，是山东泰安的“总理奉安纪念碑”，现为泰山一景。

此外，在北京中山公园还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总理奉安纪念碑”，碑文由近代著名学者刘文典撰写，用词典雅准确，比较完整全面地概括了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贡献作用、思想特点等，很见功力和水平，是难得一见的大家手笔，也是近现代碑文中出类拔萃的作品。据北京《中山公园志》记载，该碑建在该公园习礼亭以北，与南坛门相对。碑文四言正体，洋洋洒洒594字。不幸的是，这样一方碑刻，在抗日战争期间，于1938年6月被日军劫掠后下落不明，殊为可惜。

目前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总理奉安纪念碑”，原立于颐和园东宫门牌楼西北侧。该碑为花岗岩材质，通高1.83米，上边长0.22米，下边长0.31米。由碑座、碑体、碑首三部分组成。碑阳铭文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奉安纪念碑”，碑体上部为三面状，寓意为“三民主义”，下部为五面状，寓意“五权宪法”“五族共和”，独具匠心，构思精巧，寓意深远，远看犹如一个“文”字，暗合了中山先生的本名“孙文”。

碑碣形制为方尖碑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革，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交流、激荡、碰撞，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层出不穷。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碑刻上面，在形式和内容上脱离了封建帝制的阴影，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自由创作之风日盛，盛行于西方的方尖碑与中国传统的碑刻折中和融合，成为当时新旧交替之际广泛流行的一种碑刻新形式。

方尖碑外形呈尖顶，方形柱，由下而上逐渐缩小，顶端形似金字塔形状。方尖碑最早出现于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除了神圣的宗教意义以及通天等丰富的寓意以外，建造方尖碑也是国王加冕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作为埃及王权的象征，方尖碑历来是外族入侵劫掠的重要对象。从最早的亚述人，到后来的罗马帝国，大批方尖碑被作为战利品劫掠到欧亚各地。罗马帝国延续了古埃及方尖碑作为纪念碑的传统，将方尖碑竖立在广场、寺庙前，成为古罗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艺复兴时期，复古风潮席卷欧洲，大批方尖碑被作为古罗马文化的遗物，从遗址中出土并被重新竖立。随着拿破仑入侵埃及，又有一大批方尖碑被从埃及带入欧洲。著名的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竖立的。

方尖碑作为欧洲古典主义纪念碑的典型造型，在辛亥革命前后传入中国，并开始广泛流行。1913年，为纪念保路运动修建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处方尖碑。另一个民国早期的方尖碑实例是建于1921年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碑，1931年的广州中山纪念碑也是一座方尖碑建筑。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惨重，为缅怀纪念英烈忠魂，激励全民族共同对敌抗战，各地陆续掀起为抗战阵亡将士修建烈士墓及纪念碑建筑的浪潮，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方尖碑。

目前北京地区现存比较知名的方尖碑，有“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的刘和珍碑，和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领导人高君宇碑等。而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孙中山先生奉安纪念碑，作为早期新形制的方尖碑，是北京地区乃至国内方尖碑的代表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