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一期内容，我思考了很久是否要分享 —— 它关乎一个古老国度里近 7 亿女性的生存现状，有些现实虽沉重，但值得被看见。

当我们谈论印度，脑海中常会浮现泰姬陵的静谧、宝莱坞的欢歌、软件业的繁荣。但在这些光鲜背后，有一群女性的处境却鲜少被聚焦：她们可能在出生前就面临被放弃的风险，童年被婚姻捆绑，成年后遭遇歧视与暴力，一生都在为基本的尊严与权利挣扎。今天，我们不回避问题，也不渲染极端，而是通过历史脉络、现实数据与真实案例，客观看待印度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她们从未停止的抗争。

要理解印度女性的悲惨现状，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 —— 一切苦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三千年历史积弊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一支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 —— 雅利安人，越过开伯尔山口，入侵了印度次大陆。他们摧毁了繁荣的哈拉帕文明，也彻底改写了印度女性的命运。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印度土著的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是生殖崇拜的核心，是 “母神” 的化身，享有崇高的地位。但雅利安人带来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文明逻辑。

雅利安人的原始宗教是 “人祭宗教”，他们崇拜水、火、土三大神，对应的祭祀方式就是水祭、火祭、血祭 —— 用活人祭祀神灵。而当战争停止，没有战俘充当祭品时，他们需要寻找新的 “祭祀品”。于是，“种姓制度” 应运而生，将社会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而在种姓之外，还有一个被彻底边缘化的 “第五种姓”—— 女性。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波尔所说：“在印度，女性这个性别，是第五种姓。” 雅利安人通过宗教教义，将女性定义为 “被统治性别”，是天生的 “不洁之物”，从根源上剥夺了她们的人格与权利。

如果说雅利安入侵是埋下了压迫的种子，那么公元前二世纪《摩奴法典》的诞生，就是给这颗种子浇上了毒水，让它长成了吞噬女性的参天大树。这部被印度教奉为 “圣典” 的法典，用最恶毒的语言污名化女性，用最严苛的条文束缚女性，其内容足以让任何现代人心生恶寒。

《摩奴法典》直言不讳地将女性形容为 “试睡、偷懒、打扮、好色、易怒、说脏话、心狠手辣” 的集合体，宣称 “女性没有定力，不读吠陀，妄念成性”。它规定女性的一生必须依附男性：“女子少年从父，成年从夫，夫死从子，始终不能自主”。更令人发指的是，它明确要求 “30 岁的男人应娶 12 岁的幼女，24 岁的男人应娶 8 岁的幼女”，直接为童婚制度提供了宗教依据。

季羡林先生曾痛斥这部法典：“挖空心思，捏造神话，创制律条，规定风习，到底是什么用心？” 答案很简单 —— 婆罗门教的祭司们，想用这部法典将女性异化为 “性贿赂工具”，用 8 到 12 岁的女童安抚低种姓男性，通过剥夺女性的权利，来换取底层男性对种姓制度的顺从。这一招极其阴狠，却在印度屡试不爽，让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

印度女性的命运，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喘息。公元前六世纪，佛教诞生，反对婆罗门教的人祭与性别歧视，主张 “众生平等”。在佛教的护持下，印度女性的地位一度回升，溺杀女婴的陋习逐渐减少，女性也获得了受教育和参与宗教活动的权利。

但好景不长，公元前二世纪，婆罗门教发起宗教复辟，随后在公元 788 年，商羯罗创立新婆罗门教（即现在的印度教），将对女性的压迫推向了顶峰。印度教建构了 “萨提达摩”（印度版女德），将女性分为 “贤妇” 和 “坏女人”，鼓吹 “贤妇应敬夫若神明，即使丈夫沾染恶习、行为混乱，也应绝对服从”。

更可怕的是，印度教将家暴、殉夫等行为 “宗教化”—— 丈夫只要念诵 “我以权力的光荣剥夺你的光荣”，就可以对妻子拳脚相加；妻子在丈夫死后自焚殉葬，会被视为 “萨提”（神圣的贤妇），得到全社会的歌颂。从此，印度女性陷入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牢笼，这场沉沦，持续了整整一千多年。

如果说古代的压迫是历史的局限，那么现代印度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在印度，对女性的伤害无处不在，从出生前的堕胎，到童年的童婚，再到成年后的暴力与歧视，她们的一生，仿佛就是一场无休止的劫难。

印度被称为 “强奸之国”，这绝非危言耸听。根据数据统计，印度平均每天发生 87 起强奸案，每 21 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受性侵，每 3 分钟就发生一起针对女性的暴力案件。更令人绝望的是，这些暴力的手段之残忍，远超常人想象。

2012 年的 “黑公交案” 成为引发全国反思的标志性事件：23 岁的女大学生乔蒂在公交车上遭遇性侵，这一案件不仅激起了印度全国范围的抗议游行，也推动了相关法律的修订。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 —— 部分未成年女性遭遇侵害、女性因拒绝追求而被报复等事件，反映出性别暴力在部分地区的普遍性。

这样的案例，在印度只是冰山一角。2014 年，印度北方邦两名未成年姐妹（14 岁和 15 岁）被轮奸后，被吊死在芒果树上，施暴者中竟有当地警察；2020 年，一名救护车司机在运送新冠确诊女性时，对其实施强奸；2021 年，印度一名女实习医生在医院休息时被奸杀；2024 年，新德里一所女子大学举行庆祝活动时，数百名男性翻越围墙闯入，对女学生进行性侵，而保安和警察全程冷眼旁观。

如果说性暴力是突如其来的劫难，那么童婚和嫁妆制度，就是慢性的谋杀。在印度，70% 以上的女性在 15 岁之前就被迫结婚，最小的新娘年仅 6 岁，穿着不合身的婚纱，嫁给比自己大几十岁的陌生男人。

童婚的盛行，与印度的宗教和社会观念密切相关。《摩奴法典》规定女童应在月经来潮前完婚，否则就是 “罪人”；而家长们为了避免女儿被性侵（在印度，被性侵的女性会被视为 “不洁”，难以出嫁），也为了减少嫁妆支出（女孩年龄越小，嫁妆越少），只能早早将女儿推入婚姻的火坑。疫情期间，印度童婚率更是飙升 60%，5584 起童婚事件被曝光，很多家庭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将未成年女儿当作 “商品” 嫁出去。

而嫁妆制度，则是压垮印度女性的另一座大山。与中国不同，印度的婚姻是女方出嫁妆，而且金额高得惊人 ——21 世纪后，印度嫁妆通常在 5-10 万美元，对于每天收入仅 2 美元的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天价。如果嫁妆达不到男方的要求，新娘就会遭受无尽的虐待，甚至被活活烧死，官方将这种死亡称为 “嫁妆死亡”。

数据统计，印度每年因嫁妆不足被烧死的新娘高达 9000 起，平均每天 20 人。2024 年，焦特布尔一名讲师因不堪嫁妆骚扰，点燃自己和女儿后死亡；北方邦一名女性，只因嫁妆里少了一辆摩托车，就被丈夫和婆婆泼油焚烧。而这些案件的定罪率不足 30%，很多家族为了 “荣誉”，会选择庭外和解，让凶手逍遥法外。

在印度，对女性的压迫，从出生前就开始了。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生女儿” 被视为诅咒，无数女婴在出生前就被堕胎，出生后被溺死，形成了一条 “性别灭绝” 的黑色产业链。

数据显示，印度每年被流产和溺死的女婴高达 100 万之多，自 1990 年代以来，已有超过 1000 万女性胎儿被非法堕胎。在印度北部的 132 个村落，曾出现过 “新生婴儿全是男婴，无一女婴” 的奇葩现象。如今，印度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 4000 多万人，每 1000 名男性仅对应 929 名女性，6 岁以下儿童的性别比更是低至 1000:914。

而对于已婚女性来说，“萨蒂制度” 是悬在头顶的利剑。所谓萨蒂，就是妻子在丈夫死后，必须在火葬堆上自焚殉葬。这个源于印度教神话的陋习，曾导致无数女性惨死。1812 年到 1815 年，仅三年时间就有 8000 多名女性被萨蒂；1948 年甘地火化时，数十名女性冲进火焰中自愿殉葬；1987 年，拉贾斯坦邦 18 岁的鲁普・坎瓦尔在丈夫葬礼上自焚，引发全国抗议；直到 2008 年，还有 75 岁的女性参与萨蒂仪式。

更令人发指的是，萨蒂制度的变种 ——“水祭”，即用女婴祭祀水神，祈求生下男婴。在这种陋习下，零岁女婴被活活溺死在水中，成为宗教祭祀的牺牲品。这种从出生到死亡的性别歧视，让印度女性陷入了 “生不如死” 的绝境。

即使侥幸躲过了堕胎、童婚、暴力，印度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歧视。在教育方面，印度女性识字率仅为 64.63%，比男性低 16 个百分点，有超过 1.8 亿女性是文盲；在农村地区，女孩辍学率高达 60%，很多家庭认为 “女孩读书无用，不如早点嫁人换嫁妆”。

在卫生方面，印度只有 12% 的女性使用卫生巾，其余女性只能用旧报纸、布条、树叶度过生理期，70% 的生育疾病都与经期卫生相关。这背后，是宗教对月经的污名化 —— 印度教认为月经是 “不洁” 的，经期女性会被隔离，不能进入寺庙，甚至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饭。

在就业方面，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 38.7%，即使参加工作，也只能从事低薪、低端的职业，工资比男性低 30%-40%。富士康等企业甚至系统性拒绝招聘已婚女性，理由是 “已婚女性有更多家庭责任”；在甘蔗种植业，女性为了不被解雇，竟然选择摘除子宫，因为怀孕就会被立刻辞退。

而在司法和社会层面，女性更是孤立无援。印度强奸案的定罪率仅为 27%，很多受害者报案后，不仅得不到正义，反而会遭受二次伤害 —— 有的被警察强奸，有的被要求 “嫁给强奸犯止损”。印度教首领甚至公开宣称 “被强奸时，女性应该享受这一切，高呼神的名字”；一名辩护律师更是直言 “如果我的姐妹失贞，我会亲手倒上汽油将她烧死”。

印度女性的苦难，绝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宗教洗脑、社会默许、法律失效三者交织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是思想上的毒瘤 —— 整个印度社会对女性的物化和歧视，已经深入骨髓。

印度是一个 “伪装成国家的宗教”，印度教的教义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摩奴法典》将女性定义为 “男性的附属品”，《奥义书》宣称 “女性是通往地狱的门户”，这些教义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了全社会的 “共识”。

在这种宗教洗脑下，女性自己也开始认同这种压迫。很多印度女性认为 “服从丈夫是天职”“殉夫是光荣的”，甚至会主动维护这种制度。当萨蒂制度被英国殖民当局禁止时，竟然有印度女性上街游行，要求 “保留殉夫的权利”；当政府推广卫生巾时，很多女性拒绝使用，认为这 “违背教义”。

在印度，男性作为既得利益者，对女性的压迫采取了集体纵容的态度。从宗教首领、政府官员，到律师、警察、普通人，几乎所有男性都认同 “男尊女卑” 的观念，甚至将对女性的暴力视为 “理所当然”。

2012 年黑公交轮奸案后，德里警局局长竟然宣称 “德里是非常安全的城市”；印度中央邦内政部长更是直言 “强奸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保莱坞导演丹尼尔建议 “女性应该随身携带避孕套，配合强奸犯以避免死亡”；印度医学会领袖则表示 “被强奸的女性，有自尊的话都会去死”。

这种 “受害者有罪论” 的泛滥，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让受害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当一名女性被性侵，人们首先指责的不是凶手，而是 “她穿得太少”“她不该晚上出门”“她不够检点”，这种病态的社会观念，成为了暴力的温床。

独立后的印度，虽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女性的法律 ——1929 年禁止童婚，1955 年赋予女性离婚权，1987 年禁止萨蒂，2005 年出台《家庭暴力法》，2023 年通过《女性力量赋权法》为女性保留三分之一议会席位 —— 但这些法律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由于司法效率低下、警察不作为、腐败严重，很多案件迟迟得不到审判，凶手逍遥法外。印度强奸案的一审平均需要 5 年以上，很多受害者在漫长的等待中失去了希望；而嫁妆死亡、童婚等案件，由于家族的干预和地方势力的保护，定罪率更是低得可怜。

更讽刺的是，很多执法者本身就是性别歧视者。在女子大学群体性骚扰事件中，警察全程旁观；在很多强奸案中，警察不仅不立案，反而会威胁、侮辱受害者，甚至对受害者实施二次强奸。法律的失效，让印度女性失去了最后的庇护。

尽管处境悲惨，但印度女性的反抗从未停止。从古代的巴克提运动女圣者，到现代的女权 activists，她们用自己的勇气和牺牲，为黑暗带来了一丝微光。

很多印度女性在遭受暴力后，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与不公抗争。比如那位四次被泼硫酸的女性，即使遭受了无数次伤害，依然坚持上诉，从未放弃寻求正义；阿鲁那发明了低价卫生巾生产机器，让更多女性摆脱了经期卫生的困境，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印度合伙人》，激励了无数人。

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开始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危害，加入到平权运动中。宝莱坞演员阿米尔汗是其中的代表，他制作的节目《真相访谈》，大胆揭露印度的童婚、重男轻女、性侵等社会问题，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他的电影《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讲述了女性追求自由和梦想的故事，改变了很多印度人的观念。

2012 年黑公交轮奸案后，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无数男女走上街头，要求严惩凶手，改善女性安全环境。这场抗议推动了印度政府修改强奸法案，加重了对性侵犯罪的处罚。

虽然执行不力，但印度的法律一直在进步。2023 年通过的《女性力量赋权法》，为女性保留了三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地方政府中，女性代表比例已经达到 46%，超过了 33% 的法定要求；2024 年，印度女性选民投票率达到 65.8%，首次超过男性，这意味着女性的政治影响力正在提升。

然而，这些进步与印度女性所遭受的苦难相比，还显得微不足道。要彻底改变印度女性的地位，需要推翻宗教的精神枷锁，改变全社会的性别观念，完善法律的执行机制，这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各位观众，当我们看完印度女性的故事，内心充满了震撼和沉重。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为何会对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如此残忍？一个自称 “文明古国” 的民族，为何会容忍如此野蛮的陋习？

答案或许很复杂，但核心只有一个：文明的底线，是对女性的尊重。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社会，无论经济多么发达，科技多么先进，都算不上真正的文明。印度的悲剧，告诉我们性别平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用法律、用制度、用全社会的努力去捍卫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们生活在中国，虽然历史上也有过男尊女卑的观念，但如今 “男女平等” 已经深入人心，女性享有受教育、就业、参政等各项权利，这是我们值得珍惜的幸福。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女性正在遭受压迫和苦难，她们需要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最后，我想说：印度不是 “一个不存在女人的国家”，而是一个让女人无法好好活着的国家。但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印度女性的觉醒和抗争，总有一天，她们会摆脱压迫，获得应有的尊严和自由。

愿每一个女性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愿每一个生命都能自由绽放。