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县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每个村名背后都有故事，就像翻开一本厚厚的家谱，记录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来龙去脉。

金城镇的村庄名号，大多朴实直白，透着老百姓过日子的实在劲儿。

离县城不远的三里寨和五里寨，名字起得再简单不过，就是标记着到县城的距离。那会儿交通不便，人们就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告诉别人自己住在哪儿。八里坡也一样，既说明了四公里的路程，又点出了村子建在一道黄土坡上。城西铺的“铺”字，则带着明清时期的印记，那是官道上传递文书、迎来送往的驿站。这些名字，都跟县城的方位、距离紧密相关。

有些村子，直接用建村家族的姓氏来命名，这是最常见的法子，像是在这片土地上打下家族的烙印。范寨、吴庄（原吴家庄）、东朱庄和西朱庄（原朱家庄）、胡寨（原胡家寨）、寇寨都是这样。这里面寇寨的历史似乎更久远些，据说元代的记载里就有它了。席家堡的情况稍微特别点，它最早在明代《应州志》和元代佛宫寺的经柱上记的是“夕家堡”，到了清雍正年间的志书，才变成了“席家堡”。一个字的变化，背后或许是家族变迁，也可能是口音或书写习惯的改变。

龙泉村的故事，听着就像一出小小的“逆袭”。这村子最早叫“灰泉子”，因为村东南有股泉水，味道苦涩，名副其实。后来村里打出了甘甜的好井水，连城里的官吏富豪都争着来取水。光绪年间，知州樊思庆觉得“灰泉子”这名字太配不上这好水了，就给改成了“隆泉”，寄托泉水丰旺的美好愿望。到了1911年，知县陈德昌又改了一次，定为“龙泉”，赞美这水如神品。从“灰”到“龙”，名字的变迁，记录的是水源条件的改善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小穗稔的名字，寄托着农家人最朴素也是最重要的愿望。“穗稔”就是庄稼成熟丰收的意思。谁不盼着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呢？这个名字里，装满了庄稼人对土地的深情和对温饱的祈求。

南河种镇的几个村子，名字的由来各有各的讲法。

东崔庄和西崔庄，最早在明万历年间的《应州志》里统称为崔家庄。后来分成了东、西两堡，解放后也就有了东崔庄和西崔庄的名字。鲍堡村的来历，则和一段家族迁徙史有关。明初，一位叫鲍孟辉的军官把军营安在黄花梁脚下，叫“鲍家大营”。后来他的后裔，其中一支搬到如今鲍堡村这个地方，建起“鲍家堡”，名字就这么来了。门寨村古时也是因姓氏得名，现在村里姓郑的人家居多。

常乐村的名字，听着就让人开心。关于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最早有个叫常乐的人住在这儿。另一说更有意思，说这里原本是个打谷的“场面”，后来有人从西崔庄迁过来住，取了“场面”的谐音，叫成了“常乐”，当地人还把“乐”念成“lao”。无论哪种由来，“常乐”这个名字都寄托了人们希望长久快乐平安的愿望。

其他乡镇的村名，也多与地理、历史或美好愿望相关。

义井乡的义井村，传说以前村北有眼井，泉水老是往外溢，人们觉得浪费，就在井上扣了口大锅，结果水量刚好够用。村子因此最初叫“溢井”，后来演变成了“义井”。一个“义”字，或许就包含了邻里乡亲在用水上相互体谅、公平共享的默契。

臧寨乡的臧寨村，很简单，就是因为臧姓人家最早在这里居住，清雍正年的《应州志》上就记作“臧家寨”。

南泉乡的南泉村，名字源于村子南边的一股泉水。在有水才能生存的北方干旱地区，一口泉、一眼井，常常就是一个村子诞生的理由。

大临河乡的大临河村，是因为先民们在浑河南岸临河筑堡安家。又因为南边半公里外还有个“小临河”，所以这个规模大点的就叫“大临河”了。

白马石乡的白马石村，原来的名字带着点神秘色彩，叫“白蟒神”，跟村南山势像蟒蛇以及一些白蟒的传说有关。到了文革时期，大家觉得原名书写不便，就自然而然改叫成了“白马石”。名字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观念和习惯。

下马峪乡的下马峪村，是因为它地处马岚峪口的下面。它的邻居上社村，古时候是村民办理迎神社事的地方。杏寨乡的杏寨，在清雍正《应州志》上记的是“杏家寨”。一说因为当地产杏，一说也是因姓氏得名。

应县一些地名还隐约透露着历史上多民族交融的信息。像南泉乡的东习麻、西习麻村，“习麻”是蒙古语“苘麻”的音译，说明这里可能曾经广泛种植这种用于编织麻袋、搓绳索的植物。白马石乡的上牛晋、下牛晋，“牛晋”来源于蒙古语“游隼”的意思，这可能与蒙古族摔跤优胜者的称号有关。

这些名字里，有先辈安身立命的期望，有他们面对自然的智慧，有他们家族繁衍的印记，也有不同民族在此交融共存的历史影子。这些看似普通的名字，承载的是应县厚重而鲜活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当地人坚韧、务实、乐观且包容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