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广州港口码头位置的变动，一方面是适应广州地区水陆变迁的顺势而为；另一方面是深受历代国家海洋政策及世界贸易格局影响的勇敢探索。一直以来，广州紧密依靠地处南海航路要冲关联海外，充分利用珠江水道辐射内地，以港口与海外贸易的繁荣，打造城市商圈的发展形态与格局。

宋元繁荣的扶胥港

宋元时期，广州作为外贸和商业中心的辐射作用突显，扶胥镇已成为南海第一重镇。广州外围八大镇中，扶胥镇最繁荣，商业最发达。宋代广州港奠定了全国第一大外贸港的位置，外港扶胥港更为繁荣，来往商船樯橹云集。

南宋乾道元年刻立的《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碑》记载了扶胥港的盛况，称“夷舶往来，百货丰盈。顺流而际，波伏不起，自唐迄今，务极徽称”。

南宋宝庆元年刻立的《重修南海神庙碑》提及扶胥港，是“南海最大，外通蛮夷何啻百十国”，证明当时广州通商往来的贸易对象有一百多个国家。据元大德八年陈大震撰写的《大德南海志》记载，扶胥镇年收市务税钱4467贯，而此时，增城全县为4661贯，新会全县为4088贯，清远全县为3623贯，东莞全县为2282贯。扶胥一个镇的税收已仅次于增城一个县，而高于新会、清远、东莞等县。尽管市务税钱主要指的是盐、酒、商税，并不涉及市舶收入，但商税收入如此之高，也可以推知扶胥港作为广州外港带来的商贸活动的繁荣。

南宋年间，还修筑了从东江口到南海神庙前的扶胥古运河，缩短了东江各埠到广州港的航程，使内河船避开风浪较大的狮子洋，也为海船提供了避风之所，让来往贸易更加便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历经900多年的岁月沧桑，如今，扶胥古运河的部分河段仍可以通航。

南海神庙被两宋朝廷视为扶胥港的象征。南海神庙始建于隋开皇十四年，为祭祀南海神祝融而建，是中国古代帝王祭祀海神祈求平安的场所。神庙地处珠江出海口，中外海船出入广州，按例都要到庙中祈求海神保佑、出入平安。

扶胥港及南海神庙所在地，也是宋元时期广州的一处风景名胜。宋祝穆《方舆胜览》称，“浴日亭，在扶胥镇南海庙之右，小丘屹立，亭冠其巅、前鉴大海，茫然无际”。“扶胥浴日”入选宋元两代“羊城八景”之首，正是港口贸易繁华热闹的生动写照。

北宋绍圣元年九月，苏轼被贬惠州路经广州时，因为非常向往“扶胥浴日”胜景，他不顾南来的舟车劳累，马不停蹄、乘舟荡浪来到南海神庙游览，登亭所见日出的雄奇景象，即兴提笔写下《南海浴日亭》一诗。在随后的千年间，立于浴日亭的东坡石碑吸引了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前来观日品诗，览胜唱和，更为南海神庙留下千古传诵的诗篇与动人故事。

元代广州港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动荡，但扶胥镇仍然是重要的口岸，作为近便的外贸大港，东南亚、南亚、西亚商船云集，外贸规模仍达到甚至超过宋代水平，通商国家和地区大有拓展，进出口商品亦有增加，扶胥港作为广州外港延续了千年时间。

2005年，在建设南海神庙前广场时发现了清代码头遗址；同年，考古专家又在南海神庙西南侧发掘出明代古码头遗址，遗址由码头、道路、小桥构成，由南到北延伸至浴日亭下。据专家推断，因明代时码头已经淤塞，为方便游人下船进入南海神庙，清代再建修了码头。而到了清代中期，河滩淤积，岸线南移，码头的使用越来越少。此后，经围海造田，南海神庙前的江水渐渐退去，江面变成耕地，清代码头也湮没在泥土之下了。但它们的发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有力佐证。

新兴起的琶洲码头

琶洲在宋代是一个小岛，在广州城东南三十余里的珠江南岸。因为形状像琵琶，所以叫琶洲。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提到“郡东三十里，以形似名”。

琶洲在宋代扶胥港西面，也属于扶胥港所在的黄木之湾的范围。琶洲岛“上有三阜，形如琵琶”，称琵琶山，高20—40米，可为海外商舶作导航标志。

《宋史》记载，注辇国贡使入贡，其最后行程为“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之琵琶洲，离本国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广州焉”。可见，宋代琶洲已是海舶停靠之地，是广州的外港。《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府》也记载，“琵琶洲，府东南三十里江中。上有三阜，形如琵琶，闽浙舟楫入广者多泊于此”。闽浙等地前来广州沿海贸易的商船也在此靠泊。

当时，琶洲东南，有黄埔村，建于北宋年间，明清时期是黄埔港（今称黄埔古港）所在地。琶洲以北，隔着珠江与猎德、大水两镇相望。当时的琶洲虽是岛屿，周围应该是人烟聚落，海舶在此停靠交通食宿等都较为便利。琶洲海舶的聚集也促进了周围村落城镇的兴起。

风景秀丽的大通港

大通是宋代广州八大镇之一，位于白鹅潭西侧花地的“大通滘”，今芳村花地河附近。与广州隔江相望，是当时从西江、北江航抵广州的一个必经之地，由此入澳口、兰湖登岸。此处地理位置优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一个较好的避风港。

清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记叙大通港东可通惠州、虎门，出海可达潮州、福建等地；西可抵雷州、廉州、琼州；北可达南雄、庾岭、韶州等地。可见其当时不但是内河船舶靠泊之处，也是海舶碇泊之所，是优良的深水码头，是商旅贸易的必经之地，担负着内、外港两种职能。大通风景秀丽，又近广州，随着宋朝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大通更促进了此处的繁荣，逐渐发展成为广州重要的外贸大港之一。

大通港旁有一宏伟的寺院，由南汉开国皇帝设立。原名宝光寺，到了宋代，改名为大通慈应禅院。寺宇宏伟，内有一烟雨井，每于雨前烟雾升腾，绿树碧波，烟雨迷蒙，“大通烟雨”由此而起。大通寺所处之地，水网发达，土地肥沃，遍地花园。春红秋白，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为当时的游览胜地，“大通烟雨”也是宋元两朝的“羊城八景”之一。

大通港所在的芳村滘口一带，扼南北交通咽喉、联通北江西江，依附港口经济，南来北往的商贾带来各地花种，舶来的花卉也多在这里“登岸”，久而久之，一片片沼泽湿地被开垦成了花田，便有了花地之名，花卉种植渐成气候。来自异域的奇花异草，由“丝路”漂洋过海，在广州芬芳吐艳；岭南本土的花卉，也在这条“丝路”沿线处处留下倩影芳踪。大通港使其赢得了“千年花乡”的美称。

清代宋湘在《泊潮音街口》诗云：“空江无月雾凄凄，一树人家柳尚齐，独引渔灯翻楚些，潮声已过大通西。”清代仍有潮声，说明此港尤在。

内港码头西澳

西澳又名南濠，在今海珠中路南濠街一带，地处宋代的西城，是宋代广州重要的对外贸易码头。这里水域宽阔，外国商船常泊于此。但每逢大风大浪之时，船只却无处避风，且渐渐淤塞。

为使往来西澳的商船能有躲避风浪的地方，北宋景德年间，广州经略使高绅主持修筑南北走向的南濠，直通旧西澳码头，水深至三丈，把当时城中四条大渠的水汇入南濠，排入珠江，在南边连通珠江的濠口建有可控制水流和可挡潮消浪的巨闸。又在西澳兴建了一座跨濠桥——果桥，时为羊城最雄丽的石拱桥。

同时，高绅在大市与西澳相交处建起了有“南州冠冕”美称的共乐楼。共乐楼楼高五丈，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物。《羊城古钞》称其为“背依诸峰，面临巨海，气象雄伟，为南州冠”，登楼极目远眺，可观羊城之壮美。经此修筑，西澳码头的规模极大增强，南濠两岸成为商业和旅游旺地，风帆如织、商旅云集。

熙宁三年，调任广州知州的程师孟有诗咏道：“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西澳一带的旖旎繁华可见一斑。《羊城古钞》也有相关记载，称“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但见南濠水面终日往来船只密集，中外船只皆在此停泊交易，码头密布，船舶穿梭往来，忙碌不停。中外商船在这里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乳香等卸下船，把各种精美瓷器、丝织品、漆器、茶装上船，驶向远方。同时，“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集”。

西澳码头北面，原光塔码头以及蕃坊所在地，“蕃汉大贾巨室”聚集。商贸业带动了饮食娱乐等各种服务业的繁荣，使西澳码头一带不仅是舶货云集的对外贸易区，而且也成为歌舞升平、繁华一时的商业中心，各类专业街巷、商铺纷纷形成。广州流传至今的绒线街、雨帽街、玛瑙巷、象牙巷、米市路等老地名就源于此，见证了当年西澳码头显著的商贸特征。西澳到了明朝便淤塞了。

盐运码头东澳

东澳位于宋代的东城，今清水濠街一带，是宋代重要的盐运码头。《大德南海志》称：“清水濠在行春门外，穴城而达诸海，古东澳也，濠长二百又四丈，阔十丈，岁久堙壅。嘉定二年，经略陈岘重浚”。

宋时清水濠源于一条古老水道——甘溪，又称文溪或越溪，其源头是白云山蒲涧，南段才称为清水濠。文溪在东城穿城而过，是宋代广州运送食盐的交通要道，东澳则承担着盐运码头的重要功能。

在古代，食盐专卖被视为“国之大利”，早在唐代就是朝廷最重要的财源，宋代更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宋代广东有大大小小十几个盐场，其中属广州管理的就有七八个，一年的海盐产量少说也有上百万厅。按朝廷规定，这些盐一粒不许私卖，都得先运到广州的盐仓，经查验后，再由官府用船运往各地销售。广州的盐仓就设在文溪边（今仓边路一带），方便漕运。

当时的文溪是一条大河，且直通珠江。各地盐船汇聚于此，白花花的盐进仓出仓，成就了两广地区最大的运盐中心。当时在广东管理盐业的衙门被称为“提举广南路盐事司”。文明路上有一条贤思街，原名叫盐司街，就是管理盐政的衙门所在地。

如今，广州的盐运西街、贤思街、旧仓巷、仓边路等街巷名称都是广州古代盐业运输的印记。元明以后，由于文溪逐渐淤塞，东澳码头不再使用，清水濠改做排水之用。（本文由广州港集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