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去了趟日本,发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让我眼界大开!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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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我去了趟日本。

这是我和陈阳结婚七年来,第一次撇下孩子,单独出国旅行。

听起来挺浪漫的,对吧?

实际上,从决定去日本的那一刻起,我们家的气氛就跟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一样,又冷又硬。

“去日本?你有钱烧的?”我婆婆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尖得能划破我的耳膜。

我捏着手机,看着正在埋头抢特价机票的陈阳,把到了嘴边的“是你儿子提议的”给咽了回去。

没意思。

跟她掰扯这些,就像跟一台设定好程序的复读机吵架,最后筋疲力尽的肯定是我。

陈阳头也不抬,“别理她,咱俩好久没二人世界了,就当放个假。”

二人世界。

我心里冷笑一声。

我们的二人世界,早在女儿悠悠出生、婆婆强势入驻、生活被奶粉尿布和还不完的房贷填满的那一刻,就宣告结束了。

现在提这个,不过是给一具早就冰冷的尸体,盖上一块看起来还算体面的遮羞布。

“悠悠怎么办?”我问。

“送我妈那儿呗,正好让她老人家也高兴高兴。”陈阳说得那叫一个轻松惬意。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抢到廉航机票而泛着油光的脸,突然觉得很陌生。

他好像从来没想过,把他妈和他闺女这两个“定时炸弹”放在一起,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要提前一周,就把悠悠的吃穿用度、学习资料、兴趣班时间表,全部打包列表,像交接国家一级机密文件一样,交到我婆婆手上。

意味着我要忍受她一边接过东西,一边用“你这当妈的也太不负责任了”的眼神凌迟我。

意味着在日本的每一天,我都要接到至少三个查岗电话,主题思想永远是“悠悠不好好吃饭了”“悠悠想妈妈了”“你们在外头潇洒,孩子在家受罪”。

这些,陈阳不懂。

或者说,他懂,但他不在乎。

因为承受这一切的,不是他。

出发那天,北京的凌晨四点,天跟一块没洗干净的脏抹布似的。

我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一大半是给婆婆和小姑子们带的礼物清单。

陈阳甩着手走在前面,只有一个双肩包,脚步轻快得像是要去春游的小学生。

“你怎么这么磨蹭?”他回头催我,一脸不耐烦。

我看着他,再看看自己被箱子勒出红印的手,忽然就不想走了。

去他妈的二人世界。

去他妈的日本。

我想回家睡觉。

但最终,我还是跟上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现在掉头回家,等待我的,将是一场比去日本更耗费心力的家庭战争。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选了日本。

飞机落地在大阪关西机场。

一股干净到有些稀薄的空气涌进鼻腔,跟北京那醇厚的霾味儿截然不同。

很清新,但闻着有点不习惯。

就像常年吃惯了重油重盐的菜,突然给你端上一盘白水煮青菜,你明知道它健康,但嘴里就是觉得寡淡。

出关的人很多,队伍排得长长的,但整个大厅安静得可怕。

没有人高声说话,没有人打电话,没有人不耐烦地抱怨。

每个人都默默地低头玩手机,或者看着前方,连小孩子都安安静静地被父母牵着。

那种安静,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秩序感,也带着一种让人莫名紧张的压迫感。

陈阳显然也感觉到了。

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素质。”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虔诚,好像我们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学习先进文明的。

我没接话。

我只是觉得有点累。

在飞机上没睡好,脑子里嗡嗡作响,像塞了一团沾了水的棉花。

我们预定的酒店在心斋桥附近,要坐南海电铁。

上了车,车厢里更是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我跟陈阳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日式民居,那些矮矮的、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像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的火柴盒。

“老婆,你看,真干净啊。”他又一次感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确实干净。

街道上没有一片纸屑,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摆着几盆精心侍弄过的花草。

但我脑子里想的却是,北京我们那个小区的垃圾桶,每天都满得往外溢,物业收垃圾的阿姨每次都骂骂咧咧。

我婆婆为了省几毛钱的垃圾袋,总是把菜叶果皮直接扔进去,弄得汤汤水水流一地。

我跟她说过好几次,她嘴上答应着,下次还照旧。

“哎,想什么呢?”陈阳碰了碰我的胳膊。

“没什么。”我回过神来,扯了扯嘴角。

到了酒店,房间小得可怜。

两个行李箱一摊开,几乎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

陈阳把包一扔,就躺倒在床上,长长地舒了口气。

“啊,总算到了,累死我了。”

我看着他那个“大”字形的睡姿,再看看门口那两个需要我费力搬开才能关上门的箱子,一股无名火“噌”地就冒了上来。

从出门到现在,他除了背着他那个宝贝电脑包,什么都没拿过。

现在他累了。

那我呢?我是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吗?

我没说话,默默地把箱子立起来,推进窄小的衣柜里,然后开始往外拿东西。

洗漱用品,换洗衣物,充电器,还有那份该死的礼物清单。

“老婆,晚上我们去吃一兰拉面吧,我看攻略上都说好吃。”陈阳趴在床上,刷着手机,头也不抬地发号施令。

“嗯。”我从鼻子里哼出一个音节。

“你怎么了?好像不高兴啊。”他终于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身看着他。

“陈阳,你累吗?”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还行吧,坐飞机嘛,都这样。”

“我是说,你觉得,这趟旅行,从头到尾,你累吗?”我一字一句地问。

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从床上坐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转回头,继续整理东西,“就是突然觉得,你活得真轻松。”

他活得可真轻松啊。

他只需要说“我们去日本吧”,然后机票、酒店、攻略、行程,就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自动出现在他面前。

他只需要说“把悠悠送我妈那儿”,然后女儿的衣食住行,就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他只需要说“我累了”,然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等着我把一切都收拾好。

而我,就是那个负责让一切“从天上掉下来”和“被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人。

我是他的许愿池,他的多啦A梦,他的田螺姑娘。

但我不是他的妻子。

至少,在那一刻,我感觉不到自己是他平等的伴侣。

空气沉默了。

沉默里有一种黏稠的尴尬。

过了好一会儿,陈阳才开口,声音有点干巴巴的。

“林薇,我们是出来玩的,你别又开始了行不行?”

“又开始了”。

这四个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精准地捅在我心窝最软的地方。

在他眼里,我所有的委屈、不满、疲惫,都只是无理取闹的“又开始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眼眶里的热意逼了回去。

“好,不说了。”

“我们去吃拉面。”

那一晚的一兰拉面,什么味道,我一点也没尝出来。

我只记得那个小小的隔间,像个自习室的座位,把我和陈阳隔在两个世界。

他吃得呼噜呼噜响,还加了一份面,吃完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

我面前那碗面,几乎没怎么动。

第二天,我们去了奈良。

去看那些传说中会鞠躬的小鹿。

陈阳很兴奋,买了两包鹿仙贝,追着小鹿一通猛喂。

那些鹿确实很通人性,拿到吃的会点头,像是鞠躬致谢。

“你看你看,多可爱!”陈阳像个孩子一样,招呼着我。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被一群鹿包围着,手忙脚乱的样子,心里却没什么波澜。

一只小鹿朝我走了过来,用它那双湿漉漉的、像黑曜石一样的大眼睛看着我。

它没有鞠躬,也没有催促,就那么安静地看着。

我忽然觉得,它好像看穿了我所有的伪装和疲惫。

我伸出手,摸了摸它头顶柔软的绒毛。

它蹭了蹭我的手心,然后转身,慢慢地走开了。

就在这时,我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哗。

是一对中国夫妇,因为喂鹿的方式跟旁边的日本人起了争执。

那个中国男人把一大块鹿仙贝直接掰开扔在地上,引得一群鹿哄抢,场面有点混乱。

一个穿着制服的日本工作人员走过来,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大概是劝他不要这样喂。

那个男人嗓门很大,用中文吼道:“我花钱买的,我想怎么喂就怎么喂!你们日本人管得也太宽了吧!”

他老婆也在旁边帮腔:“就是!欺负我们中国人是吧?信不信我投诉你!”

周围的日本游客都纷纷侧目,脸上是那种混合着好奇、不解和一丝鄙夷的表情。

我看到陈阳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

他拉着我,飞快地走开了,好像生怕别人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走出好远,他才愤愤不平地开口。

“丢人!”

“你说,怎么就有这种人呢?在国内丢人还不够,还跑到国外来丢人!”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鄙夷和愤怒,那种急于撇清关系的姿态,让我觉得格外刺眼。

“也许他们只是不知道正确的喂法。”我说。

“不知道?那牌子上不是写着吗?日文、英文、中文、韩文都有!就是没素质!”陈阳的火气很大。

“至于吗?”我看着他,“你气什么?”

“我气什么?我气他们败坏了中国人的形象!让日本人看不起我们!”他义正言辞。

我突然觉得很好笑。

“日本人看不看得起我们,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你没有集体荣誉感吗?”

集体荣誉感。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真是充满了讽刺。

一个连自己妻子的辛苦和付出都看不见的人,一个在家里作威作福、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的人,现在却跟我谈起了集体荣誉感。

“陈阳,”我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他,“我只知道,刚刚那个日本人工作人员,虽然在劝阻,但自始至终都在鞠躬,态度很客气。”

“而你,在对你的同胞,用了‘丢人’这种词。”

“你觉得,谁更让人看不起?”

陈阳被我问住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我……我那不是气话吗!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他恼羞成怒。

“我较真?”我笑了,“是啊,我就是这么较真。”

“我会计较你出门从不拿行李,会计较你把我妈当免费保姆,会计较你对我家里的事不闻不问,会计较你一边心安理得地花着我挣的钱,一边对我颐指气使。”

“现在,我还要计较一下,你那廉价又可笑的‘集体荣誉感’。”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进我们之间那早已千疮百孔的关系里。

陈阳彻底愣住了。

他张着嘴,像一条缺水的鱼,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周围的游客来来往往,说着我听不懂的日语。

阳光透过古老的树木,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很美,也很安静。

但我和陈阳之间,却像是隔了一整个喧嚣而混乱的战场。

那天下午,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我们默默地逛完了东大寺,又默默地坐车回了大阪。

晚上,他提议去道顿堀吃蟹道乐。

我没反对。

那家店很有名,巨大的螃蟹模型挂在外面,张牙舞爪。

我们需要等位。

门口负责接待的是一个看起来上了年纪的日本阿姨,穿着和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她一遍又一遍地,用温柔得近乎谦卑的语气,向每一位等待的客人鞠躬、道歉。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非常抱歉,请您再稍等片刻。)

即使客人脸上已经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她的笑容和姿态也丝毫没有改变。

陈阳在旁边看得啧啧称奇。

“这就是服务啊,国内哪有这样的。”

轮到我们时,那位阿姨领着我们走进一个雅致的包间。

榻榻米,矮脚桌,推拉的纸门。

她跪在地上,为我们拉开坐垫,递上菜单,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优雅得像一场表演。

我注意到她的膝盖。

那双穿着白袜子的膝盖,因为长年累月的跪坐,已经有些变形,袜子的布料在膝盖骨的位置被撑得有些发亮。

我的心,忽然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刺了一下。

点完餐,她又是一个标准的九十度鞠躬,然后悄无声息地,像猫一样退了出去,轻轻拉上了纸门。

“太牛了。”陈阳由衷地感叹,“这服务,这态度,钱花得值。”

我看着他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突然问他:“你觉得,她开心吗?”

“什么?”陈阳没反应过来。

“我说,那个服务员阿姨,你觉得她每天这样跪来跪去,开心吗?”

“这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工作嘛。”陈-阳-理所当然地说,“人家拿了工资,就得提供服务,这是职业精神。”

“职业精神。”我重复着这个词,觉得嘴里发苦。

“对啊,你看人家日本人,就是有这种精神。不管干什么,都兢兢业业,做到极致。这叫‘匠人精神’。”陈阳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从拉面店老板,讲到这个蟹道乐的服务员。

我没有打断他。

我只是看着面前那杯温热的玄米茶,袅袅升起的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突然想起了我妈。

我妈是个小学老师,教了一辈子语文。

她也有所谓的“职业精神”。

学生调皮,她不发火;家长难缠,她陪笑脸。

有一年,她带的毕业班,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市里的小领导,找到学校,非要让她给孩子在评语里多写点好话,好在小升初的时候加分。

我妈不愿意,觉得那是弄虚作假。

那个家长就在校长办公室里,指着我妈的鼻子骂了半个多小时,说她不通人情,死脑筋。

我妈一句话没说,就那么站着听着。

后来,校长亲自改了那个学生的评语。

那天回家,我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出来。

我从门缝里看进去,看见她坐在书桌前,背影瘦小,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所谓的“职业精神”,很多时候,不过是用自己的尊严和委屈,去换取一份薪水和所谓的“体面”。

就像眼前这个跪着服务的日本阿姨。

她的谦卑和笑容,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是明码标价的。

但那笑容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劳累,是变形的膝盖,是可能早就被生活磨平了的喜怒哀乐。

陈阳看不到这些。

他只看到了他想看到的“服务”和“精神”。

就像他也看不到我的付出和疲惫,只觉得那是妻子“理所应当”的本分。

那一顿螃蟹宴,我们吃得很沉默。

一道道精致的菜肴被端上来,刺身、烤蟹腿、蟹肉天妇罗、蟹肉釜饭……

每一样都像艺术品,但我吃在嘴里,却感觉像在嚼蜡。

回到酒店,陈阳去洗澡了。

我坐在床边,拿出了手机。

婆婆的微信消息,准时地弹了出来。

“悠悠今天又不肯吃青菜,光吃肉,这孩子被你惯的!”

后面附了一张悠悠嘟着嘴,满脸不高兴的照片。

我看着女儿那张熟悉的小脸,心里又酸又软。

我回复:“妈,辛苦您了。青菜不吃就算了,别逼她。”

不到一分钟,婆婆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我赶紧走到阳台上,关上门。

“什么叫不吃就算了?你这当妈的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小孩子营养不均衡长不高怎么办?”婆婆的声音还是那么中气十足。

“妈,悠悠她……”

“你别跟我说这些!你们在外面花天酒地,我一把老骨头在家给你们带孩子,落不到一句好,还被你教训?”

“我没有教训您……”

“你就是那个意思!林薇我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嫌弃我这个农村来的老婆子,觉得我带不好你那金贵的女儿!”

电话那头,婆婆开始声泪俱下地控诉。

我握着冰冷的手机,听着她那些颠倒黑白、添油加醋的话,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任何解释都是徒劳。

在她那个自洽的世界里,她永远是付出最多、最委屈的那个,而我,永远是那个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恶媳妇。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骂累了,挂了电话。

我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楼下灯火璀璨、人来人往的心斋桥,感觉自己像一个身处孤岛的溺水者。

身后,浴室的门开了。

陈阳擦着头发走出来,看到我站在阳台上,随口问了一句。

“谁的电话?”

“你妈。”

他的动作顿了一下,“悠悠又怎么了?”

那个“又”字,用得真是传神。

“没什么,说她不吃青菜。”我淡淡地说。

“嗨,小孩子嘛,不吃就不吃呗,我小时候还不吃胡萝卜呢,现在不也好好的。”陈阳浑不在意地坐到床边,开始玩手机。

我转过身,看着他。

“是吗?可你妈不这么觉得。她觉得是我没把孩子教好,惯坏了,还说我嫌弃她,不尊重她。”

陈阳皱了皱眉,“我妈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不就行了?”

别往心里去。

说得多么轻巧。

被指着鼻子骂的人不是他,被无端指责的人不是他,被强行扣上“不孝”帽子的人不是他。

他当然可以云淡风轻地说“别往心里去”。

“陈阳,”我的声音有些发抖,“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日本人。”

“啊?”他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一脸茫然。

“我羡慕他们,可以把‘对不起’和‘谢谢’挂在嘴边,可以那么轻易地就向别人鞠躬。”

“我羡慕他们,人与人之间,永远保持着一个客气又疏离的距离。”

“那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理所应当的索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恃无恐的伤害。”

“如果我是个日本人,我就可以在给你妈送礼物的时候,一边鞠躬一边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送了东西,还要被挑剔‘品味不好’‘乱花钱’。”

“如果我是个日本人,我就可以在你对我发号施令的时候,一边鞠躬一边说‘非常抱歉,我做不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边憋着一肚子火,一边还得把事情给你办了。”

“如果我是个日本人,我们之间,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累了?”

我说完了。

一口气说完了所有的话。

胸口因为缺氧而剧烈地起伏着。

陈阳彻底傻眼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

“林薇,你……你魔怔了吧?”他结结巴巴地说,“好端端的,说什么胡话呢?什么日本人中国人的。”

“我魔怔了?”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对,我就是魔怔了。”

“我被你,被你妈,被这个家,逼得魔怔了!”

我终于吼了出来。

积压了七年的委屈和愤怒,在异国他乡一个狭小的酒店房间里,彻底爆发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去了京都。

一个比大阪更安静,更有古韵的城市。

我们去了清水寺,走了二年坂三年坂,看了金阁寺,逛了伏见稻荷大社。

风景很美。

美得像一幅幅精致的明信片。

但我和陈阳,成了风景里两个格格不入的影子。

我们不再吵架了。

我们甚至很少说话。

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像两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只是恰好买了同一条线路的旅行产品。

他给我拍照,会说“站那儿,别动”,然后“咔嚓”一声,任务完成。

我给他拍照,会说“好了”,然后把相机递给他。

我们一起吃饭,各自低头玩手机。

回到酒店,他睡床的左边,我睡右边,中间隔着一个楚河汉汉界。

那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让人窒息。

在伏见稻荷大社,我们去走那条著名的千本鸟居。

成千上万座红色的鸟居,组成一条蜿蜒向上的隧道,阳光从缝隙里洒下来,光影陆离,如梦似幻。

很多穿着和服的女孩,在里面拍照,笑靥如花。

陈阳也举起了相机,对着那些女孩拍个不停。

“你看人家,多会生活,租套和服,拍出来的照片多有感觉。”他一边拍,一边对我进行现场教学。

我穿着一身灰扑扑的运动服,站在人群里,看着他镜头里那些明媚鲜亮的色彩,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一块背景板,还是饱和度最低的那种。

“你要不要也去租一套?”他终于想起了我,回头问了一句。

“不了,太麻烦。”我摇了摇头。

“你这人就是没情趣。”他嘟囔了一句,又转回头去,继续寻找他的“风景”。

我没有反驳。

也许他说得对。

我的情趣,我的那些小女儿家的心思,早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里,被消磨殆尽了。

我看着他专注的背影,忽然在想,他当初,为什么会爱上我呢?

我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也很爱笑,很爱打扮。

我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逛一家有趣的小店,会因为买到一条心仪的裙子而开心一整天。

那个时候的陈阳,会跟在我身后,耐心地陪我逛,会夸我“穿什么都好看”。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呢?

是从我怀孕开始?还是从悠悠出生开始?

我记不清了。

我只记得,我的衣柜里,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越来越少,舒适的运动服和T恤越来越多。

我的化妆台上,口红和眼影落了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儿童面霜和防晒。

我的时间,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喂奶、换尿布、做辅食、陪玩、哄睡……

我像一个陀螺,不停地旋转,没有停歇。

而陈阳,他好像还是那个他。

他上班,下班,打游戏,跟朋友喝酒。

他的人生,只是多了一个叫“父亲”的头衔,和一个偶尔需要他配合“出演”的女儿。

而我,却从林薇,变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悠悠妈”。

从千本鸟居下来的时候,我的腿像灌了铅一样。

我们在山脚下的一家茶寮休息。

茶寮很简单,就是几张铺着红布的长凳,提供抹茶和和果子。

老板是一个很慈祥的日本老奶奶。

她端上抹茶的时候,看到我一脸疲惫,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我:“Tired?”

我点了点头。

她笑了笑,转身从旁边拿了一个小小的坐垫,递给我,示意我垫在腰后。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坐垫,但垫在腰后的那一瞬间,一股暖意从腰间散开,一直传到心里。

我抬头对她说:“Arigato.”(谢谢。)

她笑着摆了摆手,又去忙别的了。

陈阳坐在我对面,喝着抹茶,刷着手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

我看着他,心里那个积蓄已久的念头,突然变得无比清晰。

这趟旅行,或许不是为了修复我们的关系。

而是为了让我看清,这段关系,已经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回国的前一天,是购物日。

陈阳早就列好了清单,主要是电子产品和给他妈带的药妆。

我们去了友都八喜。

那是一栋巨大的电器商城,人声鼎沸,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游客。

到处都能听到熟悉的乡音,和导购们热情的中文介绍。

“这个电饭煲是最新款,煮出来的米饭特别香,很多国内的游客都专门来买!”

“这款美容仪效果特别好,我们这儿都卖断货了!”

陈阳在相机柜台流连忘返,对着一款新出的镜头爱不释手。

那个镜头,要一万多人民币。

“老婆,你看这个怎么样?”他眼睛放光地看着我。

我看着那个价签,心里盘算了一下。

一万多,够悠悠上小半年的早教课了。

“太贵了。”我说。

“贵什么呀,这在国内要卖一万五呢!这儿买多划算!”他开始给我算账。

“我们这次出来,已经花了不少钱了。”我提醒他。

我们这次的机票酒店,加上零零总总的花销,已经快三万了。

这笔钱,是我辛辛苦苦画了两个月图,熬了无数个夜才挣回来的。

“哎呀,出来玩嘛,就别想那么多了。”他还是那套说辞。

“陈阳,悠悠的早教班,下个月就要续费了。”我不得不把话挑明。

他脸上的兴奋,瞬间冷却了下来。

“你怎么又提这个?就不能让人高兴一会儿吗?”他把镜头放回柜台,语气很不耐烦。

“我也不想提。”我看着他,“但这些事,我不提,你永远都想不起来。”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我不也一直在挣钱养家吗?”他提高了音量。

“你挣钱养家?”我气笑了,“陈阳,你摸着良心说,这个家,到底是谁在养?”

他的工资,每个月还完房贷,就所剩无几。

家里的日常开销,悠-悠-的教育费用,人情往来,哪一样不是靠我做私活的收入在支撑?

他那点工资,顶多,是养了他自己。

我的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

也打在了周围那些竖着耳朵听八卦的同胞们的脸上。

他面红耳赤,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一个人少的角落。

“林薇!你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难堪吗?”他咬着牙,低声怒吼。

“我让你难堪?”我甩开他的手,“陈阳,你让我难堪的时候,少吗?”

“你在你妈面前,对我吆五喝六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在你朋友面前,吹牛说家里大小事都你说了算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拿着我挣的钱,给你全家买礼物,却连我的生日都记不住的时候,想过我的感受吗?”

“你……”

我的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够了!”他吼道,“林薇,你是不是觉得你挣几个钱就了不起了?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告诉你,这个家,只要我还在一天,就轮不到你说了算!”

“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操持家里,天经地义!你读了那么多书,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天经地义。

他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突然觉得,一切的争吵,都没有意义了。

我们之间的鸿沟,不是钱,不是婆媳关系,甚至不是那些琐碎的家务。

而是根植在骨子里的,观念的鸿沟。

在他那个“天经地义”的世界里,我,以及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女人,不过是他们“打拼江山”的后勤保障,是会喘气的附属品。

我们的付出,是本分。

我们的牺牲,是应该。

我们的价值,必须依附于他们,才能得以体现。

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我不想再跟他争辩,哪个牌子的电饭煲更好,哪个镜头的性价比更高。

我也不想再跟他探讨,什么是素质,什么是集体荣誉感。

我甚至,不想再跟他讨论,我们之间,到底还爱不爱。

“你说的对。”我看着他,平静地说。

“我就是不懂。”

“所以,我们离婚吧。”

我说出这五个字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陈阳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了。

他像一尊石化的雕像,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离婚吧。”我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你疯了?!”他终于反应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为了这点破事,你就要离婚?林薇,你脑子是不是被日本人洗了?”

他的力气很大,捏得我肩膀生疼。

我没有挣扎。

我只是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跟日本人没关系。”

“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是我不想再给你,给你妈,当免费的保姆和提款机了。”

“陈阳,我不想再当那个‘天经地-义-’的女人了。”

“我想做回林薇。”

说完,我推开他,转身就走。

我没有回头。

我能感觉到,他那道灼人的目光,一直跟在我身后。

但我一步都没有停。

我走出了友都八喜,走进了大阪傍晚喧嚣的街头。

无数的人流从我身边经过,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

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在头顶闪烁,光怪陆离。

我不知道该去哪里。

我只是不停地走,不停地走。

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蹲在街角,抱着膝盖,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孩,应该是附近药妆店的店员,看到了我。

她犹豫了一下,走过来,递给我一包纸巾,和一瓶温热的乌龙茶。

她没有说话,只是对我鞠了一躬,然后就转身回店里了。

我握着那瓶还有余温的茶,看着她的背影,突然就止住了哭。

你看。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温暖的。

哪怕,只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小小的善意。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酒店。

我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漫画咖啡馆,待了一整夜。

我给陈阳发了条信息,告诉他,我会坐明天的飞机回国,让他自己处理剩下的事情。

他没有回复。

第二天,我一个人去了机场。

在机场的免税店,我用卡里剩下的一点钱,给自己买了一支口红。

很贵的牌子,是我以前从来舍不得买的。

色号是Dior 999,传奇正红。

我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把口红涂上。

镜子里的那个女人,脸色苍白,眼睛红肿,但那抹鲜艳的红色,像一团火焰,瞬间点亮了她整张脸。

她看起来,陌生,又熟悉。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那片我曾经向往过的土地,慢慢变小,最终消失在云层里。

再见了,日本。

再见了,陈阳。

这趟旅行,确实让我眼界大开。

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社会,可以有序、干净、礼貌到什么程度。

也让我看清了,一段婚姻,可以空洞、疲惫、绝望到什么地G步。

它更让我明白了,所谓的“国民素质”,所谓的“集体荣誉”,如果不能落实到对身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尊重和爱护上,那都只是虚伪的空谈。

一个在外面彬彬有礼、对陌生人点头哈腰,回到家却对自己的妻子颐指气使、冷漠自私的男人,他所标榜的任何“精神”,都一文不值。

回到北京,我没有回家。

我直接去了我妈那儿。

开门的是悠悠。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哇”地一声哭出来,扑进我怀里。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悠悠好想你!”

我抱着她软软的小身子,闻着她身上熟悉的奶香味,感觉那颗在外面漂泊了好几天的心,终于落了地。

我妈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我,也是一脸惊讶。

“怎么就你一个人?陈阳呢?你们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我们提前回来了。”我抱着悠悠,对我妈笑了笑,“妈,我跟悠悠,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吗?”

我妈愣住了,随即,她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没有多问。

她只是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住什么几天,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陈阳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我一个都没接。

他开始疯狂地发微信。

“林薇,你到底在哪儿?你把话说清楚!”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们回家好好谈。”

“离婚?你想都别想!我告诉你,悠悠的抚养权你抢不走的!”

“算我错了行不行?我给你道歉!你快回来吧!”

我看着那些信息,一条条地看过去,心里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回复了他最后一条信息。

“陈阳,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

“你先学会怎么尊重一个人,再来跟我谈吧。”

然后,我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重新规划我的生活。

我找了一个律师,咨询离婚的相关事宜。

我重新拾起了我的专业,开始接一些更有挑战性的设计项目。

我带着悠悠,去逛公园,去美术馆,去看儿童剧。

没有了争吵,没有了指责,没有了那种永远还不完的人情债和精神内耗,生活好像一下子变得简单又开阔。

周末,我约了几个许久未见的朋友,去喝下午茶。

我化了精致的妆,穿上了那条被我压在箱底很久的连衣裙,涂上了我在日本买的那支Dior 999。

朋友们看到我,都惊呆了。

“哇,林薇,你这是要去参加选美吗?太美了吧!”

“你最近是有什么好事吗?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笑着,跟她们聊着天。

聊工作,聊八卦,聊新上映的电影。

阳光透过咖啡馆的落地窗,暖暖地照在身上。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

我不再是那个围着丈夫、孩子、公婆团团转的“悠悠妈”。

我就是林薇。

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可以为自己而活的,林薇。

一个月后,陈阳通过我妈,找到了我。

他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胡子拉碴的,看起来像老了十岁。

他在楼下等我。

看到我下来,他快步走上来,一把拉住我的手。

“薇薇,我们谈谈。”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和恳求。

我抽回了手。

“好,谈谈。”

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薇薇,我错了。”他一坐下,就开口了,“那次去日本,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吵架,不该说那些混账话。”

“我这一个月,想了很多。没有你和悠悠在,那个家,根本就不像家。”

“我妈那边,我也跟她说了,以后我们自己的事,让她少管。”

“你挣钱辛苦,我都知道。以后,家里的开销,我们一起分担。我的工资卡,交给你。”

“你回来吧,好不好?给-我-一个机会,也给悠悠一个完整的家。”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

态度很诚恳,话也说得很漂亮。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心软。

但现在,不会了。

我平静地听他说完,然后问他:“陈阳,你知道,在日本的那几天,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什么吗?”

他愣了一下,“是……是他们的服务态度?还是干净的街道?”

我摇了摇头。

“都不是。”

“是有一天,我在京都的一个寺庙里,看到一个日本女人。”

“她大概五十多岁,穿着很素雅的和服,一个人,坐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枯山水。”

“她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很久,一动不动,表情很安详。”

“我当时就在想,她在想什么呢?她的丈夫呢?她的孩子呢?”

“后来我才明白,她可能什么都没想。她只是在享受属于她自己的,那片刻的宁静。”

“她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寻找存在感。她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陈阳,我也想过那样的生活。”

“不是说我要抛夫弃子,去追求什么虚无的禅意。”

“而是我希望,我的人生,能有那样一段,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安宁的时光。”

“我希望,我的喜怒哀乐,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而不是取决于你的脸色,或者你妈的评价。”

“我希望,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价值,能被看见,被尊重。”

“这些,你给不了我。”

我说完,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

陈阳沉默了。

他低着头,双手用力地搅在一起,手背上青筋暴起。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薇薇,我……我以前,真的没想过这些。”

“我以为,我努力工作,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就是对你们好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有这么多委屈。”

“你说的这些,我……我能改。”

“我愿意学着去尊重你,去看见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曾经让我无比迷恋,如今却只剩下疲惫和陌生的脸。

我笑了笑。

“陈阳,你知道吗?”

“在日本,我学会了一个词,叫‘断舍离’。”

“不仅仅是舍弃掉不需要的物品,也是舍弃掉那些消耗你的关系,和让你不快乐的生活方式。”

“这趟旅行,就像是我人生的一个‘断舍离’。”

“我舍掉了对你最后的一丝幻想,也舍掉了那段让我窒息的婚姻。”

“然后,我找回了我自己。”

“所以,对不起。”

“我们,回不去了。”

说完,我站起身,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块钱,放在桌子上。

“这杯咖啡,我请你。”

“再见,陈阳。”

我转身,走出了咖啡馆。

这一次,我没有回头。

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连空气,都是自由的味道。

我的人生,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