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元旦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我们骨子里认的是农历春节,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那才叫过年。他们过阳历的新年,放假休息,我们这些在货场干活的也只能跟着歇 —— 其实这时候正是俄罗斯原木采伐的旺季,冰天雪地里的原木好运输,耽误一天就少赚一天钱,可人家的规矩就是这样,有节日就得痛痛快快过,不像我们中国人,为了挣钱,有时候几年不回家都行。
瓦西里走了之后,我和宋姐、出纳接着在客厅看电视。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伙儿一闲下来就盯着手机刷个不停,那时候能在俄罗斯看到国内的节目,对我们来说档次已经算高的了。货场的工人宿舍按理说也该配电视和卫星接收器,可一是工人们经常轮换,谁都不愿意掏钱买这些东西,买了之后自己走了,便宜了下一批人,不划算;二是他们是真的累,每天在货场扛原木、开叉车,回到宿舍吃完晚饭,没一会儿就倒头睡了,除了偶尔凑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也就只有赌钱能提起他们的兴趣。
我们三个看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觉得浑身发沉,是那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累。宿舍里只有硬邦邦的木椅子,没有沙发,只能干坐着,才坐了两个小时,我的腰就酸得不行,直起身都费劲。以前没注意过,因为平时都是朝九晚五地上班,回宿舍也就看一会儿电视就休息了,哪像今天这样,放假一整天都耗在看电视上。宋姐揉了揉后腰,提议说:“别硬扛着了,回房间歇会儿吧,等会儿到点了再起来吃晚饭。”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头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现在想想都觉得奇怪,那时候的作息乱得很,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脑子昏昏沉沉的,一到休息时间就只想睡觉,哪怕不困,躺下也能很快睡着。想来也是昨天救瓦西里累着了,胳膊上的肌肉拉伤还隐隐作痛,身体早就发出了休息的信号。睡得正香的时候,宋姐的声音在门口传来:“醒醒,该起来吃晚饭了。”
那时候的胃口是真的好,饿的也快,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要是多吃半碗饭,就觉得肚子撑得慌,那时候就算多吃两碗,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晚饭还是中午剩下的红烧肉,宋姐又煮了点她包的饺子,桌上还摆着瓦西里带来的蜂蜜,宋姐舀了一点冲了蜂蜜水,甜滋滋的,当饮料喝。
她们俩拿出了啤酒,我酒量不行,就喝蜂蜜水陪着。她俩的酒量我是知道的,出纳第一,宋姐第二,别看宋姐排第二,一般的男人都喝不过她们。出纳是天生的好体质,喝多少都不容易醉;宋姐是在农村干体力活的时候练出来的,累了就喝点酒解乏,慢慢就练出了酒量。
元旦夜晚,我们三个围着小方桌坐着,喝着酒,慢慢就打开了话匣子。后来我才想明白,以前我们为啥不怎么聊天。以前大家都觉得在这个货场就是临时的,各自干好各自的活,等任务结算完,拿到钱就各奔东西了,没必要深交。可现在不一样了,公司改革,每个货场点都要自己发挥能力,干得多赚得多,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打拼,自然就需要多相互了解,团结起来,这样一来,围坐在一起聊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没想到,出纳是第一个打开话匣子的,一开口就惊得我和宋姐说不出话来。她呷了口啤酒,慢悠悠地说:“其实我是瞒着家里,偷偷来俄罗斯的。”
这话一出来,我手里的可乐罐都差点没拿稳,心里咯噔一下。用现在的话说,这开场简直就是放了个大招。我和宋姐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
出纳没管我们的反应,接着往下说:“我家重男轻女,我挣钱不仅要贴补弟弟买房,还得应付爸妈没完没了的索取。” 她顿了顿,拿起筷子夹了块红烧肉,“我本来能上大学的,都考上高中了,也上了高一。到了高二,家里突然说没钱供我上学了,我没办法,只能跟朋友出去打工。”
她细数着自己干过的零工,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饭店服务员、洗衣店店员,后来还进了工厂。在国内工厂打工的时候,工资低不说,还一点自由都没有。干了四年,每年挣的钱几乎全给家里寄回去了。我那时候就想改变一下自己,就跟家里要钱,说想学点技能,当时没想学会计,想学英语,以后当个导游,或者去高档酒店打工也行。可家里一分钱都没给我。”
我忍不住插了一嘴:“你为啥打工四年,突然就想学习英语换工作了呢?总不能是凭空冒出来的想法吧?”
出纳笑了笑,眼神里闪过一丝怀念:“本来我也没什么太多想法,就是第四年回老家的时候,碰到了我最好的闺蜜。她结婚了,过得一点都不幸福。她拉着我的手说,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不能靠别人。而且家里还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这让我恐慌得不行。”
她喝了口啤酒,继续说:“我在家是老二,弟弟是老三,我大姐都还没结婚,家里反倒着急让我嫁。后来才知道,对方是看中我了,说给的彩礼高。”
宋姐放下酒杯,问道:“既然彩礼那么高,为啥不结呢?那时候在老家,彩礼高可是件稀罕事。”
出纳一下子急了,提高了点音量:“我那时候有对象啊,跟我在一个厂上班的,本来都打算带回家见父母了。可我爸妈知道他家里条件一般,就百般阻挠。” 说着,她自嘲地笑了笑,“现在想想,当时给那么多彩礼,我大概也就嫁了。”
我又追问:“那你最后咋学的是会计,不是英语了呢?这俩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这事儿就这么巧,” 出纳叹了口气,“我对象听家里亲戚的话,报名去学会计,结果上了三天课,就说学不下去了。人家学校说了,学费不退,只能换人去学。没办法,就只能我去了。我那时候就是边学会计,边自己偷偷学英语。”
我和宋姐听完,其实不怎么关心她是怎么学会计和英语的,心里都惦记着另一件事。宋姐先开口了,语气带着点好奇:“我们俩更想知道,你跟你男朋友最后咋了?好好的怎么就散了?”
出纳倒是痛快,一点都不扭捏:“我们俩好了两年,最后还是分了。主要是相处久了,看到了太多对方的缺点,觉得实在走不到一起去。”
我心里暗暗佩服,现在能这么坦诚说分手的女人可不多。一般来说,说起分手,大多是抱怨对方是负心汉,或者细数对方的种种不是,能像她这样说 “双方都有问题” 的,真的很少见。
话题又绕回了她怎么学会计、英语,最后又怎么来了俄罗斯。出纳说得很直接:“我学的英语也就是书本上的,那个学校也是花钱就能上的,根本不教实际应用。当时想着学好英语就能去英语国家打工,结果后来才知道,办签证还要花好几万甚至十几万,根本承担不起。那时候有好几个选择,去新加坡,一年半的工资都得给中介;去日本,只能干最累的活;去新西兰,同样要花不少钱办手续。”
“那你咋不留在国内找工作呢?” 我问道。
“国内的公司都看重学历,我这种半路出家的大专文凭,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而且我那时候还没有会计证,是来俄罗斯之后,边上班边学习,回国之后才补办的证。”
这话一出,我和宋姐都惊到了,没想到她的会计证还是来俄罗斯之后才弄到手的。宋姐又追问:“那你到底是怎么来俄罗斯的?这里面肯定还有事儿吧?”
出纳喝了口酒,缓缓说道:“我家有个亲戚在绥芬河开饭店,让我过去帮忙,说我长得漂亮,在饭店能招揽生意。那时候我在国内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去了。没想到,饭店里来的客人大多是做中俄贸易的,要么就是要去俄罗斯打工的。我也是听他们说,来俄罗斯打工赚钱多,就动心了,去中介挂了名。结果第一次差点被骗,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来咱们公司。”
说到这儿,她的语气里带了点无奈:“家里知道我不想结婚,还想去俄罗斯,就把我的身份证藏起来了。我没办法,只能等了一个月,补办了身份证。身份证一到手,我就偷偷收拾行李来了咱们公司。我跟家里说去朋友家住几天,然后打车去了汽车站,一路辗转。后来家里找不到我,差点就报警了。我是到了俄罗斯之后,才敢给家里打电话说清楚的。我还怕绥芬河的亲戚堵我,不让我出国。”
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姑娘家,为了自己的出路,偷偷摸摸离开家,得多有勇气啊。
“后来开工资了,我还是往家里汇钱,” 出纳接着说,“一开始汇了两个月,慢慢就觉得不对劲了。以前是自己只留一点生活费,剩下的全寄回去,后来就把数字倒过来了,只给家里汇点生活费。因为我弟弟要结婚了,家里让我出钱,我不乐意。尤其是想到我打工四年赚的钱全给了家里,我想上学的时候,家里一分钱都不肯给,我就心里不平衡。”
宋姐叹了口气,问道:“那你学会计的时候,学费是怎么来的?你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吧?”
出纳笑了笑:“其实宋姐你不知道,我上的那种培训学校,学费不算高,还有点补助。但我那时候是真的一分钱都没有,只能边打工边学习。我最喜欢的是去肯德基打小时工,因为时间灵活,不耽误上课。其他饭店的活不行,都是固定时间,还累得要命。”
我看着出纳,心里感慨万千。没想到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眼里只有钱的出纳,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她这一路走过来,真是不容易,全靠自己硬生生打拼。
宋姐给她倒了杯啤酒,轻声说:“苦尽甘来,你现在也挺好的,在这边工资不低,也不用再受家里的气了。”
出纳端起酒杯,跟宋姐碰了一下,喝了一大口:“是啊,现在挺好的。就是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起以前的事,想起那个男朋友。”
这话一出,我和宋姐又安静下来了。刚才她说分手说得那么洒脱,我还以为她早就放下了。没想到,心里还是惦记着。
宋姐很直接的问:“那你现在…… 还跟他有联系吗?你们当初是真的因为看到彼此的缺点才分手估计是你们年龄小,那以后有没有想过,等都成熟了,再重新试试?”
出纳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她沉默了一下,我以为她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就在我想打圆场,想说换一个话题 或者说说我,她突然转过头,看着我和宋姐,嘴角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笑意,就像她经常冲我笑的那样 有时候真的看不明白的那种笑意 感觉是真的 又觉得有点假 最后她说:“联系倒是没有断,他后来也换了工作,听说现在过得也还行。至于要不要重新试试……”
她说到这儿,又停住了,拿起筷子夹了个饺子,慢慢嚼着。我和宋姐屏住呼吸,等着她的下文。可她吃完饺子,喝了口蜂蜜水,却话锋一转:“不说我了,说说你们俩吧。宋姐,你以前在国内的木材厂干过,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吧?”
她就这样把话题岔开了,关于和前男友能不能再走到一起,终究是没说下去。我看着她故作轻松的样子,心里却犯了嘀咕:她心里明明还惦记着,可为啥不肯多说呢?是怕触景生情,还是觉得过去的事就该让它过去?这个问题,像个小疙瘩一样,留在了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