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厉叔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为什么五星级酒店越来越少，有的停业整改，有的甚至倒闭？

北京长城饭店开业时间是1983年，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型酒店，它开在东三环边上，金色的旋转门曾是无数来华政要的必经之地。里根、老布什这些名字，都和它的总统套房有关。

酒店的五星牌匾在门口矗立了三十多年，从上世纪的开放浪潮一直见证到新时代的摩天高楼，可到了2023年年底，这家象征着一代人记忆的老牌饭店突然熄灯，员工解散，大堂清空，地面开始蒙尘，连官网都在逐渐下线信息。

成都太古里的隐舍酒店曾经是另一个时代时化代表，坐落在城市中最热闹的商业核心。

起初，酒店内大理石浴缸、无边泳池、米其林标准西餐厅，这些配置似乎象征着它不缺客源也不缺预算，但在2024年6月，这家酒店宣布关停，通知来得毫无预警，社交媒体上还在宣传的营销号，没等到下一个入住团，等来的却是铁门落锁。

上海东方佘山翰悦阁酒店走的是文化和当代设计路线，项目打造时称要成为魔都新地标，外立面采用江南园林的一项，室内引入了大量的当代艺术元素，项目的初期拉来了多个投资平台。

但热闹没持续多久，运营不到两年便宣布转型，之后从各大订房平台悄然下架。海南的小三亚索菲特，原计划打造热带法式度假样板，换牌不到两年也黯然退场。

各大城市高铁枢纽、机场新区、热门景区周边的五星级酒店，不少也悄悄关门或挂牌转让。根据公开数据，中国在2019年时登记在册的五星级酒店还有845家，而到了2024年第三季度，这个数字已缩减至736家，七年里减少了109家，这个数据并不包含那些已经停业的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高星级酒店由政府牵头建设，广州白天鹅、上海花园饭店、北京国际饭店等项目，承载的是“窗口”与“形象”的双重任务。

那个时代，能在酒店里吃一顿牛排、喝一杯黑咖啡，是一种极为稀罕的消费体验。随着外贸发展和入境旅游的兴起，五星级酒店成为“接轨世界”的象征。

到了21世纪初，这一模式演变为一种新的“城市套路”：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要求开发商在拿地过程中配建五星级酒店。酒店本身是否盈利变得不再重要，它作为“形象配套”的地位却越来越高。有些项目甚至直接在地块招拍挂文件中写明“须配建不低于X星级酒店”，作为中标条件之一。

对于开发商来说，配建酒店意味着可以换得更大体量或更低楼面价的优质地块。就算酒店亏损，也可以通过高价住宅、商业租售、写字楼出租等方式实现整体项目盈利。2008年到2019年，全国五星级酒店数量从423家暴增到845家，一半以上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建设。

大开发商如恒大、融创、碧桂园、绿地、世茂纷纷在一二线城市布局酒店项目，主打品牌概念，标配奢华装修，快速挂牌入库。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2020年。“三条红线”政策限制了房地产企业的高杠杆扩张模式，大量开发商资金链骤然吃紧。之前依赖主业输血的酒店业务首当其冲成为被甩卖的资产。不少高端酒店项目从资产包中剥离出来，进入拍卖、重组或被动关停的状态。

根据多个城市中级法院公开拍卖信息，近两年挂牌拍卖的五星级酒店数量显著上升，起拍价常常打对折。

从资金层面来看，这些高端酒店本就不是一个“挣钱的活”。相关机构对2010年至2018年间国内五星级酒店进行投资回报测算，年化回报率仅为0.3%到4%。和同一时期7天、如家等经济型连锁酒店动辄7%以上的回报相比，这个数字并不具备吸引力。

问题不仅体现在资本端，运营端同样乏力，很多酒店依然停留在“大堂要大、餐厅要多、自助早餐不能少”的标准思维中，却忽视了用户真实需求的变化，审美疲劳、体验重复、文化缺失，是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比之下主打中端市场的品牌如亚朵，在同一时期却凭借阅读场景、城市文化、人文体验等标签，迅速形成消费认知，标准化之外加入情绪价值，成了差异化的流量密码，入住率高、用户粘性强、品牌复购率高。

例如九寨沟的丽思卡尔顿隐士酒店，建在半山之上，外部采用藏寨木结构风格，内部却引入国际现代审美。房间面朝瀑布与峡谷，餐厅结合川藏特色与现代轻食，SPA空间延续藏药熏蒸传统。

阳澄湖“月如霜”不仅主打大闸蟹宴，更围绕江南茶文化设计了成套“湖上茶叙”体验，上海冰雪世界的周至奢选酒店则直接在酒店建筑中嵌入滑雪场，冬夏皆可运营，住客可从房间直接穿戴滑雪装备走进滑道。

这些案例说明，用户只愿意为独特的记忆买单而不是为装修登记买单，传统的五星级酒店原本拥有资源和品牌优势，却在产品的创新上陷入路径依赖，当外部资源断供，内部服务跟不上时，就只能退场。

挂在大门口的五颗星，如果不再代表服务质量与体验深度，而只是一种审美陈词，那么它的光芒终将暗淡。

厉叔认为，这些停业或者倒闭的五星级酒店大多数都是传统思想模式下的酒店，只考虑了大堂，早餐，这些千篇一律的东西，唯独忘记了属于自己特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