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平乐园站打车去颐和园，一个约60岁的土著司机跟我说起他记忆里的北京。

比如故宫，七八十年代，他还曾办过月票，没事时就到故宫里打羽毛球。故宫里许多的大殿和院落，他都去看过。

我好奇北京这么多环线，现在是不是还在外扩。他说现在已经不外扩了，因为低收入牛马根本在北京活不下来。

为什么？我问。

他答，十几年前北京往外拓展划线，其实也是为了阻止太多的海量外地人涌入北京。你看这么多环是为什么？一环套一环，现在北京已经很少能找到合适低收入者居住的城中村了。吃很好解决，但是休息睡觉的地方没有，还怎么活？

按照他的说法，2001年之前的北京，还是很朴素无华的，但自从2001年7月奥运会确定要在北京举办，北京城就开始了光速变革。也就是从那时起，北京的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一直翻到了五六环。

北京之环

据查询资料，事实上，北京官方从未正式规划并建设过一条名为“一环路”的城市快速路。这个概念主要流传于民间，通常有两种指向。

北京的有轨电车环线，最早于1924年开通，沿老城墙外围（今二环路雏形）运行，并在1950年代被拆除的老有轨电车线路。这里，曾是市民生活的核心纽带。

更普遍的说法是，它将紫禁城外的皇城范围，即大致沿东皇城根、西皇城根、地安门外大街等道路形成的环线。

事实上，无论哪种，“一环路”都更像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北京城的古老核心，而非现代交通意义上的环路。

北京首条现代化环路，指的就是二环。二环路是北京第一条全线封闭、全立交、无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其建设与北京地下铁道的规划紧密相连。它的路线基本建于拆除后的老北京城墙地基之上，沿原护城河修建，因此线路走向与明清北京城的轮廓高度重合。

1992年，北京二环路实现全线通车。它的建成，标志着北京交通正式进入了“环路时代”，极大地疏解了核心城区的交通压力。

二环之外是三环，但反转来了。实际上，北京的三环建设最早，贯通却稍晚，以至于呈现出“先有三环，后有二环”的特点。

根据资料记载，北京三环路的部分路段早在1950年代末就已开始建设。例如，为连接东、西两个工业区，西南三环的公主坟至洋桥段于1981年底率先建成通车。

虽如此，但随着北京城区的发展，三环路其余路段陆续连接，直至1994年才实现全线立交封闭，成为连接当时新兴城区和边缘集团的重要通道。

到了后来四环路的建设，是北京为21世纪发展预留空间的关键一步。北京城北四环等路段早在1990年亚运会前就已建成，但全线是一个分段建设、逐步连通的过程。

2001年6月，四环路最后一段——北四环东路通车，标志着55.3公里的四环路实现全线贯通。这一刻，恰好发生在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之前。

它如同一个预言，为北京接下来七年翻天覆地的巨变，铺就了第一条坚实的跑道。

因此，当你们在2001年7月13日那个历史性的夜晚为申奥成功而欢呼时，北京的环路格局是这样的：已建成的二环路和三环路已作为成熟的交通动脉在高效运转。

那时，北京四环路在申奥前刚刚全线连通，正准备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而尚未到来五环路（2003年贯通）和六环路（2009年贯通）尚在蓝图之中，它们将在奥运会的催化下加速变为现实。

其实，从那时起到今天的2025年，也不过20多年。只不过北京的环路的每一次延伸，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拓展，更是城市功能与定位的重新定义。

它们无声地见证并推动着北京从一座古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一步步演变为今天这座兼具古典气韵与现代活力的国际大都会。

更成为在如今这个普通人完全无法立足的地方。哪怕是现在你想去北京旅游，无论是淡季、旺季、平季，人依旧多如牛毛。

北京，北京

不可否认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它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老北京的诸多城中村被推倒翻新重建，越来越多的外地流入人口，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愈发难以生存。

这是现实，也是矛盾，而这个矛盾又不得不被剪除。毕竟城市发展要高于个人的需要。

北京作为特大城市，即使20年前，交通拥堵也可是顽疾。建设环路、扩建路网是解决交通问题的直接手段，旨在疏通城市“血管”。

2008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而这一年的奥运会要举办，也是北京启动大拆迁大改造的诱因和核心原因。

所以不论站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2008年奥运会都是一个巨大的催化剂。为了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化、整洁有序的北京，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然要求，杂乱无章的城中村被视为影响市容的“伤疤”。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城中村自身存在的问题。当时，北京的许多城中村存在着安全隐患、卫生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拆迁改造的官方目标之一，就是改善原住民和居住者的生活环境。

当然，随着北京城市扩张，原本位于城市边缘的村庄被包围，土地价值飙升。将这些低效利用的土地重新规划，用于建设商业中心、高档住宅、公共绿地等，也符合土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逻辑。

回到北京土著司机的那个观点，城中村的消失，阻挡阻碍了或者屏蔽了那些低收入者流入北京的可能。
从古至今，不论哪朝哪代，哪个城市，哪怕乡镇，城中村对于北京这样的政治中心而言，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低收入外来人口（包括初来乍到的打工者、服务业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等）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空间。

它们是无数“北漂”的第一个落脚点。

不能否认，2000年以后一直到2008年，甚至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房地产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加速了城中村的灭亡。

而北京这样的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特大城市，更不可能独善其身，它担负的众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责任使它必须这样做。

当城中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档住宅、购物中心或宽阔马路时，原来居住于此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就失去了容身之所。他们要想留在北京，只能去寻找更远、或者更贵的住房，这直接导致了生活成本的大幅攀升。

因此，北京不需要直接下“逐客令”，但通过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和住房供给，市场会自动完成“筛选”。

当生活成本高到一定程度，一部分收入较低的人确实会“自动离开”，或者根本不敢再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达到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人口规模的效果。

所以就比如说2008年那一年，那一年毕业的中国大学生涌入北京，可能是最合适的一年。因为那一年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经济原因，就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

那时候房价也并不算高，但到了2009年、2010年之后，房价开始飙升以后，更加加剧外来流入人口的生活阻力。

当然有些话可能好说不好听，但你不能排除它的客观存在。

将“驱赶低收入人口”定义为北京发展环路、改造城中村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一种比较情绪化和直接的说法，但它确实反映了北京城市发展政策制定者可能存在的综合考量。

对于北京而言，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策略。

在城市规划者的蓝图中，人口疏解一直是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很可能预见到了这种“挤出效应”，并默许甚至利用了这种市场机制来辅助实现人口控制目标。

所以，即使这不是写在文件上的“首要目的”，也极有可能是被接受和认可的“有效副作用”。

后来，北京明确提出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战略，就是将这种思路制度化、明确化了，将一些批发市场、制造业等低端产业迁出，其连带效应就是相关就业人口的离开。

尾声 思绪

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其实是我这几年前往北京，给我思索和感触最多的一次。

北京土著司机的观点，我是理解和赞同的。因为你不可能否认它的客观结果和客观的横向以及纵向延伸所带来的作用。

总结而言，北京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物理空间的升级，客观上摧毁了低成本的生活生态，从而建立了一道由市场和高生活成本构筑的“隐形门槛”。

这道门槛有效地限制了低收入人口的持续涌入，并迫使一部分已在北京的低收入群体离开，以此作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调整人口结构的一种间接但强有力的手段。

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在于，你很难说清“驱赶人口”是“原因”还是“结果”。它更像是城市发展、形象工程、土地财政和人口管控等多个目标交织在一起后，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甚至是被乐见其成的综合结果。

然而，这种策略也带来了显著的副作用。

显而易见的，北京城市服务成本上升，比如快递、家政、餐饮价格变贵、社会多样性降低，以及对于那些为城市贡献基础服务却被排除在外的劳动者的不公。

我想说的是，北京，对于一些人而言，是回不去的故乡，因为那个记忆里闲适、亲切的北京已然消逝；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是进不去的城，因为那道由资本和规划共同铸就的“隐形墙”高耸入云。

那故宫深处的羽毛球声，终成绝响，回荡在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名为“北京”的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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