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札，一家名为“孚日股份”的上市公司，因为股票连续八个交易日涨停，不得不发布公告澄清：

公司并无收购“日军资产”的计划，这则本意在平息市场猜测的声明，却意外地引出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有人急于给高涨的爱国情绪泼冷水，断言民众只是“口头爱国”，但是真正值得审视的或许是另一些东西。

2023年的民调显示，仅有9%的日本人表示愿意为国家而战，对比之下，彼时身处战火已一年的乌克兰，这一比例是62%。

到了今年8月，日本一家杂志社的调查进一步揭示，高达70%的日本Z世代明确拒绝参战，其中多数人的应对方案是计划移居海外。

这形成了一种颇具讽刺的“双向避险”：一方或许希望将对方年轻人推向前线，而另一方则迫切寻求逃离，双方在心理上都将彼此视为潜在的“人肉盾牌”。

更具对比意味的是，同一家机构在东亚大国的调查发现，选择“不参战”的受访者仅为10.2%。

一边是本国青年普遍缺乏为国而战的意志，另一边却有人竭力为日本的历史行径辩护，甚至将抗日先辈污名化，这种错位的“声援”，往往招致更多反感，成了反向宣传。

2021年，日本外务省一份意外流出的报告，掀开了他们对华文化渗透项目的帷幕，报告“表彰”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

作家蒋方舟在《东京一年》中感念东京的“拯救”，作品发行超17万册；熊培云在《西风东土》中将日本称为“中国的一味药”，首印10万册，被日方赞为“促进理解”。

此外段宏庆的《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何冰的《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记者张峰连续发表的15篇颂日专栏，均被列为“积极成果”。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自2008年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便系统推行包括“赴日考察”在内的项目，明确旨在招募有影响力的他国人士，培养“亲日知日派”。

资金紧随战略，2011年该项目拨款5800余万日元，但当年受邀的中国人士仅寥寥八人。

转折点在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也是中国首次举办抗战胜利大阅兵之年，预感历史将被重新审视，日本外务省豪掷700亿日元启动“战略对外传播项目”，全面铺开形象塑造。

此后，受邀中国学者规模才扩大至上百人。

但是金钱的堆砌并未换来预期的效果，随着这些幕后操作被逐步揭露，公众的辨别力日益增强。

一个明显的指标是，受邀者访日后所撰写的“推广文章”数量，从2017年的人均6.61篇锐减至2021年的2.89篇。

或许因为效果不彰，日方一度削减预算，但又在2021年回调至22.38亿日元，这笔钱并非独家供给，而是面向全球的“认知塑造”经费。

颇具意味的拨款峰值出现在2023年，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之年。相关经费猛增至128亿日元，并单独为中韩两国的“理解促进”追加1.5亿日元。

2025年的预算更是攀升至136亿日元的历史新高，重金之下宣传话术也愈发“精巧”：将养老产业的“先进”归于处理“孤独死”经验丰富，把长期造假丑闻美化为“工匠精神”的执着。

讽刺的是这种投入与历史真相的挖掘形成了拉锯，当哈尔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因旅游热潮而参观者暴增时，无数外国博主自发制作科普视频，许多网友震惊地留言：“为什么我从不知道这段历史？”

德国网友不禁感慨：同是二战轴心国，德国仍在反思纳粹历史，而日本的战争罪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礼貌、干净”的现代形象所覆盖。

尽管日本投入巨资进行改造，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英国《独立报》、欧洲新闻台、美联社等媒体开始更多地报道日本侵华历史，相关内容甚至被日本《朝日新闻》英文版转载。

在海外社交平台，呼吁“勿忘历史”的中国网友留言下，汇聚着韩国、印尼等多国受害者的共鸣，日本国内则陷入一种矛盾中。

富士电视台的专家们努力论证“武力并不可怕”，结论是“相互威慑足以维持和平”；另一方面，却又将对手的智能化军事发展形容为“无需人类的无人恶魔”，这种描述反而加剧了民众的不安。

更显荒诞的是，今年11月，旅日学者杨海英公开“感谢”中国游客不去日本，随即被日本右翼媒体人石坂民夫引用，称中国游客带来“负担”。

而石坂民夫本人的身世恰成反讽：他的父亲是战争遗孤，由中国人抚养长大，他本人在15岁返日后，却成长为极端反华者。

此类人物的激烈言行，与其说是在维护日本，不如说是在反向印证历史反思的缺失与扭曲。

真正的铭记，不在于煽动仇恨，而在于保持清醒的认知，不遗忘，是为了不让悲剧有重演的可能；不盲从，是为了看清纷杂信息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对历史的追问，每一份对真相的坚持，本身就是在夯实和平的基石，当喧嚣散去，唯有基于事实的清醒与理性，才能让未来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