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在这里拐了个弯。

江水自陕南秦岭奔涌而出，裹着巴山的云雾与秦地的苍茫，行至鄂西北的褶皱里，忽然放缓了脚步——于是有了十堰。这座被江河与群山托举的城市，左手挽着武当山的道韵，右手攥着工业的硬核，在“车城”与“仙山”的双重经纬里，织出一幅刚柔并济的人间画卷。

若问十堰的底色，老辈人会指着重型卡车的轮廓说：“是钢水浇出来的红，是机油浸过的黑。”上世纪60年代，当“三线建设”的号角响彻中国腹地，十堰还是秦巴山中的一个小盆地，散落着几十个村落与一片原始森林。但命运的齿轮在此咬合——1969年，第二汽车制造厂（东风汽车前身）的蓝图铺展在这片“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土地上，十万建设者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用扁担挑来砖瓦，用钢钎凿开路基，在荒坡上搭起芦席工棚，在河滩上支起炼钢炉。

我曾在东风博物馆见过一张老照片：1970年的十堰，推土机的轰鸣震落了山尖的积雪，女工们戴着柳条安全帽在车间里组装卡车底盘，男人们的工服被汗水浸成深灰，却笑得分外敞亮。那时的“二汽”像一颗倔强的种子，在贫瘠的山坳里生根——没有现成的厂房，就用竹篾编墙、油毡覆顶；没有运输线，就靠人力把零件扛进车间；甚至连“十堰”这个名字，都因“附近有十道山梁”的朴素描述，成了工业文明与乡土中国碰撞的符号。

如今的十堰，早已从“卡车之都”升级为“汽车城”：东风商用车的总装车间里，机械臂精准舞动，每4分钟下线一辆重卡；新能源产业园的试验场上，氢燃料电池卡车正碾过模拟山路，发出低沉的“呼吸”；就连街头巷尾的早餐摊，老板聊起“天龙”“天锦”这些车型，也能如数家珍。钢铁的冷硬与工业的精密，早已渗入城市的肌理——但十堰的“刚”，从不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热血，是“大山深处造汽车”的闯劲，是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用掌纹里的老茧，在时代的坐标上刻下的注脚。

十堰的“柔”，藏在武当山的云里，浸在汉江的波中。

若说工业是十堰的骨骼，那武当山便是它的灵魂。从市区驱车往西行，不过半小时，便见群峰如剑，刺破苍穹——天柱峰的金顶在云雾里若隐若现，像一盏悬了六百年的明灯。我曾在一个雨后登武当，石阶上的青苔泛着湿绿，道观的飞檐挂着水珠，偶有穿绛红道袍的道长走过，袖角扫过廊下的铜铃，叮咚声里似有《道德经》的余韵。

武当的灵秀，不止于“天下第一仙山”的名号。紫霄宫前的唐柏记得，当年张三丰在此创拳，将道家的“以柔克刚”化入招式，才有了后来的太极拳；南岩宫的悬崖记得，明代工匠如何“依山就势”，把殿宇嵌进绝壁，让建筑与自然成了“天人合一”的注脚；就连山脚下的太极湖，也因“道法自然”的浸润，水面总比别处多了几分静气——常有老者在湖边打拳，动作如行云流水，人与山、水、拳，浑然成了一幅活的太极图。

而汉江，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则用另一种方式滋养着十堰的灵秀。它从城市北缘缓缓流过，春有桃花汛漫过滩涂，夏有白鹭掠过芦苇，秋有渔舟唱晚，冬有雾凇锁江。我曾沿河岸骑行，见老人们在柳树下钓鱼，孩子们在沙滩上捡贝壳，卖凉虾的小贩摇着铜铃走过，吆喝声撞碎了河面的波光。汉江的水不仅灌溉了两岸的稻田，更沉淀出十堰人“外刚内柔”的性子——他们能在车间里拧最紧的螺丝，也能在饭桌上为一句笑话笑出眼泪；能为攻克技术难关熬三个通宵，也会在周末带着家人去武当山“洗肺”。

十堰的动人，更在日常的烟火里。

清晨的六堰人民广场，早点摊的蒸笼腾起白雾，油饼的焦香混着黄酒的甜醇漫开。穿工装的师傅端着碗黄酒蹲在路边，和邻桌的退休教师聊“二汽”的老故事；卖菜阿婆的竹篮里，还沾着武当山脚下的泥土，青椒、茄子、本地番茄，带着山货的鲜灵。

午后的车城路，东风老厂区改造的文创园里，旧机床成了装置艺术，红砖墙上画着卡车与武当山的涂鸦。年轻人在咖啡馆里敲代码，设计师在展厅里打磨“十堰造”的新能源车模型，偶尔有老工人推着自行车经过，望着墙上的“二汽”徽标发怔——那是他们的青春，也是城市的记忆。

暮色降临时，汉江边的“网红打卡点”亮起灯串。市民们沿着步道散步，有的拍晚霞染红的江面，有的录下广场舞的音乐，孩子们追着泡泡跑过，笑声撞碎了归鸟的啼鸣。此时的十堰，工业的硬核与山水的灵秀、历史的厚重与生活的鲜活，像一杯调和得恰到好处的黄酒，初尝是钢的烈，细品是水的柔，咽下后，喉间全是岁月的回甘。

车城十堰，从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标签。它是齿轮与道袍的相遇，是钢水与江波的共鸣，是“大山深处造汽车”的豪情，也是“仙山脚下过日子”的从容。当我们谈论十堰，谈的不仅是工业的辉煌，更是中国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密码，是“刚健有为”与“道法自然”交融的生活智慧。

汉江依旧在流，武当山依旧在望，而十堰的故事，正随着新的齿轮转动，续写着更动人的篇章——那是钢铁与山河的和鸣，是过去与未来的相拥，是一座城最本真的生命力。#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