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膛里最后一根柴噼啪炸响，我盯着手机屏幕里肇庆那家柴火民宿的排队号，前面还有127桌。
三十年前，我为了捡这玩意儿差点掉进工地的桩坑，现在却要花198块/人，排队三小时，只为让娃看火苗怎么把锅底熏黑。
那会儿城里没燃气，爸妈下班晚，小学三年级的我四点放学，书包往家一扔就蹲到工地边。
木模板上的钉子被太阳晒得烫手，我得把水泥疙瘩敲掉，码成“小金山”，再跟隔壁班男生比谁扛得多。
女生也抢，四年级以下不分性别，谁力气大谁就是王。
后来女生突然不来了。
六年级开学，班长刘莉把橡皮筋往操场上一甩：“捡柴？
脏死了。
”她们开始偷涂雪花膏，我们还在捡，只是路过小卖部时会突然把棍子背到身后，怕暗恋的隔壁组女生看见。
初中最后一次集体捡柴是帮学校食堂备冬储。
班主任说“男生留下”，女生被拉去擦玻璃。
那天我们排成一行往锅炉房运枯枝，我数着，一共十七趟，没人说话，像在完成某种退役仪式。
再后来就是天然气入户，铝扣板封了灶口，柴火被塞进楼道角落，连蟑螂都嫌干。
我以为它死了，结果它换了个名字——“非遗体验”“劳动教育”“情绪价值”——又爬回热搜。
上周六，我带娃去端砚文化村，柴火灶前围满穿始祖鸟的家长。
教练戴防烫手套，让孩子把生物质颗粒（对，就是秸秆压成的咖啡渣状玩意）塞进灶膛，火机一点，火苗蹭地窜起，孩子们齐声“哇”。
我愣住：这火跟我妈当年用蒲扇扇的那团，颜色一模一样，却闻不到松脂味，也听不见“噼啪”声。
旁边打卡拍照的爸爸小声说：“值，朋友圈九宫格有了。
”
回家路上，娃说：“爸爸，下次还来。
”我嘴里应着，心里却想起桩坑边那截差点让我见太奶的锈钉。
柴火没变，是我们把它从日子过成了节目。
当灶膛里最后一点红被相机定格，它终于完成使命：从活下去的必需，变成活给别人看的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