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河牧场，曾是大盛魁商号牧养牲畜的主要基地

作者/孙树恒

一

我曾经去过召河，它位于草原的怀抱之中，蓝天白云之下，一望无际的草原如同绿色的海洋，波光粼粼。这里，是大自然赐予的宝地，肥沃的草场孕育了无数健壮的羊马，它们或悠闲地漫步于草原之上，或欢快地奔腾在蓝天白云间，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但是由于自己的孤陋寡闻，不知道它承载过无数的传奇故事。

在通向蒙古高原的必经之地，召河的名字，伴随着商贾的驼铃声，响彻了万里茶道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那个时代商业繁荣的象征。而召河牧场，作为清朝富可敌国的跨国贸易商号，万里茶道旗舰店大盛魁商号，不可或缺的牧养牲畜基地，更是承载着无数商业传奇与繁荣景象。

然而，大盛魁商号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下，召河牧场不仅成为了大盛魁商号的牧养牲畜基地，更成为了草原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见证了无数商业传奇与繁荣景象的诞生与延续。

如今，虽然时光已逝，但大盛魁商号与召河牧场的传奇故事仍然被后人传颂。

二

召河牧场牧养牲畜的理想之地。

在这片辽阔无垠的召河牧场，大自然以其独有的慷慨，孕育了这片土地无尽的生机与活力。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正北方向，约莫八十公里之遥。这里，是普会寺的庄严所在，也是信徒们心灵的归宿，更是牧人们世代繁衍的家园。

召河牧场，它以其肥沃的土地、茂盛的牧草和清澈的河水，成为了牧养牲畜的绝佳选择。牧场东西约六七十里，南北约四五十里，东至四子王旗边界，西至土默特旗地界，南至武川县属六号梁，北至达尔罕旗地界。

这片草原，不仅是牲畜的天然牧场，更是商路的重要节点。自清朝康熙年间起，归化城便与外蒙古和新疆通商频繁，召河一带更是逐渐成为了商运兴旺、牲畜集中的重要地方。无数商贾、旅人，他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这片神奇的土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财富与荣耀。而召河牧场，则以它那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聚宝盆”和“金银河”。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召河牧场是大盛魁这一商业巨擘的重要牧养牲畜基地。在这里，大盛魁不仅经营着牲畜的买卖，更将草原的物产与中原的商品进行交换，极大地促进了草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说，召河牧场是大盛魁商业帝国的重要支撑，也是归化城繁荣兴旺的一条经济命脉。

三

召河牧场是大盛魁牧养牲畜的主要基地。

一是大盛魁每年从外蒙古赶运回来的牲畜。主要是热羊热马、冬羊冬马，以及一部分骆驼和牛，仅大盛魁于每年旧历四五月向外蒙古走领羊的房子五至八顶，每顶羊房赶羊一万至一万四千余只，回来以后都按当时的市价都集中在召河牧场蓄养放牧，到第二年八月节以前卖给北京的羊客。据说，大盛魁在召河牧场的羊，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万只左右。马最多的时候达到一两万匹。如：1899年和1900年（光绪二十五和二十六年），该号留场的羊马就很多。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和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各地贩羊马的客商来不了，它自己也运不出去。因而这两年贩进来的羊马，大部分留在了场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继续贩进来十万羊马，连同前两年留场的羊马，已达到三十万以上。这里不仅是牲畜的集散地，也是羊马买卖的主要成交场所。大盛魁都会先行开盘行市，把羊马作价批发给其分支机构和小号。确保了商业的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不仅是大盛魁商业成功的见证，更是草原商贸繁荣的缩影。

二是粮食供应‌。距召河牧场三四十公里之遥的可可以力更（今武川县城），逐渐崛起为一颗新的商贸新星。这里，米、面、油、酒等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与加工蔚然成风，为牧场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商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富盛岐、玉盛岐、洪记、义隆泰、广益魁……它们以雄厚的资本和庞大的规模，成为了草原商贸的重要力量。

其中，洪记商号以其独特的粮食加工业务而闻名遐迩。那三条杆的大磨四盘，每日轰鸣不止，将一粒粒小麦研磨成细腻的白面，每日产量高达两千斤之巨。而那两条杆的大碾两盘，则默默地将莜麦转化为香醇的莜面，日产量亦达八百多斤。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使得洪记每年可制成白面和莜面约一百万斤左右，完全满足了大盛魁羊马场和骆驼房子店员与工人们的饮食需求。可以说，洪记不仅是草原上的粮食加工厂，更是大盛魁设在召河的米、面供应站。

除了粮食加工，洪记还涉足榨油和烧酒行业。那醇厚的油香和甘冽的酒味，不仅让牧场的牧民们陶醉其中，更为大盛魁的商贸活动增添了无尽的色彩。而协盛昌、协盛公和协盛裕等三家京羊庄，则是大盛魁在草原上的又一重要布局。它们以贩卖羊只为主业，规模宏大，资本雄厚，为大盛魁的商贸帝国增添了坚实的基石。

随着召河牧场的繁荣与商贸的兴盛，这片草原上的故事也在不断地书写与传承。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油、每一杯酒，都承载着草原儿女的汗水与智慧，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繁荣与变迁。

三是放羊人的组织井然有序。分为马头、群头、领羊人与羊伴子。马头，骑于骏马之上，统管数顶房子的羊群，决策羊场的选择与迁徙，乃大盛魁的忠实雇工，年薪颇丰。群头，则是数群羊的领袖，规划每日的放牧与归途，同时亲自牧养一群，其收入较领羊人更为丰厚。领羊人与羊伴子，两人携手照料着七八百只羊，生死与共，月俸虽始时微薄，却逐年递增，更有雨靴与毛巾的温暖关怀。每年羊群归来，他们便受雇而来，一次领取四月薪水，直至次年羊群赴京售罄，方解雇佣之约。放牧期间，若家中有急事需归，还需自寻替工，以续牧羊之责。

马头是骑马的，管理几顶房子的羊，负责选择羊场、适时移场等事项，是大盛魁常年雇用的工人，每年约赚工资二百几十吊制钱（每二百制钱是一吊）。群头是管几群羊的头儿，指挥每天放牧出去回来的时间，但他自己也放牧一群羊，比领群人多赚两吊。领群人和羊伴子两个人放牧七百至八百只羊，羊死了交回羊皮，每月赚工资二至三吊，以后增长为每月十几吊。每年羊回来时雇用他们放羊，一次可领四个月的工资，到第二年赶羊到北京出卖以后就算解雇了，不给工资不管伙食。在放牧期间家中有事回去的时候，还要自找替工放羊。这种灵活的雇佣制度，既保证了羊群在放牧期间的稳定管理，又让领羊人与羊伴子有了更多的自由与选择。

四是‌雇佣的人员。为了经营、放牧、运销好羊马，大盛魁在召河牧场雇佣了大量的牧工和杂工，人数多达上千人乃至数千人。此外，还有为商牧服务的铁工、木工、毡匠、熟皮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员，使得这里一度成为六畜兴旺、商贾丛集、商运发达、各业繁盛的草原闹市。

四‌

召河牧场的历史影响。

‌一是政策影响。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垦务政策对大盛魁在召河牧场的经营产生了一定影响，引起了普会寺及其周围喇嘛僧众和耕种“私垦地”农民的反对。尽管如此，大盛魁仍然坚持在召河牧场的经营，并努力维护其商业地位。在著名文史专家代林老师和马静主编的《大盛魁闻见录》里，有一则、大盛魁参与反"放垦" 。马福祥任绥远都统时，马福祥都统一声令下，武川县垦务局大刀阔斧地推进放垦计划，意图将普会寺及其周边的荒地与私垦地纳入官方管辖，以此增加税收，扩大统治版图。普会寺的喇嘛僧众、私垦地的农民，乃至大盛魁，都站到了反对放垦的前线。他们担忧的，不仅是眼前利益的损失，更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情感的守护。对于大盛魁而言，召河牧场不仅是其商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商业帝国的重要支撑。放垦一旦实施，将直接威胁到其在草原上的商贸活动，甚至可能动摇其商业地位。因此，大盛魁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成为反对放垦的中坚力量。面对重重困难与压力，大盛魁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决心。他们深知，硬碰硬并非上策，于是转而采取迂回策略。大盛魁出资五万元，以普会寺的名义，将这片土地包领下来，从而巧妙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自身在召河牧场的经营权益。

这一事件，不仅是大盛魁商业智慧的一次展现，更是那个时代草原与商贸、传统与现代、利益与情感交织碰撞的缩影。

‌二是村镇的形成。自从内地与外蒙商业贸易频繁，召河逐渐形成为牲畜集散地以后，召河至可可以力更一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可可以力更逐渐形成为大青山北的一个小城镇。这个小城镇的特点，是以通事行和六陈行为主要商业，以拉骆驼的和跑趟子车的②为主要居民。大盛魁的从业人员，也有在这里落了户的。可见，这一个小城镇是由于旅蒙商发展而形成的。是先有商业然后才有居民，农业更是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一带较大的和历史较长的一些自然村，都是以商号的名称命名，便是证明。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四合义、广义泰、三义元、康油房、大盛和与西火房等，都是以最早的商号的名称，作为自然村的名称。其中有一些商号和居民，是随着大盛魁的发展而定居下来的。大营路两旁的居民特别稠密，一二百户的大村庄相望于道。这一带村庄的水井特别多，有些水井不是在村子中心，而是在大营路的两旁。据说，这些有井的地方，是当初三大号扎房子的地方，是为了羊、马和骆驼饮水方便而打下的井。以后这些扎房子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了大村庄。

三是保商团。召河是一条重要的商路横贯东西，其战略与经济地位无可替代。因此，保商团应运而生，守护着这条财富与希望的通道。普会寺之东，便是保商团的大本营，足以容纳数百铁骑，彰显其雄壮之势。据《大盛魁闻见录》所载，保商团源自归绥，其使命是护送货物穿越茫茫草原，直至内蒙古边界。团队分为三个连队，精锐尽出，以骑兵为主力，分散驻守于归绥与召河，共同捍卫商路的安宁。

在召河，保商团的官职与士兵多由蒙民担任，他们虽领取微薄的薪饷，却忠诚地履行着保护过往商旅的职责。此外，保商团还向过往的骆驼、马匹、羊群收取一定的保护费，用以维持团队运营与提升防御能力。值得一提的是，保商团的团长一职，竟由银海喇嘛担任，这背后是归绥商会会长段履庄与银海喇嘛深厚的交情使然。银海喇嘛不仅领导保商团，还亲自处理了收服玉禄之事，虽最终仅收编五百余有枪之众，但已足以展现其非凡的领导力与影响力。

在美国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1926年《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的游记里记载。为了保护商队免受土匪侵扰，1917年，归化商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保商团"的组织。他们找了一位富有的蒙古人作为首领，并任命另一位曾经当过土匪的蒙古人作为二把手和实际指挥者。事实 证明，后者是一位称职的首领和坚定的战士。保镖们吃苦耐劳，他们有些是汉人，大多数是蒙古人。许多人在以前是土匪，如果他们没有被雇来当保镖的话，可能会一直以劫道为生。他们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块银元，而且必须自己备马。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通过为商队中的友人走私鸦片到归化来赚外快，因为税务官不敢阻拦穿制服的人，所以这种方式十分稳妥。保商团的另一些人会在当了几个月保镖后，骑马加入游荡在边地的流寇团伙和马匪。为了维系保商团，商会对每批货物征收小额税款，对每名被护送的旅客征收较高额的税款。情形不是特别危险时，会有一到两名士兵陪同商队，但如果匪患猖獗，则会派出一支部队护送商队。保商团共有约400人，在归化设有营房，在召河拥有一个土堡，首领和二把手也住在那里，在百灵庙则有一个较小的城堡。自从这支保商团武装成立以来，沿途被护送的商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进出包头的商队也有类似的武装守卫。

综上所述，清朝大盛魁商号的召河牧场是一个充满商业活力与繁荣景象的地方。它不仅是牲畜的天然牧场和集散地，更是归化城经济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大盛魁商号在召河牧场的经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也为其自身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时至今日，召河牧场依然是大盛魁商业传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当地无数人的回忆与梦想。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代林、马静《大盛魁闻见录》

欧文.拉铁摩尔著、王敬译《从塞北到西域》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通俗文艺研究会副秘书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