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故乡—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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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片难以割舍的土地,于我而言,深圳便是这样的存在。我叫李辉,来自湖南湘潭,三十载光阴流转,我早已习惯用镜头捕捉这座城市的晨昏,它的故事藏在我的取景框里,更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成了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

2003年的盛夏,暑气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十二岁的女儿举着广州舞蹈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冲进家门时,小小的身子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爸爸,我做到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怀里的通知书被攥得发皱。我比谁都清楚,这张全省仅两个名额的通知书背后,是多少个压腿到深夜的夜晚,是多少回揉着酸痛的脚踝仍咬牙坚持的倔强。

可当喜悦褪去,看着那张薄薄的纸,再摸摸口袋里微薄的积蓄,我彻夜未眠。月光透过窗棂,落在女儿房间墙上贴满的舞蹈奖状上,"小天鹅杯金奖"的烫金字在夜色里闪着微光。天亮时,我深吸一口气对妻子说:"把湘潭的老房子卖了吧。"那座老屋里,有女儿蹒跚学步的印记,有父母留下的藤椅,可比起女儿眼里闪烁的光,这些都成了可以暂时放下的牵挂。低价转手的消息传开,亲戚们都说我"疯了",但当我们挤在南下的火车里,女儿把通知书紧紧按在胸口,我知道,这趟路走得值。

送女儿走进广州校园那天,她站在舞蹈室的镜子前转了个圈,朝我们用力挥手:"等着看我登台!"转身离开时,我和妻子在珠江边站了很久,江水拍岸的声响仿佛在轻声催促"向前走"。我们没有回湖南,而是径直奔向了深圳——这座在报纸上看过无数次的城市,听说这里的霓虹灯,能照亮每个奋斗者的路。

初到深圳的日子,像一杯浸了苦胆的茶。我们在宝安租了间墙皮斑驳的民房,墙缝里偶尔会钻进蟑螂,下雨天墙角还会渗水。我找了份跑业务的活,每天背着样品挤公交,从宝安跑到罗湖,早高峰的车厢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夏天的汗味混着各种气味扑面而来。皮鞋底磨出洞就贴块胶布继续走,饿了就在路边买个馒头,就着矿泉水咽下去。妻子在小区门口开了家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和日用百货,常常守到深夜,算完账后数着硬币笑着说:"今天又多赚了五块。"

闲暇时我仍会端起相机,拍凌晨五点的菜市场,小贩们支起摊子的吆喝声里满是烟火气;拍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工人,安全帽下的笑容比烈日还要明亮;拍深夜写字楼里亮着的灯,每扇窗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照片后来贴满了出租屋的墙壁,妻子看着笑说:"你看,咱们住的地方,也藏着深圳的魂呢。"

2005年,我攒够了第一笔钱,在宝安开了一家"新阳光婚纱影楼"。起初生意清淡,我便琢磨着推出优惠活动,"一生一世"1314元拍一套婚纱摄影,还免费带新人到海边公园取景。那些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穿上婚纱礼服,在海风里笑得格外灿烂。有对情侣拍完后,女孩红着眼圈说:"来深圳三年,这是我们最像样的一张照片。"渐渐地,口碑传开了,影楼前常排着队,我和妻子忙得脚不沾地,心里却觉得无比踏实。

2008年深秋,女儿突然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哭腔又藏着骄傲:"爸爸,我被南海舰队文工团录取了!"后来才知道,她凭着一支原创舞蹈打动了考官,成了团里最年轻的编导。她跟着队伍去南沙、西沙慰问演出,在甲板上跳舞,在哨所里教战士们唱歌。她寄回的照片里,背景是蔚蓝的大海和飘扬的国旗,军装穿在身上,眼神亮得像星星。每次通电话,她总说:"爸,你教我要熬,我没忘。"

2015年,女儿退伍回到深圳,用攒下的津贴开了家舞蹈培训中心。开业那天,她穿着简单的白T恤站在门口,迎接孩子和家长的模样,像极了当年在广州舞蹈室里的小姑娘。我去看她上课,一群扎着小辫的孩子跟着她旋转、跳跃,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地板上,映出她们小小的影子。休息时,一个小女孩仰着头问:"老师,我能像你一样跳上军舰吗?"女儿笑着摸摸她的头:"只要肯练,你能跳向更远的地方。"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当年卖掉老房子的决定,是这辈子最对的选择。

如今我们在深圳有了自己的家。客厅墙上挂着三张照片:一张是女儿四岁时穿舞裙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眼神怯生生的;一张是她在军舰上的军装照,身姿挺拔,笑容坚定;还有一张是我们一家三口在深圳湾的合影,背景是林立的高楼和飞翔的海鸥。窗外是鳞次栉比的写字楼,楼下公园里,老人打太极的身影、孩子追逐的笑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擦肩而过的问候,都成了最动听的背景音。

有人问我,为什么把深圳当第二故乡?我想,是因为这里的每盏灯都曾照亮过迷茫的脚步,是因为在这里,一个湖南来的摄影记者,不仅能让女儿圆了舞蹈梦,还能在镜头里,看见无数个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我们用汗水把他乡浇成了故乡,用坚持把憧憬过成了日常。

我的第二故乡是深圳。这份情,藏在我拍下的每帧照片里,藏在女儿舞蹈室的琴声里,更藏在每个清晨推开窗,那股混着花香与希望的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