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魏盼

在杭州上城，钱塘江畔，有一个名字刻着千年密码：始版桥。

今天，地图上只有“始版桥社区”，不见桥的踪影。它不像西湖边的断桥、长桥，拥有脍炙人口的传说。它沉默地隐匿于望江新城的摩天楼宇之下，如同一枚深埋的时空胶囊，等待着被开启。

它早已消失在时光里，只留下一个地名，却诉说着一段从南宋延续至今的悠长故事。这座桥究竟从何而来？它又承载了怎样的秘密？

这是一次对“始版桥”的深度挖掘。潮新闻联合始版桥文化挖掘团队推出《始版桥纪：一片土地与一座城的千年对话》系列，试图拨开时光的泥沙，打捞起从南宋皇城、漕运关口、工业基地到未来新城的层层记忆，还原一片土地与一座城的史诗。

今天发布第三章第二篇：杭州望江门外的钱江义渡

虽然今天谈到始版桥地区的交通地位，人们更关注的是铁路，但实际此地区从古代开始，最先成为的是水运枢纽。从四板关到银杏埠，再到后来的浙江第一码头，由水运开始，始版桥开启了“通达四海”的发展历程。

前文中，我们提到，四板桥一带连通江海，是浙江重要的船运关口。因而在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时来到浙江，也经由此处前往行宫与其他处所。《钦定南巡盛典》中记载，乾隆十六年，乾隆南巡至杭州，欲往绍兴祭拜禹陵，于是从太平坊行宫出发，经由望江门出城，自银杏埠起跸。

皇帝渡江，自然是前呼后拥、万众瞩目，而普通人在古代想要渡过钱塘江，则困难重重。民国《杭州府志》详细记录了其中种种艰辛。自宋代起，钱塘江之上便常有船难，大多是船夫贪心超载客人，到江心又停船勒索钱财，遇上暴风巨浪，则有覆溺之祸，与其说是天灾，更多是贪欲导致的人祸。到了清代，浙江多位巡抚都曾颁令管制，并且在江边刻碑，试图制止超载勒索之弊，但却杯水车薪。

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十四年（1775-1809）《钱塘江沿岸图》（局部）

时任浙江官员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提到，“道光二十六年，梁中丞进京陛见，皇上问及海塘云：浙江每年用盐库银二十五万以修柴埽，到底有事否？梁中丞未能将实在情形直奏，只回省嘱属员：每年岁修银必须大为减少，只许每年用六万两。”道光年间，浙江每年修筑海塘的经费应为二十五万两白银，可后期财政困难，在海塘本就受灾严重的情况下，又将经费缩减至六万两。堤坝决口、咸水内灌，江浙沿海的百姓可谓水深火热，渡江问题也是摆在穷困百姓面前的难题。早期，钱塘江渡口的渡船分为官渡和私渡两类，都实行付钱摆渡制度，无钱休想过江。

1860年，太平天国军进犯浙江，渡江逃难者络绎不绝，船夫趁机勒索高价。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战事平息，“红顶商人”胡雪岩创设钱江义渡。他出资10万两白银，分别在钱塘江北岸的南星桥三廊庙和南岸的西兴修建了义渡码头，免费接送两岸商人、农民和居民过江。此举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一时间杭城开明士绅商贾纷纷相助。

胡雪岩又委托老船工，制造了数条行驶比较平稳的方头平底渡船，这种船比一般的渔船大约5倍，便于人员携带物品上下，行驶平稳，不过还需要依靠人力摇橹。有了免费的“钱江义渡”，渡江终于不再是杭州城民的难题。

不过，当时望江门外的始版桥地区，虽然靠近钱塘江，但走到江边却也仍有长长的一片江滩。根据作家林之在《西湖老照片》中的回忆，钱塘江潮水退去时，会露出泥泞江滩，江边有游泳场，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走到。

因此，在过去的钱塘江边，船到岸后如何从船走过潮湿的江滩抵达江岸，也成为了一件难事。旅客们走在江滩上搭建的一尺宽的跳板上，颤颤巍巍行走，失足滑落跌入泥泞者不在少数。而运送货物则需要牛车运输至岸边。根据当时传教士莱昂的回忆，他们渡江时因错过牛车，只能花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自己背过泥沼地。

钱塘江滩涂牛车渡（费佩德摄于20世纪10年代）图源《西湖老照片》

当时，钱塘江岸边停靠着运货卸货的竹排、木筱、货船、客船，船只主要以帆船和手划船为主，若是碰到风浪大潮，两岸便悬挂白旗，封江停渡。由于经常遇到“停渡”，许多客商被滞留江边，使往日冷清的南星桥慢慢繁荣起来。加上木业兴起，江边百船云集，岸边百业应运而生，许多茶糖酒饭、南北杂货商店，从闸口至三廊庙十里，江干顿时热闹非凡，人们从此把这里称为“金江干”。到1883年，当时渡船已有36艘，船工350多人，可谓盛况空前。

但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胡雪岩因经营蚕丝失败破产。眼看钱江义渡无法维持，正在上海担任两浙盐运使、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长的俞襄周自告奋勇，号召在沪同乡，同舟共济，接办义渡。俞襄周从上海购置新型机轮一艘，以拖引原有木质渡船，这种拖轮行驶平稳，并且省时。在旅沪七邑同乡会的大力支持下，他接着又筹款续购铁壳柴油机轮四艘，取名为“义中”“义正”“义和”“义平”，并组成官督民办的义渡局，从此钱江义渡正式进入轮渡时代。

钱江义渡依然维持免费渡江习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1910年《申报》记录了当时的渡江情形——“钱塘、西兴两岸间渡者，日以万内外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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