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办了签证，飞了一趟河内。

不是旅游，是去逃难。

当然，是精神上的逃难。

我，陈阳，三十一岁，在深圳开着一家半死不活的电商公司，卖手机壳。听着掉价，但前几年风口上，确实也让我赚了点小钱，买了房，买了车，成了亲戚嘴里“有出息的孩子”。

然后，风停了。

猪都摔死了，何况我。

价格战打得底裤都不剩，流量费贵得像敲诈勒索，压货压得我晚上睡觉都梦见自己被一箱箱印着卡通兔子和流沙亮片的塑料壳子活埋。

更要命的是，谈了五年的女朋友，上上个月，跟我分了。

理由很经典，也很现实：“陈阳，我看不到未来。”

行吧。

未来这东西，我自己也看不到。

所以我把公司交给副手，给自己放了个长假，目的地选了越南。没别的原因，就是便宜，签证好办，而且，我想去看看那些把我的订单抢走的工厂，到底长什么样。

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考察心态，我踏上了飞往河内的航班。

飞机降落在内排国际机场，一股湿热的、混杂着青草和尘土气息的空气，瞬间包裹了我。

这就是越南。

我在网上约了个本地向导，叫阿强，阮文强。资料上说他中文流利，熟悉中国文化，好评率百分之九十九。

我在出口等了十分钟，一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但很精瘦的年轻人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挤了过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POLO衫，一条牛仔裤，脚上一双人字拖，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陈老板？你好你好，我是阿强！”他的中文带着点奇怪的调子，但确实流利。

我点点头，把行李箱递给他。

“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为老板服务！”他麻利地接过箱子，那熟练劲儿，让我觉得他嘴里的“老板”可能跟“顾客”是同义词。

坐上他叫来的一辆老旧的丰田车，我们汇入了河内那传说中“摩托车瀑布”的洪流里。

窗外，成千上万的摩托车像鱼群一样穿梭，喇叭声、引擎声、人的叫喊声混成一锅滚烫的粥。建筑是新旧交织的，法式风情的老洋楼夹杂在瘦高、颜色鲜艳的“火柴盒”民居里，电线像黑色蜘蛛网一样盘踞在天空。

一切都显得混乱，但又有一种野蛮生长的生命力。

“陈老板，第一次来越南？”阿强从后视镜里看我。

“嗯。”我应了一声，没什么聊天的兴致。

“来旅游还是来考察？”他很会找话题。

“随便看看。”我敷衍道。

他识趣地没再多问，开始给我介绍路边的景点，什么还剑湖的传说，三十六行街的历史，讲得绘声绘色。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心里那股烦躁却一点没少。

这些异国风情，对我来说，就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得见，摸不着，更无法共情。

我脑子里盘旋的，还是那几张催款单，“我们，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多干脆，多利落。

就像我那些被压在仓库里的手机壳，过时了，就成了垃圾，没人会可惜。

车子在老城区一家酒店门口停下。酒店不大，但看起来还算干净。

阿强帮我把行李搬进大堂，办好入住，又递给我一张本地电话卡。

“陈老板，你先休息，有什么事随时打我电话。这是我的WhatsApp和Zalo。”他指了指手机，“晚上想吃什么，我带你去吃最地道的！”

“行。”我点点头，从钱包里抽了几张越南盾给他。

他看了一眼，笑着推了回来，“老板，说好的一天一结，现在不用给。晚上我来接你，我们去吃饭，我请！”

他那笑容很真诚，带着一种江湖儿女的爽快。

我愣了一下，没再坚持。

“好，那我晚上联系你。”

看着他转身消失在人流里的背影，我心里那块被深圳快节奏生活磨出的硬壳，似乎被轻轻敲了一下。

晚上，阿强骑着他那辆半旧的本田摩托车，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口。

“陈-老-板！”他远远地喊我，把“陈”字拖得老长，“上车！带你去吃好东西！”

我有点犹豫。

在国内，除了外卖小哥，我大概有十年没坐过摩托车了。

“安全吗？”

“放心！我在河内骑了十年车，闭着眼睛都能开！”他拍着胸脯，递给我一个头盔。

头盔有点旧，内衬有股汗味。

我皱了皱眉，还是戴上了。

坐上摩托车后座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一台巨大的滚筒洗衣机。

我们贴着汽车的缝隙钻，跟无数摩托车手并驾齐驱，红绿灯仿佛只是个建议。风在耳边呼啸，街边的霓虹灯和人影被拉成模糊的光带。

我紧张地抓住后座的扶手，感觉自己的小命就拴在阿强的手腕上。

“怎么样！刺激吧！”阿强在前面大喊。

我没法回答，只能死死闭着嘴，怕一张嘴就被风灌个倒仰。

这他妈的，何止是刺激。

简直是亡命。

我们最终停在一条烟火缭绕的小巷子里。

空气中弥漫着烤肉的焦香、鱼露的咸腥和各种香料混合的奇特味道。路边摆满了矮小的塑料桌椅，坐满了本地人，大家喝着啤酒，吃着烧烤，大声说笑。

这场景，让我想起了深圳的城中村，充满了粗粝而鲜活的市井气。

阿强熟门熟路地跟一个烤摊的老板娘打招呼，用我听不懂的越南语聊了几句，然后领我到一张空桌坐下。

“老板，尝尝我们越南的烧烤，跟你们中国的不一样。”他献宝似的说。

很快，烤好的肉串、虾、鱿鱼就端了上来，配着一碟绿色的蘸料和一盘新鲜的生菜、薄荷叶。

阿-强给我开了一瓶西贡啤酒，给自己也倒上。

“来，陈老板，欢迎你来越南！”他举起杯子。

我跟他碰了一下，喝了一口。啤酒很冰，带着点微苦，正好压下我心里的燥火。

我学着他的样子，用生菜叶包着一块烤肉，蘸了点那个绿色的酱料，塞进嘴里。

一股奇特的香味瞬间在口腔里炸开。

肉的焦香，香茅的清香，薄荷的凉，还有那酱料里柠檬的酸、辣椒的辣、鱼露的鲜……五味杂陈，却又异常和谐。

“怎么样？”阿强期待地看着我。

“……还不错。”我由衷地说。

这是我到越南后，第一次感觉自己跟这个地方产生了真实的联络。

不是通过手机屏幕，不是通过旅游攻略，而是通过味蕾。

“哈哈，喜欢就好！多吃点！”他很高兴，又给我递过来一串烤秋葵。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阿强今年二十六岁，家在河内郊区。他父亲以前在一家台资鞋厂上班，后来工厂搬去了更便宜的地方，就失业了。他母亲在家做点小手工，收入微薄。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大学。

全家的重担，几乎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做过很多工作，在餐厅端过盘子，在工地搬过砖，后来发现中国游客和商人越来越多，就去报了个中文班，苦学了两年，考了个导游证。

“做导游，比在工厂上班好，自由，而且……能认识很多像陈老板这样的人。”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我们其实是同一种人。

都在生活的泥潭里，拼了命地想挣扎出来，想活得体面一点。

“你说的考察工厂，是哪种工厂？”他状似不经意地问。

我心里一动。

来都来了，总不能真就这么散心散回去。

“手机壳，或者类似的电子产品配件。”我决定跟他说实话，“我想看看越南这边的生产成本，跟东莞比，有没有优势。”

阿强眼睛一亮。

“这个我熟啊！我有个远房表哥，就在一个给中国品牌做代工的厂里当主管！就在北宁省，离河内不远。”

“真的？”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当然！不过……”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他们厂，管理很严，一般不让外人进。而且，他们好像不怎么喜欢跟……新的中国客户打交道。”

“为什么？”我不解，“大家都是做生意，有钱不赚？”

阿强喝了口啤酒，压低了声音。

“陈老板，你不懂。前几年，很多中国老板过来，下了很大的订单，一开始合作得很好。但是后来，他们把技术、流程都摸透了，就自己回去开了个一模一样的厂，或者把订单转给了更便宜的家。越南这边很多工厂，被坑过。”

他顿了顿，补充道：“所以现在，他们对中国老板，都……有点戒心。”

我心里咯噔一下。

原来还有这么一出。

这趟越南之行，恐怕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第二天，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阿强还是答应带我去他表哥的工厂看看。

“我先说好啊，陈老板，只能在外面看看，能不能进去，进去了能不能谈，我可不敢保证。”他给我打了预防针。

“没事，看看就行。”

我们骑着摩托车，颠簸了一个多朝小时，才到了北宁省的工业区。

这里跟东莞的工业区很像，一排排巨大的蓝色铁皮厂房，门口挂着各种语言的招牌，路上跑着拉货的大卡车。

空气里都飘着一股机油和塑料混合的味道。

阿强的表哥叫阿山，在工厂门口等我们。他比阿强壮实一些，表情严肃，看我的眼神带着明显的审视。

他跟阿强用越南语快速交谈了几句，然后才转过头，用生硬的中文对我说：“你好。”

“你好。”我伸出手。

他迟疑了一下，才跟我握了握，一触即分。

“工厂里面……不能进。”他直接了当地说，“规定。”

“我理解。”我点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如果我有订单，像这样的手机壳，”我从包里拿出样品，“你们这边报价大概是多少？起订量有什么要求？”

阿山接过手机壳，翻来覆去地看，又用指甲抠了抠上面的图案。

“工艺很普通。”他评价道，语气里没什么情绪，“这种单，我们现在接得少。利润太薄。”

“那你们现在主要做什么？”

“给大品牌做配套。”他言简意赅。

我明白了。

他们已经过了“捡芝麻”的阶段，开始“摘西瓜”了。

我们这些从深圳被挤出来的中小卖家，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就不能谈谈吗？”我不死心。

阿山看了阿强一眼，似乎在用眼神交流。

最后，他摇了摇头：“老板，不是我不帮你。是我们老板规定的。他说，小的中国订单，麻烦多，要求多，利润少，还容易被骗。不如服务好一个大客户。”

这话说的，简直就是指着鼻子骂人。

我心里的火“蹭”一下就上来了。

“你们老板是越南人？”

“不是，”阿山说，“我们老板是台湾人。”

我一时语塞。

原来是自己人坑自己人，然后让越南人对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偏见。

这叫什么事儿？

回河内的路上，气氛有点沉闷。

阿强几次想开口，都不知道说什么。

“别放心上，陈老板。”最后还是他先打破了沉默，“生意嘛，就这样。不行就换一家。”

“嗯。”我闷闷地应了一声。

道理我都懂。

但我就是觉得憋屈。

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力使不出。

晚上，我一个人在酒店房间喝闷酒。

窗外是河内喧嚣的夜景，但我感觉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我拿出手机，翻看着前女友的朋友圈。

她发了新照片，在一家高级餐厅，笑得很甜，对面应该是个男人，虽然只露出一只戴着名表的手。

我又点开我的公司群。

副手在群里发了上个月的业绩报表，一片惨淡的绿色。

下面有人在小声抱怨，说这个月奖金估计又没戏了。

内忧外患。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仰头灌下一大口啤酒。

酒精顺着喉咙烧下去，灼痛了我的胃，也麻痹了我的神经。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

要不，就把公司关了，房子卖了，回老家躺平算了。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疯狂地生长。

就在我快要被这股颓丧的情绪淹没时，手机响了。

是阿强。

“陈老板，睡了没？出来喝一杯？”

我本来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变成了：“在哪？”

阿强带我去了还剑湖边的一个小酒吧。

酒吧很小，放着舒缓的爵士乐，客人不多，大都是西方来的游客。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看你心情不好，带你来换个环境。”阿强给我点了一杯本地的精酿啤酒。

“谢谢。”

“工厂的事，别急。我再帮你问问别的朋友。”他安慰我。

我摇摇头：“算了，不看了。本来也就是出来散散心。”

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自我安慰。

阿强看着我，忽然说：“陈老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他的眼神很诚恳，没有一丝八卦的意味。

我看着他，这个才认识了两天的越南年轻人，鬼使神差地，就把自己的那点破事，全都倒了出来。

从公司经营的困境，到女朋友的离开，再到对未来的迷茫。

我像个祥林嫂，絮絮叨叨，毫无逻辑。

阿强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只是时不时地给我添酒。

等我说完，已经有点醉了。

“……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我红着眼睛问他。

阿强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他才慢慢开口：“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我只知道，我爸被工厂辞退那天，回家一句话都没说，一个人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晚上的烟。”

“第二天，他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去街上给人送货了。一单，赚几千越南盾。很辛苦，但他没抱怨过。”

“我妹妹上大学的学费，就是我爸一单-单跑出来的，和我妈一个个手工品做出来的。”

他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惊人。

“陈老板，我觉得，只要还在努力，就不算失败。”

我的眼泪，在那一刻，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

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在异国他乡的酒吧里，被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越南小伙子，说得泣不成声。

很丢人。

但也很释放。

那天晚上，我喝断片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床上，头痛欲裂。

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还有一张纸条。

是阿强写的，字迹歪歪扭扭：

“陈老板，给你买了醒酒药和早餐，就在桌上。好好休息，我下午再联系你。”

我坐起来，看到桌上放着一个法棍面包和一杯冰咖啡。

我拿起面包，狠狠地咬了一口。

面包外皮酥脆，里面夹着肉、黄瓜、腌萝卜，味道很丰富。

我一边嚼，一边看着窗外。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阳光穿过百叶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楼下，摩托车的洪流依旧，喇叭声此起彼伏。

这个城市，苏醒了。

我觉得，我也该苏醒了。

下午，阿强打来电话，说要带我去个“特别的地方”。

我以为是什么景点，结果他七拐八拐，把我带进了一个居民区。

这里的房子挤挤挨挨，墙壁上满是岁月留下的苔痕。狭窄的巷子里，孩子们在追逐打闹，老人们坐在门口择菜、聊天。

空气里有饭菜的香味，还有……一股淡淡的鱼露味。

阿强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

“到家了。”他说。

我愣住了。

“你家？”

“对啊，进来吧！”他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铁门。

一个中年妇女闻声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我，有些拘谨地笑了笑。她就是阿强的妈妈。

阿强用越南语跟她介绍了我。

他妈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大串我听不懂的话。

“我妈说，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阿强翻译道。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人都笑得很灿烂。

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从楼上下来，看到我这个陌生人，有些害羞地躲到了阿强身后。

“这是我妹妹，阿玲。”阿强介绍说。

阿玲看了我一眼，小声地用中文说了句：“你好。”

她的中文，比阿强标准得多，带着学院派的字正腔圆。

晚饭很丰盛。

越南式的家常菜，有春卷，有酸汤鱼，有炒空心菜，还有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米饭。

阿强的爸爸也回来了，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他听阿强说了我的事，只是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就默默地给我倒了一杯酒。

是一种他们自己泡的米酒，很烈。

饭桌上，大部分时间是阿强妈妈和阿玲在说，阿强负责翻译。

她们问我深圳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生活节奏是不是很快。

我告诉她们，是的，很快，快到让人有时候会忘了自己是谁。

阿玲听了，若有所思。

她忽然用中文问我：“陈先生，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觉得越南很落后？”

这个问题，有点尖锐。

我看了她一眼，这个才上大二的女孩，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

我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她：“在我来之前，我可能对越南的了解，只停留在一些新闻和电影的片段里。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的人，很有活力。”

“只是有活力吗？”她追问，“我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我们不是任何国家的附庸。”

我听出了她话里的潜台词。

“当然。”我点头，“任何一个国家，都值得被尊重。”

阿强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赶紧打圆场：“哎呀，吃饭吃饭！妹妹，你别问这么多问题，把陈老板吓到了！”

阿玲撇了撇嘴，没再说话，低头扒饭。

这顿饭，就在这种有点古怪的气氛中结束了。

饭后，阿强的爸爸把我叫到阳台。

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

我们沉默地抽着烟，看着楼下巷子里昏黄的路灯和偶尔驶过的摩托车。

“年轻人，遇到困难，是好事。”他忽然开口，中文说得磕磕巴巴，但意思我听懂了。

我有点惊讶地看着他。

“我……以前在的工厂，老板也是中国人。”他慢慢地说，“他教了我很多东西。后来，工厂没了，但技术，我学会了。”

他指了指楼下一个小小的车库。

“那里，我自己的小作坊。给人……做鞋底。”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车库里亮着灯，隐约能看到一台机器的轮廓。

“生活，总要……继续。”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阿玲的“敌意”从何而来。

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成长于越南经济起飞的时代，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于来自北方那个强大邻国的目光，既敏感，又警惕。

他们渴望被平等地看待，而不是被贴上“落后”、“廉价劳动力”的标签。

而他们父辈的经历，又让他们对这种关系，有着更复杂的感受。

有伤害，也有学习。有戒备，也有某种程度的依赖。

这才是真实的态度。

不是简单的“亲华”或“反华”两个词可以概括的。

它像一团乱麻，缠绕着历史、经济、文化和每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情感。

我在阿强家待到了很晚。

临走时，阿玲把我送到门口。

“陈先生，”她叫住我，“我哥哥说，你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你哥哥也很好。”

“你还会再来越南吗？”

“也许吧。”我说。

她沉默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东西，塞到我手里。

“这个，送给你。”

我摊开手心，是一个手工编织的钥匙扣，上面用彩色的线编出了一朵莲花。

是越南的国花。

“谢谢。”我真心实意地说。

“不客气。”她说完，就转身跑回了屋里。

我捏着那个还有点温热的钥匙扣，站在河内深夜的巷子里，心里五味杂陈。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去想工厂的事。

我让阿强带着我，像个真正的游客一样，在河内的大街小巷里闲逛。

我们去看了水上木偶戏，逛了同春市场，在圣约瑟夫大教堂门口喂鸽子，还去吃了那家奥巴马光顾过的米粉店。

我的心情，一天天好了起来。

我开始学着像本地人一样，淡定地穿梭在摩托车流中，学着分辨各种香料的味道，甚至能用蹩脚的越南语，跟路边摊的阿姨买一杯甘蔗汁。

我发现，当我放下所有的预设和目的，真正沉浸到这个城市的生活里时，我才能感受到它真实的脉搏。

就在我准备买机票回国的前一天，出事了。

我的钱包和护照，在逛夜市的时候，被偷了。

当我发现口袋空了的那一刻，我整个脑子都“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所有的现金，银行卡，身份证，还有最重要的护照，全没了。

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原地站了足足五分钟，手脚冰凉。

阿强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嘴唇哆嗦着，把事情跟他说了。

他的脸色也瞬间变了。

“什么时候发现的？最后一次用钱包是什么时候？”他比我还着急。

我们报了警。

警察局里，值班的警察慢悠悠地给我做笔录，态度不咸不淡，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语言不通，加上效率低下，折腾了两个小时，最后只得到一句“回去等消息吧”。

从警察局出来，已经是深夜了。

河内的夜风吹在身上，我只觉得一阵阵地发冷。

没有钱，没有证件，我成了一个黑户。

我连酒店都回不去了。

“怎么办……阿强，我该怎么办？”我彻底慌了，声音里都带了哭腔。

阿强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怕！有我呢！今晚，你先去我家住。”

他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他的摩托车，带回了家。

当阿强的父母和阿玲得知我的遭遇后，全家人都行动了起来。

阿强妈妈给我收拾出一间干净的房间，给我找了换洗的衣服。

阿玲拿出她的电脑，帮我查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电话和地址，以及补办旅行证的流程。

阿强爸爸一句话没说，从他房间里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越南盾。

“拿着。用。”他言简意赅。

我鼻子一酸，想拒绝，却被他用不容置疑的眼神瞪了回去。

那一晚，我睡在阿强家的小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心里却异常地踏实。

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一无所有，却又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第二天一大早，阿强就带着我去了中国大使馆。

补办证件的过程很繁琐，需要等国内的家人寄户口本复印件过来，还要登报声明。最快，也要一个星期。

这意味着，我要在越南多待一个星期。

而且是身无分文地多待一个星期。

“陈老板，这几天，你就安心住在我家。”阿强说得斩钉截铁，“别跟我客气，不然就是看不起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接受。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越南普通人家的“寄居”生活。

白天，阿强要去带别的客人，我就一个人在家。

阿强的妈妈不会说中文，我们就用手势和翻译软件交流。她教我做越南菜，从怎么挑香料，到怎么包春卷。

阿玲放学回家，会给我“补习”越南语。她是个很严格的老师，一个发音不对，她会让我重复几十遍。

阿强的爸爸，依旧话不多。但他会每天下午，在我最无聊的时候，把我叫到他的小作坊，让我给他打下手。

他的作坊，其实就是一台老旧的注塑机和一些模具。他接一些附近鞋厂的零散订单，做鞋底的塑胶配件。

工作很枯燥，就是把融化的塑料注进模具，冷却，然后取出来，修剪毛边。

车库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呼呼作响的旧风扇，热得像蒸笼。

我们俩光着膀子，汗流浃背，一天下来，能做几百个。

赚的，都是辛苦钱。

有一天，我看着他布满烫伤和老茧的手，忍不住问：“伯父，你……不觉得累吗？”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累。怎么不累？”他说，“但是，看到阿强和阿玲，就不累了。”

我沉默了。

这个男人，用他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父亲”。

和他们一家人相处久了，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越南。

不是游客眼中的风景，也不是商人眼中的市场。

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生活。

他们会为了一点菜价跟小贩争得面红耳赤，也会在邻居有困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他们会在晚上，一家人挤在电视机前，看中国的古装剧，为里面的情节或哭或笑。

阿玲会跟我抱怨学校的功课太难，也会兴奋地跟我讨论她喜欢的中国明星。

阿强会跟我吐槽今天的客人有多奇葩，也会憧憬着将来能攒够钱，开一家自己的小旅行社。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品质：坚韧，乐观，重视家庭，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那些最基本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

一个星期后，我的旅行证办下来了。

国内的副手也给我打了些钱过来。

我第一时间，就是要把钱还给阿强爸爸，并且支付这些天的食宿费。

结果，一家人说什么都不要。

“陈阳，”阿强爸爸第一次叫我的名字，而不是“陈老板”，“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不谈钱。”

阿强也说：“你要是真把我们当朋友，就别说这些。以后你来越南，我包吃包住！”

我拿着那笔钱，手都在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情义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临走的前一晚，阿强一家人，为我办了一场践行宴。

还是在他们家那个小小的客厅里。

菜比我刚来时更丰盛。

阿强爸爸拿出了他珍藏的酒，我们三个男人，喝了很多。

他有点喝多了，拉着我的手，反复说：“中国，越南，以前……打过仗。不好。但是，人，和人，是好的。”

我用力地点头。

阿玲拿出一个本子，让我给她签名。

“陈阳哥，以后我去了中国，可以找你吗？”她问我。

“当然可以！”我写下我的电话和微信，“随时欢迎！”

阿强妈妈则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嘴里念叨着我听不懂的话，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在嘱咐我，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最后，阿强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崭新的手机壳。

壳子是透明的，上面用白色的颜料，画着一朵莲花。

画工很稚嫩，但很用心。

“我妹妹画的。”阿强说，“她说，你的手机壳都太花了，这个简单，配你。”

我看着那个手机壳，眼圈又红了。

我把手机上那个花里胡哨的壳子取下来，换上了这个。

严丝合缝。

第二天，阿强骑着摩托车送我去机场。

还是那条路，还是那片摩托车的海洋。

但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

来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是混乱的，嘈杂的。

走的时候，我觉得，这片混乱和嘈杂里，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到了机场，我们拥抱告别。

“阿强，谢谢你。”

“客气什么，兄弟！”他捶了我一拳，“回去好好干！别让我看不起你！”

“一定！”

我转身，走进离境大厅，没有再回头。

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哭出来。

坐在回程的飞机上，我看着窗外，河内的灯火渐渐变成一片光海，然后慢慢缩小，消失在云层里。

这趟越南之行，我没有找到便宜的工厂，没有谈成一笔生意。

从商业的角度看，我一败涂地。

但我却找回了比生意更重要的东西。

我看到了偏见和隔阂之下，那些真实、善良、努力生活的人。我明白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多么复杂，都不能简单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越南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有阿山那种戒备和疏离，有阿玲那种警惕和自尊，但更多的，是阿强一家的那种——

当你放下傲慢和偏见，真诚地去对待他们时，他们会回报给你加倍的真诚和善良。

他们不卑不亢，热情好客，在生活的磨砺中，始终保持着最朴素的乐观和坚韧。

这趟旅行，确实让我眼界大开。

它打开的，不是我对一个国家的认知，而是我对“人”的认知。

飞机落地深圳宝安机场，熟悉的亚热带气息扑面而来。

我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在公司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兄弟们，我回来了。下周一开会，我们讨论一下新产品线。这一次，我们不做廉价的，我们做有故事、有温度的设计。”

然后，

“祝你幸福。”

发完，删除，拉黑。

未来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只要还在努力，就不算失败。

我走出机场，打了一辆车。

车子汇入深圳深夜的车流，窗外是璀璨的霓虹和林立的高楼。

我握着手机，手机上那个画着莲花的壳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知道，我的逃难，结束了。

我该回家了。

回家，然后，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