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是东京成田。

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不是香，也不是臭，就是那种极度洁净后，人造物和空调系统混合出来的、有点“无菌”感的味道。

我拖着箱子，跟在人流里。

周围全是日语，听不懂，但那种语调，软、快，像一串串小珠子滚过去。

来之前，我心里是揣着一整套预设的。

网上那些帖子，什么“日本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礼貌骨子里瞧不起你”、“右翼分子亡我之心不死”，我看了没有一百篇，也有八十篇。

我叔，就是我这次来的原因，他留下的那个小破贸易公司，就靠着跟一家日本公司续命。

现在他走了，这烂摊子砸我手里了。

我叔生前总说，跟日本人做生意，得把腰弯到尘埃里。

我当时听着就来气。

我说：“叔，你那是上世纪的活法了，现在谁还惯着他们？”

他叹气，说：“你不懂，那不是惯着，是他们的规矩。”

现在，我站在这片土地上，准备亲自领教一下这“规矩”。

接我的人叫田中，全名田中诚。

我叔邮件里提过，是个“可以信赖”的年轻人。

我一眼就在人群里看见他了。

不高，微胖，戴个黑框眼镜，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一脸标准化的微笑，像是从哪个服务业手册里抠下来的。

“张先生，一路辛苦了。”

他鞠躬，九十度，一丝不苟。

我赶紧伸手去扶，结果抓了个空。

他已经直起身子，接过了我手里的行李箱。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客气，也是本能的防备。

“应该的。”他笑得更客气了。

这种客气，就像一层保鲜膜，把你裹得严严实实，但你就是贴不到那层膜后面的实体。

车上，他开着一辆小小的、擦得锃亮的车。

东京的街道，确实干净得不像话。

连卡车轮胎上都看不见多少泥。

“张先生，铃木会长听说您来了，特意让我转告，希望您好好休息，明天上午十点，在公司等您。”

铃木，就是我这次要啃的硬骨头。

我叔那公司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户。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据说，又臭又硬。

“好，麻烦你了。”我看着窗外。

高楼，广告牌，穿着西装行色匆匆的人。

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有序到让人有点窒息。

田中似乎想找点话说。

“您叔叔的事情，我们都感到很遗憾。他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合作伙伴。”

我“嗯”了一声。

尊敬？

我可没从我叔的白头发和越来越弯的腰上看出多少“尊敬”来。

“铃木会长和他，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田中又补了一句。

老朋友？

我心里冷笑。

有这么对待“老朋友”的吗？价格压得比谁都狠，交货期晚一天就夺命连环call。

这就是他们那套“规矩”？

我没接话。

车里的气氛有点僵。

田中大概也感觉到了，没再说话，专心开车。

酒店是他们订的，市中心，一个房间小得只能将将把箱子打开的商务酒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连卫生纸的头都给你折成个三角形。

这种细节，你说它是贴心吧，也对。

但看得多了，就觉得有点……假。

像个机器人设定好的程序。

晚上我没让田中陪，自己出去瞎逛。

便利店。

我得说，日本的便利店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推门进去，“叮咚”一声，店员小哥立刻中气十足地喊一句“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

我拿了瓶水，一个饭团。

结账的时候，小哥双手接过我的钱，找零的时候，也是一张一张点清，双手递给我，眼睛还看着你，微微鞠躬。

全程微笑，无可挑剔。

可我就是觉得不得劲。

他的眼神，是看着你，但又好像穿过了你，看着你身后的某个“顾客”的通用模板。

我走出便利店，回头看了一眼。

他又对下一个进门的客人，重复了刚才全套的动作和表情，分毫不差。

我忽然觉得有点悲哀。

为他，也为我自己。

我们都在扮演一个角色。

他是“完美的店员”，我是“有距离感的中国客户”。

第二天，见铃木。

公司在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旧，但是干净。

推开门，所有员工齐刷刷站起来，对着我鞠躬。

我被这阵仗吓了一跳。

田中在前面引路，把我带到一间和室。

铃木已经跪坐在里面了。

一个干瘦的老头，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传统的和服，眼神像鹰。

他没起身，只是微微颔首。

“坐。”

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

我学着田中的样子，别别扭扭地跪坐下来。

腿肚子瞬间就开始发酸。

“令叔的事，很遗憾。”他开口，标准的开场白。

“谢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僵硬。

接下来，就是长久的沉默。

茶是早就沏好的，田中给我倒了一杯。

我端起来，不知道该不该喝。

气氛压抑得像块铁板。

终于，铃木开口了。

“你叔叔是个守信的人。”

他看着我，眼神锐利。

“我们合作了三十年，他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在敲打我。

因为上个月，我叔病重，有一批货确实耽搁了三天。

“那次是意外，非常抱歉。”我低下头。

“生意场上，没有意外。”

他语气平淡，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头，砸在我心上。

“年轻人，你看起来，和你叔叔不太一样。”

我抬起头。

“哪里不一样？”

“你的眼神。”他说，“太直了。”

我愣住了。

这是什么评价？

“我叔叔的眼神，是向下的。”他补充道，“而你，是平视。”

我忽然明白了。

他不是在说眼神，是在说姿态。

我叔是“请求”他给生意，而我，看起来像是要跟他“谈判”。

这老头，的毒。

“时代不同了，铃木先生。”我没忍住。

他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不像。

“所以，我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合作。”

一句话，就把我打入了冰窖。

会议不欢而散。

或者说，根本算不上一场会议，就是一次单方面的“敲打”。

走出那栋小楼，东京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田中跟在我身后，一个劲儿地道歉。

“对不起，张先生，会长他……就是这个脾气。”

“没事。”我说。

怎么可能没事？

我肺都快气炸了。

这哪是做生意，这简直就是当孙子。

我叔这三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我带您去吃点东西吧？”田中小心翼翼地问。

“随便。”

他把我带到一条小巷子里。

一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拉面店，门口挂着一块脏兮兮的布帘子。

店里只有七八个座位，挤得不行。

一个胖胖的大叔在吧台后面煮面，热气腾腾。

食客们都埋头吃面，发出“吸溜吸溜”的声音，没人说话。

这地方，总算有点烟火气了。

我们坐下，田中用日语点了两碗面。

面很快就上来了。

我尝了一口。

汤头浓得化不开，面条筋道，叉烧入口即化。

好吃。

真的好吃。

我学着旁边的人，大声地吸溜起来。

一碗面下肚，胃里暖了，心里的火气也消了些。

胖大叔在吧台后面，偶尔抬眼看看我们。

田中跟他用日语聊了几句。

大叔忽然对着我笑了，露出一口黄牙。

他指了指我，又指了指空碗，竖了个大拇指。

我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

这是我来日本之后，收到的第一个不带“程序化”的表情。

“他说，您吃面的样子，很豪爽，是对他手艺的最大尊重。”田中翻译道。

我心里一热。

原来，大声吃面，在这里是种礼貌。

我们走出面馆，天已经擦黑了。

“张先生，别把会长的话太放在心上。”田中说，“他只是……很传统。”

“传统？”我哼了一声，“我看是傲慢。”

田中沉默了。

“我叔叔，和他合作了三十年。”我看着他，“他对我叔叔，也是这个态度吗？”

田中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大部分时候，是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

“因为……”田中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因为铃一木会社的产品，是全日本最好的。您叔叔说，他只想把最好的东西，带回中国。”

我呆住了。

我一直以为，我叔是为了钱，为了生存，才那么卑躬屈膝。

原来，在他心里，还有这么一层……我从未理解过的东西。

叫“匠心”？或者叫“执念”？

接下来的几天，谈判陷入僵局。

铃木那边不松口，就是不见我。

我成了个闲人。

田中倒是很负责，每天都来酒店问我有什么安排。

我说，我想随便走走。

于是，他带我去了很多地方。

不是旅游景点，而是真正东京人生活的地方。

我们去了神保町的旧书店街。

一家家小小的店铺，塞满了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

空气里都是纸张和旧时光的味道。

很多老先生，戴着老花镜，能在一堆旧书里站一下午。

我走进一家专卖中国古籍的店。

店主是个瘦高的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

他看到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随手拿起一本线装的《论语集注》。

“这个版本，是清中期的了。”老头忽然开口，中文说得有点生硬，但很清晰。

我吓了一跳。

“您会说中文？”

“年轻时在北京待过几年。”他说。

我们聊了起来。

从版本学，聊到刻本，再聊到中国的书法。

老头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他把我领到里屋，给我看他的珍藏。

一摞摞发黄的古籍，被他像宝贝一样呵护着。

“这些书，在中国都很难找到了。”他抚摸着书页，满眼都是痴迷。

“可惜，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看这些了。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我临走时，他非要送我一本小册子。

是本很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的日文译注本。

“这个不值钱。”他说，“交个朋友。”

我拿着那本小册子，走出书店。

阳光下，我看着老头花白的头发，忽然觉得，人与人之间，有时候，真的跟国籍无关。

只跟你们是否热爱同一样东西有关。

我们还去了秋叶原。

不是去看那些动漫手办，而是钻进了一栋大楼的七八层。

那里全是卖音响器材和黑胶唱片的。

这是我叔的爱好。

他的遗物里，就有一套很好的音响和几百张黑胶。

我走进一家店，老板是个戴着深度眼镜、头发乱糟糟的中年男人。

店里乱七八糟，但每一样器材都擦得一尘不染。

我看到一台老式的山水功放，跟我叔那台一模一样。

我走过去，摸了摸。

“好东西。”老板头也不抬地说。

“我叔叔也有一台。”我说。

老板这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哦？”

“他很爱这个。”

“那你呢？”

“我？”我笑了笑，“我听不懂。”

老板没说话，从架子上抽出一张黑胶唱片，放到了唱机上。

是邓丽君。

《我只在乎你》的日文原版，《時の流れに身をまかせ》。

悠扬的旋律流淌在小小的店铺里。

我和老板，两个语言不通的男人，就这么站着，听完了整首歌。

“你叔叔，是个有品位的人。”他说。

我鼻子有点酸。

这些天，我一直在抱怨我叔留给我一个烂摊子。

可我从来没想过去了解，他真正热爱的是什么，他坚持的又是什么。

我好像，第一次开始，想要去懂他。

田中告诉我，铃木会长也很喜欢黑胶。

尤其是古典乐。

我心里一动。

我让我叔公司的人，把他收藏的黑，胶目录拍了照片发给我。

我在里面找到了一张很特别的唱片。

是七十年代，德意志留声机公司首次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大禾花”头版。

我叔在这张唱片的封套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

“赠铃木先生，贺新厂落成，憾未能亲往。”

日期，是三十年前。

我拿着照片，去找田中。

“这是什么意思？这张唱片，我叔送出去了吗？”

田中看了很久，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但是，三十年前，会社确实新建了工厂。那一年，会社的经营非常困难，几乎要倒闭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好像，抓到了一点线索。

我让田中，无论如何，再帮我约一次铃木。

“就说，我找到了我叔叔一件很重要的遗物，想亲手交给他。”

这次，铃木同意见我。

还是那间和室。

还是那张矮几。

他依然跪坐在那里，像一尊不会动的雕像。

我把打印出来的照片，恭恭敬敬地放到他面前。

他的目光落在照片上。

那张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

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伸过去，却又停在了半空中。

“这张唱片……”他声音沙哑，“在哪里？”

“在我叔叔家里。”我说，“他没有送出去。”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来，就是想问问您。”

和室里，又一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但这一次，不再是压抑。

而是一种……沉重的，带着岁月尘埃的安静。

“你叔叔……”铃木终于开口，他没有看我，而是看着窗外的庭院。

“他是个……傻瓜。”

“三十年前，我的工厂资金链断了，所有银行都不肯贷款给我。是我自己太冒进了。”

“我给你叔叔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们的合作，可能要终止了。让他去找新的供应商。”

“结果，三天后，他飞到了日本。”

“他带来了他公司当时账上所有的钱。他说，这不是借，是预付的十年货款。”

铃-木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骂他，我说你疯了，我倒了，你这钱就打水漂了。他说，铃木先生的东西是最好的，不能就这么没了。”

“他把钱留下，就走了。连顿饭都没吃。”

“工厂，就是靠着他那笔钱，才活过来的。”

“这张唱片，是他后来托人带来的。我没收。”

“我告诉他，这份人情，我铃木用一辈子来还。但不是靠这种方式。我要用最好的产品，最低的价格，来还。”

“我对他严苛，对他挑剔，是因为我知道，他跟我是一样的人。我们这种人，不需要廉价的感谢和同情。我们只认一样东西。”

铃木转过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光。

“那就是，品质。”

“我考验你，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是因为，你是他的侄子。”

“我想知道，你懂不懂这个道理。”

“你懂不懂，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到底是什么。”

那一刻，我所有的怨气、偏见、不忿，都烟消云散了。

我终于明白了。

我叔的“卑躬屈膝”，不是软弱。

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最顶级的尊重。

铃木的“傲慢”，也不是歧视。

而是一种，属于老派匠人的，最严苛的试炼。

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了国籍、金钱和客套的，男人之间的默契。

我这个自作聪明的“现代人”，差一点就把它给毁了。

我站起身，对着铃木，深深地鞠了一躬。

九十度。

发自内心的。

“铃木先生，我懂了。”

“谢谢您。”

从铃木的公司出来，天正下着小雨。

东京的街道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田中撑着伞，站在我身边。

“张先生，我们成功了。”他有点激动。

我笑了笑。

“是啊。”

但我觉得，我得到的，比一份合同要多得多。

晚上，田中请我去了他家。

一间小小的公寓，收拾得一尘不染。

他的妻子，一个温柔娴静的日本女人，为我们准备了晚饭。

很家常的菜，天妇罗，味增汤，烤鱼。

味道很好。

他的女儿，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有点怕生，一直躲在妈妈身后。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熊猫玩偶，递给她。

是来的时候，在机场买的。

小姑娘看了看爸爸妈妈，犹豫着接了过去。

然后，她对我，露出了一个羞涩的，甜甜的笑。

那一瞬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

我们喝了点清酒。

田中有点喝多了，话也多了起来。

他跟我讲他刚进公司时，被铃木会长骂得狗血淋头。

讲他为了一个技术问题，连续一个月吃睡在工厂。

讲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做出比会长更厉害的产品。

我看着他，这个一直在我面前客气、拘谨的日本男人。

在酒精和家庭的温暖氛围下，他终于卸下了那层“保鲜膜”。

露出了里面那个，有梦想、有烦恼、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

“张先生，”他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一开始，我有点……担心您。”

“担心我什么？”

“担心您会像很多……嗯……游客一样。”

我懂他的意思。

大声喧哗，不守规矩，只认钱。

“那现在呢？”我问。

他笑了，挠了挠头。

“我觉得，您和您叔叔，真的很像。”

这成了我这次日本之行，听到的，最高的评价。

最后一天，我要走了。

铃木会长和田中都来送我。

在机场，铃木递给我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黑胶唱片。

正是那张“大禾花”。

“这个，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他说。

“不，这太贵重了。”我连忙推辞。

“拿着。”他语气不容置疑，“你叔叔没听到的，你替他听。”

“以后，每年，你都要来一次日本。”

“检查我们的产品。”

“如果你发现有任何一点退步，合同，随时作废。”

他看着我的眼睛。

“这是我们之间的规矩。懂吗？”

“懂了。”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窗外。

东京的灯火，像一片璀璨的星海。

这片土地，这些人。

来之前，他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个标签。

“礼貌”、“刻板”、“排外”、“匠心”。

而现在，这些标签都被撕掉了。

我看到了旧书店里，守护着中国古籍的固执老头。

我看到了拉面店里，因为你吃得香而开心的胖大叔。

我看到了音响店里，用一首邓丽君跟你交心的孤僻老板。

我看到了在家庭里，卸下所有防备，跟你聊梦想的普通上班族。

我看到了那个用最严苛的方式，来守护一份承诺和尊重的，钢铁般的老人。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答案。

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日本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人”。

有的，只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

你用偏见看他，他就回你一张冷漠的脸。

你用真诚对他，他或许，就会为你敞开一扇门。

这可能，就是我这次，最大的“眼界大开”。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那张黑胶唱片。

封面上，贝多芬的头像，庄严而肃穆。

我想，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套好点的唱机。

然后，泡上一壶好茶。

把这张唱片，放给我叔叔听。

也放给我自己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