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京杭大运河在濮院港与新塍塘三条河流的交汇处，曾有一座璀璨却已消逝的古镇——陡门。它静卧于运河之北，地处新塍镇、高照街道、洪合镇的交界，南接濮院，北倚新塍，东距三塔咫尺，西临桐乡，作为大运河嘉兴段秀洲区境内曾经的最后一道重要门户，承载千年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陡门集镇之名，历史源远流长。东晋陶潜所著《搜神后记》中，嘉兴陡门鱼腹藏刀的传说离奇诡谲，不仅为这片土地披上神秘面纱，更确凿地证明，早在晋代，“陡门”之名便已见诸史册。“陡门”，本是智慧先民顺应自然的水利杰作。其名取自“于水流峻急之处设门控水”之意。当大运河贯通南北，此地因上下游水位落差显著，筑闸成了调节水流的关键之举。闸门一关，运河水位得以提升，过往舟楫便能平稳穿行，畅行无阻。随着岁月流转，闸畔逐渐聚起烟火人家。漕运往来的商船在此停靠，货物流通，商贾云集。到了明代，陡门集镇已蜕变为运河畔的繁华商埠。明万历《秀水县志》将其与新塍、王江泾、濮院同列为秀水县四大镇，足见当时其在区域经济与市镇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如清嘉庆《嘉兴府志》卷四《市镇・陡门镇》所载：“陡门镇位于县治西二十七里灵宿乡，镇夹运河。”寥寥数语，勾勒出其依水而生的独特区位。

说起来，陡门镇规模不算大。万历《秀水县志》云：“（该镇）南北廛居仅二百余家，较诸镇，最为阒寂。民务耕桑，女纺织，颇多朴茂之风。”可别小瞧了这弹丸之地，旧时的陡门，凭借三河交汇的天然优势，交通极为便利，人气极旺。民间流传着“游遍天下，不及陡门塘河”“嫁女要嫁陡门郎”的谚语，道尽古镇昔日魅力。运河沿岸码头林立，布匹、粮食等物产由此装船运往四方，濮院港、新塍塘及运河中的航船，也常将陡门当作运输中转站。运输业的兴旺，带动了旅店业和酒业的发展。每当夜幕降临，远航的船只望见陡门大桥，便被桥畔集镇上随风招展的酒旗和庄严的本觉寺吸引，纷纷靠岸停泊。

本觉寺作为古运河沿岸首座禅宗佛寺，曾盛极一时。寺内“三过堂”承载着一段文坛佳话：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首任杭州通判、再任杭州太守时，与寺僧文长老结下深厚情谊，三度造访并赋诗留念。寺中苏泉更是一绝，以此水酿造的“苏三白”“菜花酒”“绍酒”等，清香醇厚，闻名遐迩。上岸的客商们常寻一酒肆，佐以花生米、豆腐干，饮一碗美酒，在运河晚风中卸下满身疲惫，夜宿旅店，待黎明再启新程。

纺织业更是陡门的骄傲。吴维善《新塍镇志》记载：“新塍镇南十八里（一般说为二十里）陡门镇，村人织布最坚细，名陡门布。”清人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中写道：“五月新丝满市廛，缲车响彻斗门（即陡门）边。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朱麟应的《续鸳鸯湖棹歌》也有“夜听鸣梭出远邨，家家纺织古风存。入城草布知多少，半是桐乡半陡门”的描述。《中国通史》清时期（上册）更是直言：“在秀水，‘绸之类佳者曰濮院’，‘布之类佳者曰陡门’。”彼时陡门布声名远扬，家家机杼声，户户织女忙。

然而，岁月的风浪无情地拍打了这座古镇。明嘉靖年间，倭寇烧杀抢掠，陡门镇迅速败落，商业活动被迫分流至新塍、濮院；明末清兵入关，古镇再遭掳掠，元气大伤。太平天国时期，陡门成了控制运河的咽喉要地。清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军在此连营数十里援救嘉兴，与清军激战，坚固的防御工事未能阻挡战火，古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从繁华大镇沦为乡间小集。抗日战争时期，陡门遭遇更为惨痛的劫难，日军的铁蹄踏破这片土地，古镇居民流离失所，商铺、作坊被肆意焚毁，交通要道遭到严重破坏。日寇频繁对运河航运进行封锁与轰炸，许多商船被击沉，赖以生存的运输业遭受重创；他们还抢夺粮食、布匹等物资，导致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据当地老人回忆，那段时期，古镇上空硝烟弥漫，哀鸿遍野，往日的生机荡然无存。自此，古镇走向衰败的深渊。

解放后，陡门迎来短暂复苏，乡、公社在此设立水泥厂、砖瓦厂，供销社、信用社、茧站等相继落成，合作商店、饭店、茶馆也热闹开张，嘉湖、嘉杭内河航班设站停靠，可往昔的辉煌终究难以重现。随着时代发展，陆路交通兴起，曾经作为“中间过渡”的陡门集镇，人气逐渐向新塍、濮院散去，码头边的喧闹声渐渐消逝。1995年冬，原陡门镇的标志性建筑物——陡门大桥，因大运河拓宽改造被拆除。2008年，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农村土地流转，陡门村成了秀洲区“两分两换”试点村。随着农房拆迁，古镇最后的地表遗存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如今，陡门已随岁月化作地图上的一个符号。地方志中零星的记载、老人们口述的片段，成为其仅存的注脚。当我们漫步秀洲区的运河故道，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仿佛还能看见往昔“夜听鸣梭”的灯火、“酒旗招展”的烟霞——漕运的繁华、战火的沧桑、兴衰的往事，早已化作江南水乡文明的年轮。

这座因水而生、因运而兴的古镇，恰似运河中远去的浪歌，虽消逝于时光下游，却永远镌刻在土地的记忆里。它的繁华与沧桑，是运河文明的缩影，更是万千聚落的宿命：在时代潮汐中起落，终成后人回望时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