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村：反向定位的徽州生活
2014年是碧山计划的重要年份，乌托邦社区逐渐成型，旧民居修复形成规范，村民关系有所改善。有了出名的书店，民宿陆续开设。碧山村形成分级接待能力，外来艺术家和游客可以住在本村。观光景点和路线也得到整理，碧山村没有徽州古村常见的牌坊，但这里有云门塔，合适作为拍照背景。
得益于外来者保护村庄原有风貌的共识，碧山村表面上变化不大。但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碧山村已经登上一级重要的台阶。孙云帆在关于碧山计划的文章中写道，碧山启泰堂因为恢复了日常性的多种使用功能而显得元气浑然，秒杀周遭一众旅游村中标本似的祠堂。
2014年，黄山市获得世界银行贷款1亿美元，加上本地配套1亿美元，用于徽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碧山村的部分大约1400万元，分五年投入，贷款由黟县偿还。这笔钱有规定用途，不能用来建造旅游景点，可能允许将一部分用于修复。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显著提高了碧山村的生活水平和旅游接待能力，碧山村并不是这项贷款的唯一受益人，周围的乡村也享受类似的待遇。如果说碧山村在游客竞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还需要从共同体建设的角度来分析。
今天，如果有一位游客到徽州旅游。他在参观第一座村庄时通常会有震憾的感觉，在参观第二座村庄时会觉得自己受到教育，已经会分析村庄的异同。第三座村庄给他的印象可能就不那么清晰了，这是边际收益递减的结果。如果他恰好在参观宏村西递之后到碧山的话，很可能又会感受到一次情绪上的冲击。这里面有价格上的对比，碧山村是免费的。有游客数量的对比，碧山村很安静，没有多少游客。可能还会有一些思考，碧山村这样的生活才是比较接近徽州味道的。
无论喜欢读书还是拍照，碧山书局都会让这位游客感到满意。碧山村的反差体验当然和位置有关，如果它不在宏村西递旁边，如果徽州的古村不是如此相像，游客的体会恐怕也不会如此强烈。今天，碧山成功实现了营销学上所说的反向定位，一边是红尘滚滚，一边是小桥流水。一边是商业化开发形成的标本，一边是居民安然生活的山村。
到宏村西递的人越多，碧山就有机会拦截到更多的过路游客。但这只是一个假定，不会自然发生。左靖说，在我们去碧山之前，整个村除了村口一家农家乐，再无别店。然而到2018年底，碧山村已经有了40家民宿。对于缺乏景点、不收门票的普通徽州村落，这是很难得的。
碧山村有一家民宿仍然使用农家乐的名称，我们曾经问店主要不要改一个更时尚的名称。店主说不需要，因为他这里是真的农家乐。他的顾客来自县城、黄山，也有浙江方向的客人，往往是周末全家出行。和周围村庄相比，碧山农家乐的生意好得多。许多地方农家乐娱乐项目比较贫乏，要么打牌要么钓鱼。在碧山，周末来的游客可以有更多选择，他们愿意经常来这里。和其他村庄相比，碧山有了更大的丰富性，丰富性带来游客。同时，碧山也形成自己的文化氛围，有了一种特殊的生气。
碧山的反向定位让它超越了一些中间位置的古村，成为新生活主张的领导者。免收门票不只是游客价值，对村民同样是一种解脱。游客可能打扰人家的正常生活，也不是每户村民都愿意靠向游客兜售来取得收入。在碧山计划实施期间，欧宁和左靖对商业化旅游做了相当激烈的批判。这些批判在今天构成碧山村评价系统的一部分，让村民在旅游收入低于宏村西递的状态下获得自信心。
我们可以参考2025年碧山旅行（Wild China
）
设计的一款产品来了解碧山村接待的游客类型。这款产品名为十一徽州古建筑之旅，时间是
10月4日到7日，四天三晚。两位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随队授课，团队规模15人，价格为每人8800元，属于定价比较高的团队。
徽州古建筑游览的主要行程并不在碧山村，而是宏村西递呈坎棠樾唐模。但碧山村在这次行程中非常显眼，一共只有三个晚上住宿，碧山村占了两天，住宿安排在猪栏酒吧。既然住碧山，村里的非遗项目、碧山书局和工销社都会联动受益。碧山旅游是行业领先者，它开发的产品受到同行关注，也让同行了解碧山村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特殊性。
文艺乡建材料多
碧山计划给人留下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档案材料极为丰富。和古典艺术不同，现代艺术家在创造作品后必须做大量的解释工作，这种习惯也变成艺术乡建的特点。
记者在采访时问寒玉，猪栏三吧的院落和河边的野草地连在一起，是有意设计的吗？寒玉回答说，是的，这是我们对园艺的理解，不能侵略环境。她说你甚至找不到我们家，因为门口没有牌子………在田野里，晚上要能看到月光，看到星星、萤火虫，而不是霓虹灯，在乡下，就要尊重黑暗，尊重田野，还要尊重非人类。[ii]
猪栏三吧在装修时增加屋顶明瓦数量，让客人感受月光映照，这也是他们经常向客人讲述的场景。当然村里办旅游需要路灯，需要招牌，猪栏三吧现也有了小小的招牌。但是寒玉的主张和抵抗在记录中保留下来，变成共同体的一份档案。
碧山计划参与群体擅长制造作品，黟县百工不能只做调查，还要变成展览和图书。旧民居修复不能随意，他们请来专家调查，制定修复指导标准，力求保护村落风貌。碧山书局改造的同时，有纪录片导演跟踪拍摄钱小华。
还有来自外部的报道和研究，丹麦学者Corlin Mai将碧山计划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她的宣传为碧山带来了不少丹麦游客。美国亚洲协会在中国档案文件集下设有碧山计划的调查报告和纪录片。孙云帆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至今仍然是了解碧山计划的重要文献。上海三明治特约作者郭婧雅对左靖的专访“在碧山，知识分子要与乡村发生关系”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调查报道。
和其他乡建案例相比，碧山计划受到的媒体保护比较少。乡建案例往往讲正面经验，不谈挫折和失败，碧山计划报道角度相对丰富，既有赞扬的报道，也有很多报道披露了共同体内部矛盾，留下了比较全面的记录。
现在碧山村又添加了新元素，比如汪氏祠堂总堂得到修缮，成为研学基地和非遗展示场地，粮库和蚕房分别改造为艺术中心和研学场所。文旅乡建是全国性现象，碧山村的独特优势来自哪里？一个重大变化是碧山村现在有了更多高档民宿，新开业的黟云•碧山民宿价格大致相当于猪栏酒吧，负责人史运爽过去是阿那亚行政总监。他们的口号是“新乡居慢生活”，区别于景区经济。史运爽说。“没有碧山工销社和先锋书局，也就没有碧山的今天，我们未来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借力。”[iii]
碧山计划在共同体建设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建立起平等主体交互的机制。发起人带来新的主张，有明确的价值观，但没有强制力。他们和村民的互动创造出一个本地自然发育的市场，而不是将外部市场直接引入本地。经过缓慢的生长，这个本地市场能够连接外部市场要素，培养了一批认同碧山村特色乡村景致的游客和经营人员。
还有从碧山计划向外延伸的创业项目。林小熏曾经在外企工作，也创办过公关公司。2011年，她加入碧山计划，成为碧山系列杂志书副主编。碧山书院建成后，编辑部移到碧山村。她发现村庄生活实在是太宁静了，村里的资源没能很好地整合，对外来人员缺乏吸引力。
2016年，林小熏创立早春游学品牌，从上海等地招集游学消费者。她和碧山村木工钱时安合作，发起山水清音茶会，自制竹筒取山泉水，在野外烹茶。D&Department碧山店开业后，她组织游学团到日本现场体验d设计之旅。早春游学的推广语是“联系地方创新行动、本土新空间和城市社会转型人群，推动现代都市人发现和共同创造小地方的价值，营造我们的‘新故乡’”。
2019年，早春游学品牌升级为早春乐事集，在上海举办市集活动。市集是近年来城市生活中新兴的线下零售活动，通常主要是手工和生态农产品等非标商业。早春乐事集是比较晚的市集，必须有新意才能打开局面。林小熏的优势是策展和强调丰富性，早春乐事集的口号是“全球化在地生活”，包括四大板块，土地餐桌，地方风物、手作温度和海派生活。
让早春乐事集出名的是地方风物，比如皖南地区元宵节的鱼灯游行，特别是汪满田鱼灯，在小红书上很火。林小熏的一项创新是邀请本地年轻手工艺人，他们没有国家认定的非遗证书，但在设计上能够体现本地特色，创作上更加自由，和全球文化有联系。比如上海有专门学习印度非遗手工的艺术家，这是土产，也是时尚。
就这样，早春乐事集将策展、手工艺人和追寻“新故乡”的城市人群结合起来，引导城市资源流向农村，支持本地产品生产。早春游学的“新故乡”和碧山艺术乡建关系密切，早春乐市集则是一种反向乡村建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黟县百工项目，在城市里再现碧山计划所倡导的空间生产、内容生产和产品生产。
谁的共同体？
从碧山计划的目标来看，碧山村没有形成期望的共同体。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村民在共同体中未能体现主体性，村民和外来人员在同一个空间中相处，却始终缺乏有意义的交流。碧山计划停止后，绝大多数外来成员也否认自己是共同体成员，好在外来成员的共同体意识还是大致保存下来。
碧山共同体的主要力量来自市场，意外和自发的市场行为为碧山带来变化，市场和交易活动的出现让所有人从中受益。这是一种各方面都有收益，但都不是特别满意的状态，一种多主体乡建，可以称之为半情愿的共同体。由于实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平衡，反而可能更接近于帕累托最优。任何改变，任何一方掌握了绝对权力，都可能导致整体福利的减少。
碧山计划引发了争论，却没有带来共识，但争论对于理解乡村建设过程中多种主体摩擦和城乡资源有效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启发。在星星和路灯争议中，周韵将村民的主体性表达为想要开小店、搞文化旅游、卖门票搞创收。她批评说，这一切，精英知识分子是不认可，甚至可以说是不屑的。面对记者的质疑，欧宁只好说，乡村是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不是我的，也不纯粹是农民的。
欧宁对周韵的回应和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一致的。碧山计划发起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坚定的努力，不屈从于村民的主体性。既然是城乡资源交流，乡村就不完全是农民的。像其他村庄一样利用景区概念争夺游客，会导致乡村和农民失去尊严，谈不上主体性。碧山计划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既能保持乡村生活，又能让村民提高收入，也让外来的城市人有一个愿意到访和停留的地方。
村民的主体性不能只听他们如何说，还要看他们如何做。左靖发现，不需要向村民讲解自己如何修复旧民居，有范本就会有观察学习。村民们参观外来人员的房屋修缮，学习如何安装卫生间，如何安置空调外机。他们很快注意到外地人在陶罐里插花，而城市游客喜欢，于是在自己的民宿中复制，审美模仿的速度和能力令人感动。
工销社有一名员工来自北京，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我们，就少了一种多样性。这就是我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影响。”她习惯性使用了我们和他们的说法，透露出左靖团队在村中的处境。在面临本地压力时，外来人员有时被迫做出较大的妥协和退让。
2017年，碧山工销社举办了开业展，“早春二月：从百工民艺到设计日常”。碧山工销社由左靖的合作方上海汉室设计管理机构租赁，改造费用500万元。如此规模的投资，首次展览必须慎重。无论是碧山工销社还是黟县百工调查，都是左靖的心血。然而为了保证展览得到批准，左靖不得不在展览中抹掉自己的名字，这是他为争取让碧山多样性而付出的代价。
不收门票，不建人造古董，珍爱本地遗存，复兴本地产品，碧山计划以鲜明的立场吸引一批忠诚的粉丝，这是思想的力量。长冈贤明说，“碧山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活动和为了促进消费的设计，所以它才能保存本地域原有的文化个性和生活风貌。在调研中我发现，与过去相比，这里的生活习惯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来到这里也会下意识地告诉自己，今后在碧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自己的行为不能过多地影响此地的风貌和人的生活方式。在不破坏村庄现有平衡感的前提下，增加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丰富性”。[iv]
透过D&Department在日本的经营实践，我们可以理解长冈贤明对碧山村的态度。D&Deparment日本店面常常故意设在不那么方便的地方，比如离开最近的车站需要步行20分钟，以达成让顾客专门到店里来的效果。利用产品和理念上的丰富性吸引特定消费者，打破单一消费模式，D&Department和碧山在中国旅游市场的定位是一致的。
乌托邦的田野
半情愿共同体的原则适用于所有成员，包括它的发起人。2013年，碧山计划两位发起人对未来的目标和方法产生分歧。他们决定各自选择不同的方向，但仍然共享碧山计划的品牌，直到2016年碧山计划停止。两人是高中时代的异地诗友，又一起创办了最著名的艺术乡建项目，这种分裂令人伤感。好在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他们不再谈论对方，但也从没有指责过对方。
关于两人的分歧，左靖在采访中有隐约的透露。比如他说，“我只想创造性地完成委托人交给我的任务……我不会去想什么桃花源、什么乌托邦，那不存在。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非常现实、具体的问题。”[v]
他还反思了过去对资本的敌视态度，引用南京大学教授马俊亚的文章《有实无名的江南乡村建设事业》。江南的一些工商业者早已在实践中完成了知识分子乡建派所追求的一些目标，由于他们没有标榜自己的实践是乡村建设运动，也不掌握话语权，这些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左靖曾经感慨说，除了碧山之外，他的所有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邀请和资助的，结果碧山反而是最不顺利的一个。十年过去，碧山乡建结果如何？左靖认为，碧山村到现在还是一个看起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只要走进就能感受到它的不一样。“它很安静，看不到外地人打扰的痕迹，而一些事物在慢慢地、一点点地生长，我称之为文化的浸润”。[vi]
2025年，为纪念碧山书局开业10周年，钱小华出了一本书《我在乡村做书店》，介绍先锋书店在乡村开店的建设经历。书里提到欧宁，但没有出现在第一章碧山书局，而是策略性地放在全书最后一章“我们为什么要开书店”。至于碧山计划，完全没有出现过。
书要放在碧山书局里面卖，当然不能批评本地政策。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钱小华谈到为什么碧山的人气始终不算太高。他说自己曾经提出请各界嘉宾来，在碧山书局做一些对外的活动。但这些活动申请很难得到批准，他遇到了欧宁理農馆相似的困难。
钱小华说，“如果不对这些做控制的话，碧山不是今天的碧山。”当时钱小华正在筹备陈家铺平民书局，“陈家铺为什么能成？因为松阳的主政者比较开明。他们比较能够吸纳各路贤者和有志者，到陈家铺来做事。”[vii]
碧山计划停止后，欧宁退出乡村建设活动，很少就碧山计划接受采访。不过他没有停止对乌托邦社区的研究，现在还在写作一部作品，名为《乌托邦的田野》，对全球各地现存的乌托邦社区进行实地考察。
2023年，欧宁在看理想APP上发布课程《实践乌托邦》，这是“无限人生书单”的第11季，共有11讲。“无限人生书单”是一个带有策展性质的节目，提炼一个生活主题，分集介绍主题下的重要图书。比如读懂新闻这一季由方可成主讲，介绍了15本书。欧宁负责的这一季共有10本书，整理了乌托邦社区的特点，包括分散式、去中心、低成本、亲自然、合作和互助。
关于中国的乌托邦社区，他主要介绍了706空间和WorkFace。706空间是2012年在北京五道口华清嘉园成立的青年共同生活社区，后来扩展到全国其他城市和海外城市，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实体空间。2020年3月，北京总部关闭。706空间与高校联系密切，有一种强烈的学生气质，为成员提供从学校到社会的阶段性支持服务。后来各地数字游民社区也会参考706空间的模式，影响很大。
另一个乌托邦社群是媒体人潘剑峰2012年创建的WorkFace。WorkFace的口号是三所有，“所有人服务所有人，所有人向所有人学习，所有人支持所有人”。这是一个线上创业陪伴社群，有线下活动，但没有固定空间。WorkFace的基本单位是分舵，任何人可以成立，任何人可以加入。分舵只有一项要求，每周组织例会。潘剑峰的另一个口号是WorkFace并不存在，它没有实体，例会和活动就是它的生存方式。
碧山计划是企业故事汇的第四个乡村建设相关案例，前三个都是生产型乡建。第一个案例是维吉达尼
，刘敬文在新疆喀什创建的农产品电商品牌，为维吾尔族农户提供销售服务，在农产品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第二个案例是分享收获
，石嫣在北京通州创办，是社区分享农业
CSA和生态农业品牌。石嫣是温铁军的学生，曾经到碧山村指导生态农业项目。
维吉达尼和分享收获的特点是将城市的农产品市场服务功能带到乡村，创始人在服务区域内提供了地域特色产品和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让城市消费者和本地生产者建立直接联系。维吉达尼持续报道维吾尔族农户的生活改变，分享收获组织农场体验，唤起订户对小时候味道的回忆，让城市消费者对农业的支持获得快速和可见的收益。
第三个案例是松赞，创始人白玛多吉，藏区精品民宿酒店品牌。松赞有共同体特征，它是目标比较聚焦的共同体。松赞的目标是在开发旅游的同时保护传统藏文化，共同体成员包括创始团队、游客（后来的会员）、村民和地方政府。
即使有目标明确的共同体，白玛多吉仍然会面临村庄的不情愿，只不过生产型乡建有时可以通过赎买解决问题。有一次村里打算修建一条景观道路，希望从游客那里获得更多收入。这是破坏当地环境的做法，白玛多吉表示反对，然而他没有办法说服村民，最后只能采取增加补贴的方式。
为了避免共同体内部的冲突，上述三个案例都采用了类似会员制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盟，形成封闭社区。成员构成相对简单，矛盾冲突的解决主要依靠经济交易调整和共同体价值观。刘敬文曾经报告说，《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是维吉达尼的早期会员，但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这表明双方可能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在帮助维吾尔族农户方面，则有着相同的立场。
和上述案例不同的是，碧山计划不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项目，而是呈现为分布式创新。共同体目标并不十分清晰，共同体原则是城乡资源交流和保护乡村风貌，也是比较抽象的表达。
艺术乡建和生产型乡建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开放程度比较高。欧宁和左靖的工作推动了本地自发秩序的形成，尊重共同体各方的自主性。碧山计划实施过程中，有很多精力用于争论和试验，而它的成果也更多来自意外。2011年，记者问欧宁，为什么碧山共同体符号设计中有不少英文字样。欧宁回答说，我们要面向世界招募会员。[viii]
在《实践乌托邦》结语中，欧宁说，何处是桃源？我们说了它几千年，但很少在中国的现实中看见过它……在世界各地寻找“实践乌托邦”，我们看到了成功，也看到了失败。我们希望终有一日在中国会遇见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