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南六县——错那、隆子、墨脱、察隅、米林与朗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缘，喜马拉雅山主脉与横断山交汇地带，总面积逾九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的大小。这里山高谷深，雅鲁藏布江自北向南切割出世界最大峡谷，海拔落差五千米以上，孕育了从寒带到热带的完整生态序列，也孕育了“西藏江南”的丰饶与神秘。然而，摊开地图便可发现：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我国目前实际控制的区域不足三分之一，其余约六成被印度非法占据，成为中印边界争议中最突出、最敏感的一段。

历史的裂痕始于一百一十年前。1913年，英国殖民者背着中国政府，在所谓“西姆拉会议”上抛出一条未经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将藏南约九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入英属印度，为今日争端埋下祸根。1947年印度独立后，以“英属印度继承者”自居，全盘接管殖民遗产，并于1951年趁新中国初建、西藏尚未完全解放之际，派兵北上抢占达旺，随后逐步向传统习惯线推进，在门隅、珞隅、下察隅等地建立行政机构，形成事实占领。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曾短暂打破这一格局。解放军从错那勒布沟、察隅瓦弄两个方向同时出击，仅用数日便收复达旺、德让宗、邦迪拉等要地，兵锋一度逼近中印传统习惯线。然而，受制于高原冬季补给极限，我方在取得胜利后主动撤至战前实际控制线以北，印度则迅速回占，并在此后数十年里持续“前进”：修建公路、设立县治、迁移人口，将藏南大部划入其所谓“阿鲁纳恰尔邦”，试图以“移民实边”的方式固化非法占有。

今天，藏南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实控态势：我国坚守北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脊与河谷，印方则占据南部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及山麓地带。以错那县为例，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我国控制勒布沟等高山区域约1万平方公里，印度则控制南部的达旺镇及东章瀑布周边约2.3万平方公里；墨脱县总面积3.4万平方公里，我国实控约1万平方公里，其余2.4万平方公里被印方占据；察隅县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我国控制约1.9万平方公里，印方控制约1.3万平方公里。这些数字并非简单的地图填色，而是直接关系到边民牧场、传统朝圣路线、水电站址与国防哨位的现实存在。

基础设施的差距更使“实控”二字分量沉重。藏南地势北高南低，我国一侧多为深切峡谷，公路修建须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垭口。以墨脱为例，从林芝派镇到县城的公路全长百余公里，却需穿越嘎隆拉雪山，52年修建周期、数十名建设者生命，才换来季节性通车的“天路”。而在印控一侧，公路网早已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平原铺展，柏油路面直达山脚，重装备可快速前推，形成“平原—山麓—哨所”的梯次补给体系。交通的差距，意味着巡逻半径、应急响应与民生拓展的差异，也成为对方持续“蚕食”的依托。

面对被动，我国近十年来加快抵边基础设施建设。新改建的派墨公路、派错公路、察隅机场连接线相继通车，使错那、隆子、察隅等县通往边境的时间缩短一半；抵边新村、小康村、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相继落成，5G信号、卫生室、太阳能路灯与直升机停机坪同步配套，形成“民生+防务”的双重存在。勒布沟的有机茶园、察隅的猕猴桃基地、墨脱的蜂蜜产业，让边民“留得下、富得起”，也使传统牧场与耕地重新回归我方管控范围。正如察隅沙玛哨所的巡逻官兵所说：“脚下每多一条公路，心中就多一分踏实。”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在逐步扭转“人退路荒”的被动局面，也为未来可能的谈判积累筹码。

藏南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历史正义与现实智慧的结合。历史正义在于，清朝驻藏大臣的文书、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互致照会时提及的“传统习惯线”，都明确将达旺、门隅、珞隅划入中国；现实智慧在于，如何在力量对比、国际环境、国内发展的多重变量中，找到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是简单的数字，它承载着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也承载着边民对安宁与尊严的朴素期待。正如雅鲁藏布江在峡谷里奔流不息，对藏南的坚守与争取，也注定是一场接力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雪山深处修通公路，在密林深处建起村庄，在争议土地上持续宣示存在，用时间与汗水，把“实控三分之一”的遗憾，逐步改写为“完整家园”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