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亦作“咀”，现今多用于地名。某“咀”（或“嘴”）一般位于河边、江边、海边，像上海的陆家嘴便是如此。再如，香港尖沙咀的地名源于明朝，因其海岸线凹凸不平，形状恰似鸟嘴而得名，古时称作尖沙头。
这类地名，本质上是对自然地貌的象形描述，集中体现了中国地名“近水、象形、方言化”的特性，尤其在南方水系发达地区和方言活跃区域较为常见。从地形特征来看，其着重突出地势地貌，大多指陆地延伸至水体（如河流、湖泊、海洋）的部分，形状类似“嘴”，像半岛、岬角或者河流交汇处的三角地带。部分地名后来被雅化，例如“嘴”被改为“咀”“矶”“角”等，但含义并未改变。探究其功能与历史，它们往往是交通或者商贸的节点，由于地形凸出，常常成为码头、渡口或者军事要地。
襄阳也有用“咀”（或“嘴”）命名的地名，而且不止一处。比如张咀、秦咀、梁咀、康咀、郑家咀、吴家咀、王家咀，泥咀、灰包咀、格垒咀、金鸡咀、凤凰咀，鹞咀岩、石嘴子、洪山嘴等等。
如前文所述，三面环水的地形被称为“咀”。这与嘴巴的“嘴”有相通之处，襄阳的泥咀便是这种情形。
清中叶以前，泥咀一带是汉江河床，雍正二年汉水改道之后，逐渐淤积形成泥质嘴状的陆地，到乾隆时期得名“泥咀”。被称为“卧龙”的诸葛亮，青年时期曾在泥咀东麓4,000米的隆中隐居十年。
泥咀位于襄阳城西13千米处。同治十三年的《襄阳县志》记载：“泥嘴距城三十里，其西山多稻，聚米为市，舟车运载襄樊以资之。”
《泥嘴公社志》（1982年）记载：“民国时期，泥嘴分前、中、后三街，贸易集中在中街，街道狭窄弯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社对街镇建设作了全面规划和治理，面貌焕然一新。新街街面宽阔，两旁楼房林立。农历每逢单日，赶集者达数千人。多年来，此镇一直为区、社机关所在地，是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003年11月，泥咀镇更名为卧龙镇。但泥咀这个名字，一直深印在襄阳人的心中，从未被遗忘。
关于泥咀的由来，相传很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地图上并无此名，汉沔之水由西向东，顺着山脚滚滚流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河水的改道，河床逐渐抬高，这里慢慢淤积成了泥巴嘴子，泥咀之名便应运而生。这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原理相似。
泥咀的形成与其地理位置也有很大关系。以前，这里的人们依山而居，后来“泥巴可以糊口”，人们用泥巴制作盆、碗、罐、壶、缸等生活用品来维持生计，逐渐发展成一个繁华的集镇。当年的河埠头至今依然清晰可见，由此可以想象出当时“南船北马”的繁华景象。
说到襄阳以“咀”（或“嘴”）命名的地名，就不得不提到老河口的洪山嘴。
洪山嘴镇，地处老河口市北部，因镇人民政府驻洪山嘴村而得名。洪山嘴，古名阴国辖，春秋时期（前770 - 前476），为楚属地。“鲁昭公十九年（前523），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下阴城址就在今傅家寨附近。
楚汉相争时，在今军队河对峙数月。汉高祖刘邦因萧何功劳高，封何为酂侯，“食邑八千户于此”。曹魏时，以南阳西为西乡郡，辖八县，酂阴在内，清至民国，光化县属襄阳道，洪山嘴隶属光化县。
1970年之后，国家陆续在洪山嘴兴建了四个中央和省属“三线”企业，即江山厂、水泥厂、电器厂、工具厂，形成西厂工业园区，以及江山居民区、宝石水泥厂居民点、洪山路居民点、洪星居民点等四个涉厂居民区。
2009年，设立洪山嘴镇，自那时起至今，行政区域、政府驻地未曾改变。
在襄阳，至少有三个名为“张咀（嘴）”的村庄，一个是宜城市小河镇张咀村，另外两处分别是东津新区（经开区）东津镇张嘴村和襄州区张家集镇张咀村。
小河的张咀村，据说在明朝初年，张姓家族选中此地，因三面环绕沟渠，耕作便利，便在此定居，祖祖辈辈在此耕读传家，繁衍生息。后来何姓、张姓、李姓等相继迁入，逐渐形成居民点，得名“张咀”，并沿用至今。
秦咀村，是东津镇下辖的行政村，紧挨着峪山镇的秦咀村。规划中的襄阳绕城高速公路与麻竹高速公路连接线，起始于峪山镇秦咀村。附近有秦咀水库，秦咀灌区主要依靠秦咀水库引水灌溉。
东津镇王嘴老罐庙（或老官庙），始建于嘉庆年间，分正庙和前殿，规模宏大。相传是王在国出资兴建，为积善庙，所以又称王家庙。
王在国年轻时，家里很穷，父亲早亡，他和母亲在汉江里打渔、摆渡为生。俗话说“人无外财不富”，传说王在国和母亲曾在江中打捞起一箱财宝，从而发家。王在国心想，飞来之财不能独享，要造福大众。于是，他拿出钱财，建起了一座壮观的庙宇。庙建成后，有一股像老罐状的青烟，绕庙四周盘旋，十分神奇，老罐庙因此得名。
东津上洲《刘氏族谱》记载：刘公先祖与王嘴王家联姻，后有“刘王一家”之说。族谱中提到的王嘴王家，就是这个王家。
日本入侵襄阳时，老罐庙被毁坏。
欧庙纪事碑也提及“老官庙”。2007年，在襄城区欧庙镇水洼村发现一块记事碑，此碑为竹巴、新城两处百姓于同治四年四月十日所立。碑文记述了清代襄阳知县杨宗时审判的一宗土地纠纷案。因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秋汉江洪水泛滥，河道由东向西迁移引发了土地纠纷。
碑文中记录了水患、行政区域的划分、土地测量等情况。其中有地界的划分情况：“上指河西石灰窑山头之泰山庙为界，下指河东王家嘴山头之老官庙为界，用直不用圆。”
此外，谷城县庙滩镇有王家嘴村，襄州区峪山镇还有王咀村。
襄州区龚家咀，位于白河与唐河汇合处。以两河口为界，白河为正源，因支流唐河于此汇入，分作上下两段，上段习惯称白河，下段自此始称唐白河，到东津镇张家湾入汉江。
谷城县茨河镇石嘴子村，坐落在谷城、襄阳、南漳三县的交界地带。这个占地160平方千米的村落，拥有五朵山、襄宪王墓、千峰庵等众多风景名胜。
石嘴子村的命名背后，隐藏着一个与龙相关的故事。石嘴子村恰好位于回龙河的源头，由长沟河与闷山沟河在三岔河交汇形成。传说中，有龙在此地兴风作浪，致使洪水泛滥。在洪水与泥沙的推动下，三岔河两岸的巨石缓缓向河中移动，若合拢便会将这片区域淹没，村庄也将遭受灭顶之灾。然而，在危急时刻，东边山头上一只雄鸡的长鸣惊醒了作法的龙，狂风暴雨随之停止，巨石也停止了移动，洪水逐渐退去，村庄最终得以保全。这就是回龙河名字的由来，石嘴子村也因此得名。
旺泉咀，在南漳峡峪河村。峡峪河村以河命名，此河两岸山高壁峭、峡深谷狭，史称嘉峪河，又作嘉鱼河。清同治六年版《南漳县志》中有6处均记为“嘉峪河”。在竹杖坡发现清咸丰年间护林石刻中有“立峡峪河”碑文。另外，在坎上发现光绪年间重修府君庙的残碑上也有“峡峪河”的刻文。道光年编《吕氏族谱》亦有记“葬于嘉鱼河旺泉咀”等等。
康咀村，位于襄阳市襄城区尹集乡。清朝时期，康姓村民占多数，且居住在山咀附近，所以得名康咀村。这表明，康咀并不临水，这种情况只是个例。
梁咀村，位于襄阳市襄州区双沟镇，这里连片的蔬菜大棚在阳光下银光闪闪，崭新的柏油路旁，景观树随风摇曳，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新画卷。
下面再介绍两处以“咀”命名的史前遗址。
凤凰咀遗址，位于襄阳市襄州区龙王镇前王、闫营两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古城址，核心区域面积约14万平方米。凤凰咀遗址距今已有5,200年，是汉水流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为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聚落形态和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生活在凤凰咀的古老族群或许就是早期的荆楚先民之一，这也将襄阳的城市发展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即襄阳建城史已有5,200年之久，被赞为“襄阳第一城”“最厉害的‘咀’”。
金鸡咀遗址，位于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袁营村。目前，关于金鸡咀遗址的具体信息较少，但它也是襄阳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遗址。
在襄阳，到底有多少名为“咀”（或“嘴”）的地名，并没有具体的数据。不过，这些地方通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古至今，凡是叫做“咀”（或“嘴”）的地方，都是当地原居民更倾向于建造城邑、聚落定居的地方，也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居住的地方之一。襄阳地区也不例外，例如凤凰咀就是襄阳人类祖先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也是我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地标性古遗址。所以，能在凤凰咀发现人类史前“古国古城”遗址，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这些以“咀”（或“嘴”）命名的地方，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现代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例如，凤凰咀遗址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项目仍在进行中，旨在通过现代技术重现5,000年前先民的生活图景，并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泥咀则依托隆中名胜，突出产业特色，打造成为“山药小镇”。
襄阳还有哪些地名被称作“咀”（或“嘴”），就等着您来补充！
襄阳凤凰咀古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