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亚大村远眺。（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摄）
在2025年9月5日下午之前，我没听过“俄亚大村”这个名字。当天我去北京798艺术区约访一位摄影策展人，偶遇了在此举办展览的成都摄影师刘莉，她送给我一套展览介绍册页。回家的地铁上，我随便翻阅，看到了“俄亚大村”。这个隐藏在横断山脉中的纳西族村落，长期与外界隔绝，但现在村子里有一百多名年轻人在做直播。
一个古老的村落被网红经济一夜改变，这可被视为互联网视域下中国乡村的一个截面，自带戏剧张力。但他们在播什么？给别人展示什么？我在短视频平台搜索“俄亚大村”，出来很多页的账号。随便点一个进去看，发现主播在聊家常，而留言区里出现了一个词语“伙婚”。
在此之前，我也没听过“伙婚”，但知道摩梭族的走婚，那是一种自由的男女结合方式。我研究了“伙婚”，主要是兄弟共娶一妻，也有姐妹共嫁（娶）一夫，本质就是“搭伙过日子”。在法律层面上，由一个丈夫和妻子领结婚证，但在实际中，其他兄弟参与生活。原来，这就是俄亚大村直播走红的秘密，它满足了众多网友的猎奇心理。
作为文化记者，日常接触的选题多是某个作品，采访围绕创作者或学者进行，遇到这个与社会深度关联的选题。我准备去俄亚考察。我先咨询刘莉，她跟拍俄亚大村十年，了解里面的情况，也认识人，给我提供了不少信息和主播的联系方式。但我在加她们微信时，一个都没通过，或许心有戒备。只有去了当地再说。
从北京到俄亚的路途并不麻烦，先乘飞机到丽江，再从丽江搭乘私家汽车入村。司机并不健谈，车在弯曲的山路上行驶，他不断打电话、听语音、发信息，我听出来他是在联系第二天要搭车的客人。在他忙碌的间隙，我还是问了很多本地的情况。他不避讳聊伙婚，说目前也存在，但我无法确认真伪。
6个多小时后，我到了村口，迎面就看到簇拥在一起的石头建筑，很是壮观。此时是傍晚，不断有村民牵着骡马从山坡下来，走过河流上的石桥，回家休息。我拉着行李去村子脚下的客栈，路上看到一位女人边走边直播，另一个女生牵着骡子走在前面。这和我之前在手机上看到的景象完全相同，现在就在眼前，还是觉得新鲜。
安顿后，我找了一家饭店吃饭，老板是外地人，恰好租的是粉丝最多的主播瓦夏家的房子。这是一栋新盖的三层楼房，在大村对面的山腰，非常鲜明。我想象着直播还真是能赚钱。但当我第二天去访谈后，发现并非如此。房子在她直播前就盖了，正因为还债压力大，她才选择直播。她展示了手机上的每日收入，有一百八十多元的，也有几十元的。如果最大的主播是如此情况，称呼俄亚在发展“网红经济”并不成立，也算不上致富路径。
对其他主播的采访是随机展开的。我在村子里转悠，看到谁在直播，就过去聊几句。她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多是小学辍学，手机设置了带拼音的字体。直播收入普遍不高，但毕竟能赚点家用，所以坚持在做。一位主播提到，村里人气高的，都是家里有伙婚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直播现象，我去了乡政府，了解到他们对此在采取一定的监管措施，同时得到一条信息：2021年将直播带到村里的博主叫“云南乡土小丫”。此前，刘莉说有一个外地博主开启了直播热潮，但不确定是谁。后来我采访乡土小丫，她说自己在村子里直播时，曾经和村干部发生过冲突，去找过乡政府调解。难怪工作人员知道她。
乡土小丫介绍了来此直播的经历，她称自己当时并没有介绍伙婚，主要是播建筑和生活。对于村里现在的直播风气，她不以为然。她现在粉丝有八十多万，“我要像她们这种播法，不止这个数”。
对于这些信息，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来处理？批判或者同情，似乎都不准确。我只能记录下直播现象发生的过程和存在的状态，留一道社会变化的痕迹。
睡在客栈里，我在早上被学校的起床号惊醒，一看时间，不到七点。接着是出操，老师拿着喇叭带领学生呼唤：“感谢国家”“感谢父母”……我脑海里出现了报道的一个结尾方式：直播给俄亚大村带来了变化，但当学生的读书声和主播们的直播声对比在一起时，我意识到，要真正改变生活，还是要靠教育，靠知识。
俄亚大村主播在直播给孩子的取名仪式。（刘莉 摄）
到了下午，我在客栈里看手机直播，想从主播们所在的场景去找他们。我看到了瓦夏的妹妹高米正在和网友聊天，背景是自己家的田地。之前我听瓦夏说高米今年大学毕业，不好找工作，又想考公，“挺迷茫的”，暂时待在家里。直播间里，有网友问：“读了书，为啥不去上班？”有的说：“没有好工作，不如做直播带货。”中间也夹杂着不礼貌的骚扰：“高米有没有开始走婚？”
那一刻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即使俄亚人上了学，走出了故乡的大山，拥有了一张文凭，但人生还有很多的山，如何去跨越呢？我意识到这篇报道的落点应该在哪里——不要试图去提供改变的方法，但应该记录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
一个早晨，四周静寂，月亮在天空清晰可见，我离开了俄亚大村。我看到有炊烟从蜂巢般的房屋飘出，那是村民起床了，之后他们将牵着骡马，走过石桥，走向自家的田地。直播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劳动才是主题。
南方周末记者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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