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它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在四川等地，那时一些农村家庭利用自家房屋和土地，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餐饮服务，吸引城市居民前来体验田园生活。

这种模式迅速传播，因为它契合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休闲方式的追求，农村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推动了地方经济活力。

进入本世纪初，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农家乐迎来快速发展期。

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农家乐企业注册量从2.6万家增长到14.6万家，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

这一时期，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如高速公路网络的扩展，让城市居民更容易抵达乡村。许多农家乐选址在城乡结合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便于当天往返。

经营内容从单纯的吃饭住宿扩展到采摘蔬果、垂钓和观光，食材强调本地新鲜，如自家养殖的鸡鸭和有机蔬菜。

这种多样化吸引了大量白领和家庭游客，一到周末或节假日，停车场常常满员，需要提前预约。

高峰期时，农家乐的繁荣体现在多个方面。

以四川成都附近的农科村为例，1987年创办的第一家农家乐徐家大院，从13间平房起步，经过多次扩建，到2018年已拥有100多间房间，能接待300多人。

整个村子从200多家农家乐升级到40多家乡村酒店，年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收入达1.2亿元。

这种集群效应在全国复制，许多省份如湖北、重庆也成为农家乐密集区。农家乐不只带来经济收益，还促进了农村就业，村民通过提供服务获得额外收入，平均一个村子能带动数十户家庭致富。

然而，从2019年左右开始，农家乐行业出现拐点。

到2024年3月，全国注销的农家乐相关企业超过8.4万家，整体数量从峰值的19.5万家下降近30%。这一转变仅用五年时间，体现了市场竞争的激烈。

核心问题是经营模式的老化，同质化现象严重。

许多农家乐只是简单复制城市餐饮，环境布置相似，菜品缺乏创新，如普遍供应炒野菜和土鸡，却在口味控制上不稳定。

相比早期强调的原生态体验，后期许多场所从市场采购食材，失去了独特卖点，导致游客新鲜感消退后不愿复访。

另一个因素是消费者需求的演变。

年轻一代如90后和00后，更青睐个性化旅游，如露营和民宿，他们追求社交价值和情绪满足。根据2025年美团数据，农家乐搜索量同比下降45%，而露营基地搜索增长超过50%。

这种偏好变化源于生活方式升级，人们不再满足于基本餐饮，而是寻求深度互动，如文化研学或户外冒险。农家乐的周末依赖性强，平日客源不足，也加剧了收入波动，与新兴业态的全年稳定相比，竞争力减弱。

食品安全和诚信问题进一步加速了衰落。

一些事件曝光后，行业声誉受损，如2017年东北雪乡的临时加价，一份炒肉卖到288元，泡面60元，导致游客流失。

类似情况在全国散见，某些农家乐在节日涨价，却未提升品质。2023年吉林一农家乐发生一氧化碳中毒，11人受伤；2020年四川隆昌一处屋顶坍塌，26人受伤。

这些事故与早期小规模经营相比，暴露了扩张后管理的不足。疫情期间，出行限制让许多农家乐半年无客，资金链断裂，直接推动倒闭潮。

面对挑战，农家乐行业开始转型调整。到2025年，许多剩余企业转向精品化发展，如融入乡村民宿和休闲农业。

比如提供采摘、垂钓和露营，形成了乡村集市模式，辐射周边经济。相比传统农家乐的单一餐饮，这种升级增加了互动项目，如陶艺和扎染，提升了游客停留时间。

四川岳池县挖掘本地文化，推出酿酒和缫丝体验，结合房车营地，吸引家庭游客。政策支持是关键，2025年农业农村部发布60条春季精品线路，鼓励特色化和可持续发展。

转型的进步体现在多个维度。早期农家乐多为家庭式操作，后期通过专业管理，如引入数字化预约系统，避免随意定价。

甘肃头营村推行“一院一IP”策略，200多家场所差异化竞争，包括咖啡文化和亲子教育。这种创新与过去同质化不同，强调独特主题，提高复访率。

南京溧水龙吟生态园通过农业研学，收入占比超40%，体现了从餐饮主导向教育体验的转变。

整体上，休闲农业市场规模在2025年持续扩张，政策资金投入带动新增经营主体，预计到2030年行业产值将进一步增长。

农家乐兴衰的启示在于适应市场变化。繁荣期靠自然资源和需求爆发，后期衰落因忽略品质和服务，导致8万多家倒闭。

但转型后，行业贡献于区域平衡，乡村基础设施如道路和网络覆盖率提高。2025年一季度乡村旅游接待7亿人次，同比增长近9成，显示恢复势头。

整体而言，这一转变体现了中国乡村旅游的深化。从一座难求到无人问津的对比，促使反思供应链，如与农场合作确保食材新鲜，恢复信任。推进发展需整合资源，形成产业链，如电商销售本地产品，扩展收入来源。这种不同于以往单一依赖客流的模式，保障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