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渭河一场看似不起眼的洪水，让陕西关中成了泽国。
3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放在大江大河里不值一提，却冲毁了1080万亩庄稼，迫使几十万人转移，造成82.9亿元损失。
乡亲们望着漂浮的家当，把怒火对准了下游的三门峡大坝——那个曾印在人民币上、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超级工程。
时间回到1955年，新中国立志根治黄河水患，苏联专家选中地质优越的三门峡选址，规划了集防洪、灌溉、发电于一体的“完美方案”。
数万工人火速集结，全国都期盼着“黄河清”的奇迹，唯有水利专家黄万里站出来反对。
这位留美博士直言，黄河泥沙量世界第一，高坝蓄水只会导致泥沙淤积。
让上游关中平原沦为泽国，他提出的“保留底孔排沙”方案，却因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见被驳回，自己也遭到打压。
1960年大坝蓄水后，预言很快应验。仅一年半时间，水库淤积泥沙15亿吨，潼关河床抬高4.5米，渭河成了“地上悬河”。
关中良田变成盐碱地，西安和兵马俑时刻面临洪水威胁。1964年起，大坝不得不两次大规模改建。
在坝底凿洞增加排沙能力，摸索出“蓄清排浑”的运作模式，上游为下游的安全付出了沉重代价。
2003年渭河大水后，当年参与设计的张光斗、钱正英院士公开致歉，承认因迷信苏联经验、忽视泥沙问题导致工程失败。
几十年来，三门峡大坝虽保住了下游数千万人的安全，却让上游付出巨大生态和经济代价。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追责，而是要铭记：与自然相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民生与生态。
黄万里临终前仍念叨着河里的泥沙，这份对河流的敬畏，值得永远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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