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枣阳的地名渊源与历史脉络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印记，其得名可追溯至隋朝，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因避太子杨广名讳，原“广昌县”需更名，当时官吏以境内“枣阳村”为参照，定名“枣阳县”，命名方式虽简洁直白，却也体现出地域命名的朴素逻辑，并无复杂典故或传说加持。

汉光武帝刘秀的籍贯归属，长期存在认知争议，实则据《后汉书》明确记载，刘秀为“南阳蔡阳人”，而汉代南阳郡蔡阳县的核心区域即位于今枣阳市吴店镇一带，与现今河南南阳市并无直接关联。西汉时期，刘秀祖上因不满湖南舂陵封地的湿热环境，奏请汉元帝获批迁移，新封地从南阳郡蔡阳县与上唐乡划出，仍沿用“舂陵”之名，可见枣阳与刘秀的籍贯联系具有明确史料支撑，将“南阳郡蔡阳县”等同于现今“南阳市”，是忽略千年行政区划变迁的误解。

在行政归属上，枣阳的历史变迁堪称复杂。夏商周时期，其地域属豫州管辖；春秋战国时期，随唐国被楚国吞并，归入楚地；秦始皇统一后设蔡阳县，隶属于南阳郡，刘秀时期所设舂陵亦属该郡，东汉时舂陵升格为章陵县，同时从蔡阳县划出部分区域设襄乡县，三县并存且均归南阳郡，成为枣阳历史上的一段高光时期。南北朝时期，因政权更迭频繁，枣阳地域归属不定，先后隶属于北朝的北魏、西魏与南朝的宋、齐、梁。隋唐时期，襄乡县先改称广昌县，后因避讳更名枣阳县，归属历经舂陵郡、昌州、唐州、随州等多次变更。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枣阳与襄阳成为抗金前线，地位显著提升，升格为枣阳军；元朝统一后，枣阳军降为县，初期仍属南阳府，至元十九年（1282年）划归襄阳路，此后明、清时期延续归属襄阳府或襄阳地区，1988年枣阳撤县设市，成为湖北省襄阳市代管的县级市，行政归属最终稳定。

现今枣阳市下辖3个街道、12个镇、1个开发区及2个农场，各下辖区域的名称亦各有来历。吴店镇作为刘秀老家舂陵的核心区域，因历史上吴姓人家在此经商开店得名；鹿头镇源于当地神鹿传说；兴隆镇最初由李家兄弟开店，取“买卖兴隆”之意；太平镇承载着古人对安宁生活的向往；新市镇清代时有兴隆寺，民国时期重修后改称新寺店，后简化为新市；琚湾镇因琚姓家族而得名，“琚”字读音为“qu”；七方镇的得名说法不一，有财主娶七房老婆、有七个儿媳妇等传说；杨垱镇因杨姓人家居住在方言所称的“垱”（土坝或低洼地带）附近而得名；熊集镇是熊姓人家聚居形成的集镇；平林镇因地势平坦、林木茂盛得名；王城最初名为牛皮店，后因王、左两姓聚居改称王左城，左家衰败后简化为王家城，最终定名王城；刘升源于清朝时河南人刘升在此定居开店，形成集镇后称刘升集；车河农场则因靠近车家河，作为国营农场承载着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忆。

纵观枣阳历史，其地名起源简洁却关联时代背景，籍贯争议背后是历史地理认知的厘清，行政归属的千年变迁见证政权更迭与区域发展，下辖区域名称则蕴含着乡土记忆与先民智慧，共同构成了枣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其成为一座兼具故事性与文化价值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